《中国地图册》

1968 年初春，母亲在北京的地坛公园中对我讲：“我们确有困难，但也不能失去理想。家里掏一些路费，你出去认识一下祖国吧⋯⋯”

我和母亲并排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旁边并没有游客。我已经半个多月在外边“躲避”了——今日火车站，明日亲戚家，因为北京正在轰赶外地人，而我已成了“新疆人”，探亲的日期已过，没有理由再于首都停留了。如果是“红五类”出身的青年，硬呆在家里，街道上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可我父母是“摘帽右派”，街道上不容情，单位里也指责，父母难以承当如此的重压。家里不能呆，回新疆怎么样？可消息传来，新疆武斗刚升了级⋯⋯

百般无奈，母亲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我只能出去了，身上没有任何证件。那时，没有有效的身份证明出外旅行是危险的，旅途中，旅馆里，随时有人检查，一旦查出“没有合法身份的人”，就可以扣压和审查你。

我的行李必须大大紧缩，越简单越好。因为路途不安全，行李多了反而引起小偷的注意。再说，一旦遇到武斗和动乱，撒腿就跑是上策，行李自然就不要了。

可是尽管这样，我依然没有忘记要带一本《中国地图册》。它是 1965

年才出版的，小 32 开，塑料封面，最普通不过了。

在此之前，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喜欢、爱好收集地图的人。他们注意地图的“版本”，即使是同一张地图，他们注意是什么年月出的，是哪里出的。他们除了收集“一般的”地图，还收集分类（即单项的）地图，比如军事的，航海的，矿藏的，以及其他。他们甚至收集重要人物用过的地图，比如著名军事家打仗当中用过的，上边有他们用红铅笔画过的记号⋯⋯我父母就有这样的朋友，以往我听他们叙说时，心中既艳羡也敬仰，承认这是一门很苦也很有意思的学问，是通过地图这样一种人类近代以来才出现的物质材料，去牵系和反映整个人类的近代史。

但是在 1968 年我被迫离京的时候，就全然没有这种潇洒和从容。我带的是一本最不会起疑的“书”，因为身在旅途的人，带一本地图册还不应该吗？它虽然很不“起眼”，但对于我也足够了，它可整可分。可整，是说它有全国的行政区划图，有全国的自然地貌图，有全国的公路、

铁路、航空交通图；说分，每个省区都有一张图，每个市、每个县、每个镇都有准确的标明。

在随后一年半流浪的时光中，我带着它上火车、进轮船，我总是打开省份图“盯”进去看。尤其是乘坐长途汽车，我更是不离手。可能是车窗旁的一个座位，我望一眼地图，再转睛望起窗外——那天，那云，那流逝去的风景，都让我进入昔日的“时间隧道”——我默然想 30 年前、

300 年前、3000 年前的这一刻和这一地区，可能发生过什么，可能是什么人因为什么事情来到并改变过这里的历史。这儿的“30 年前”、“300 年前”和“3000 年前”，都是约略的数字，事情不可能这样凑巧，我也不可能全都知道。但是，我可以在行前行后向附近的人打听，打听到多少算多少。

当我打听到若干“生动的”事情之后，心中总是浮想联翩，于是在车窗旁便浮动起诗思，开始构思起我的旧诗。昔日我读过聂绀弩的旧体诗，他只写七律，如今我也只写七律。我总是整体上先把握一下要写的事物和我要表达的感情，争取先“跳”出一两个比较好的句子。因为类似“平平仄仄平平仄”或“仄仄平平仄仄平”的格律早就印在了脑海中，所以每次“跳”出来的句子，也都符合这样的格律。有了这样的句子（指最后的那个字），一般也就有了韵脚。于是，越是窗外风景飞掠，我的诗也完成得越快和越好。我体会，这很像国画中高速运笔产生的“飞白”，慢吞吞是得不到“飞白”的。只有极少时候，我在某一句上卡壳，于是便翻出另一本不是书的“书”——《诗韵新编》，很快地翻到那个韵部的那个声（阴平上去）。因为《新编》中这个韵脚“连”着许多字，所以我很容易引起联想，诗也很容易最后完成。

——我在旅途中看地图，随之写一些格律诗。这使我的旅途充满诗情，最初要借助《诗韵新编》的帮助，后来就彻底丢开了，我把它挂号寄回了北京，虽然它的封面已经残破，但毕竟帮助过我，我舍不得丢掉它。他年之后重睹，会引起我的忆念。

每到一“站”（指需要停留若干天的地方），我习惯把写好的诗寄走。不一定寄北京的父母，我怕那儿不“安全”，所以经常寄给五湖四海的逍遥派朋友，他们没“事儿”而有闲情，估计能保存下这些东西。等到将来太平了，我再把它们搜集到一起，再做统一的加工整理，就像聂先生当年从北大荒回来时，利用在北大荒写七言古诗造成的冲动，又重新写成七律时那样。

在旅行到一年多的时候，我实在是疲惫和困倦了，决心只要哪天稍稍显现出太平的迹象，我就一准回新疆去。再不能个人这样浪迹天涯了。等流浪到一年半的时候，党的“九大”开幕，我正在山西太谷。当我听到王震当选为中央委员时，心想新疆当初造的谣言（说王是北京“五·一六”的第六号黑后台）也就不攻自破，我决定立刻由山西直回新疆。我北上包头，经呼和浩特去兰州，然后远上乌鲁木齐⋯⋯这一次是在火车的车窗旁，我“跳”出了七律当中的一联：“还经呼市穿乌市，直下黄河奔塔河。”

我心十分愉快，因为想起了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千古对照，不分强弱。

唯一遗憾的是，当我又拿出那本《中国地册图》时，发现最南边还有四个省（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没去。“希望他年婚后，能和妻子同去”。——我在内心深处，这样对自己说。

这本地图册至今仍在手边，每逢出差，我还习惯带上它。可有过几次，就发觉它确实是“老”了。一些叫“县”的地方，如今都改成了“州”。其实“州”是古名，这当中又有个“否定之否定”。

京风京韵

离开北京 15 年，终于重又回家——可以踏踏实实工作了，可以安安然然吃饭和睡觉了，更可以深入到书斋深处读书了。

我终于圆了自己的旧梦。让我最感动的，不是奋臂高呼的豪言壮语以及街市上的“红海洋”，而恰恰是旧城区遗留的京风京韵。它让我想起童年，让我想起青年时期颠沛流离的苦楚，让我想到苦尽甘来之不易，更让我坚定了信心——再不能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了。

有朝一日，我也要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