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前书后

《青铜器图释》

60 年代初期，我一度失去了“单位”，形势危急，十分的苦。

今天的青年人听了——那又有什么！不怕没“单位”，就怕没本事！ “单位”不合适，还可以辞去了另找！今天的个体户不都是没“单位” 么？下岗的人不也没“单位”么？

那年月可不是这样。每个城市居民都要同时受到两层管辖。一层是户籍，就是你住在哪里。得让管“片”的民警承认和管理你。二是要有自己的“单位”。学生要有学校，在校学生有病可以休学，千万不能退学，一退就没“单位”了，一没“单位”就没“合法身分”了，以后再想求学求职就难了。

那时，我就碰上这倒霉的第二条。 1960 年我高中毕业，挺好的成绩却只考上北京工农师范学院中文系，属二类学校，但总算是四年制。这个学校是 1958 年大跃进的产物，一切白手起家，简陋之极，我很不高兴。刚上没几个月，就赶上院系调整，学院就动员一批身体不太好的同学休学，其中有我，因为体检表上注明中学时代有心脏病，体育免休。我没犹豫，休就休吧。心想正可以准备一下功课，明年另考一个好大学。第二年，休学期满，学院已并入北京师范学院，后者则动员我退学。父亲找到学院去问——是不是因为双亲被打为右派的缘故。回答否，只说院系调整，学生名额多了，一定要减。校方还举例说，和我同班有一个病歪歪的干部子弟（女生），同样也得退学。父亲没话，回来了。我本来也不太“在意”这学校，就办了退学手续。可后来没多久，学院就又把那女生“请”回去了。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一幕，她完全就是一个“托儿”。

且只说我。一回家，表面上再没人管我了，可实际不然，民警会时不时进家找我“谈话”。当然，态度是客气的，只是问问平时的生活安排，并不问我对未来的工作设想。那年月找工作很难，如果街道上分配到去某工厂的名额，那真像一块香饽饽，多少人争啊抢的。最后，也只有那些出身好而家里又穷得揭不开锅的青年，才轮得上入选。

对此，我则不屑一顾。对于前途，我是既坚定又茫然。说坚定，则一定要干“文化工作”；至于到底干什么，则又心中无数。沈从文伯怕是我们家的常客，他对我父母说：“弟弟（他总这么称呼我，我父母也这么称呼他的儿子）应该抓紧年轻的时候多学些文化，否则年纪一大， 就记不住了。”于是，我一度全面开花——诗词、国画、京剧⋯⋯什么都来，到处“拜师”。搞了一段，心里也没了主意，父母遂又问计于沈。

沈对我父母说，“问问弟弟，愿不愿意跟我学文物研究？” 可文物的范畴也太宽泛了。

“那么，不妨从青铜器的欣赏和鉴定入手，就先看一些这类书吧。” 沈开列了一长串书籍名单，有铅印的，也有善本的。沈还向我父母

说，“弟弟古文不错，能看没有标点的古书；听得懂我的湘西话，看得懂我的毛笔字。如果要干，就要趁早，趁我现在还有挑选助手的权利⋯⋯”

于是，我拿着这份儿书单，每天骑车到北海旁边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一去就是两个半天，因为中午回家吃饭。把书包存在门口，只带笔

记本和一个喝水杯子进去。

我连看了一个月。那时脑子真是好使，书上的文字并不难懂，只是太枯燥，读得我痛苦不堪。一直到这时候，我才发觉了“文化”和“文艺”的区别。敢情我的性情是倾向艺术的，我倾倒于热闹和疯狂，而不堪于研究文化的坐冷板凳。

我转而注意图书馆中的其他读者，绝大多数都有“单位”，他们按时来也按时走，他们看书是分内的工作，看多看少一个样，快看慢看一个样，闭眼睛休息也同样挣工资。

但我发现期刊阅览室中有一位不肯按时走的读者：姓陈，男性，年纪 20 岁上下，驼背很厉害，从不多说一句话。每天一早来，闭馆才走， 中午都不回家。他每天借阅各种新到期刊中的文艺作品，不断给各种期刊投稿。投中的不多，且“块头”很小。

我和他渐渐认识了。他奇怪我为什么要读青铜器的书。我如实以告， 他摇摇头：“太苦了。”

我问他想干什么，他说，“现在先发表些小文章，将来到报社、杂志社当编辑。”

我去了他的家，就在府右街的南段路以西的胡同里。家境并不太好， 给他在院子里单盖了一间简易房屋，10 平米，一尘不染。作为男性，也有些洁癖了。

我整天看青铜镜（沈要我集中到镜子上来），同时也看他——应该说，他是我的“又一面镜子”。他的确是苦，可我又何尝不苦？如果我跟随了沈伯怕，大约此生就要每天如此机械地生活

我犹疑起来，更痛苦起来——母亲发觉了我的情绪变化，让我有什么话直接找沈伯伯说。我去了，沈问我“还读得进去么？”

我不说话，是不能回答。

当时是夏天，沈的那间小屋子太热，吃完晚饭，他和我并排坐在他的门口，那里可以看见一角天空。他说：“你看，天上有那么多明亮的星星，这颗是茅盾，那颗是巴金，又一颗是老舍⋯⋯”

我知道解放前在国统区有一个“四大作家”的说法，除了上边三位， 最后还有他。我问：“您在哪儿呢？”他举起那只小而胖的手，摇了摇说：“早没有了，我现在在故宫博物院当说明员，就很好。真的，要想当好说明员，还不容易呢⋯⋯”

沈伯伯自一解放就改换了他的工作，他找到了自己的出路。可我， 学了半天青铜镜，可镜子中却照不见我的人影⋯⋯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

上大学的女儿从学校图书馆中给我借回这部书，英汉对照，上下两本，根据莎士比亚 20 个戏剧故事改编的散文。我打开到英语部分反复“相面”——是吗？⋯⋯不错，它就是！但当年不叫这个名字，且翻译者不是我所熟悉的萧乾伯伯。萧译于解放初期，此前它还有几个译本，名字都很怪，有的叫《澥外奇谭》，有的叫《吟边燕语》，然而我在 60 年代初期读的，只有英语部分，汉语书名被称作《莎氏乐府》。

它的文字比较古典，句子往往很长，时常要由五六个分句和一个主

句组成。主句短小，不显眼，喜欢隐藏在某个角落，你不留意还真找不到它。分句则又长又漂亮，词汇比较古雅，用老辞典才找得着。文法更是复杂，绕来绕去，让读者摸不着头脑。我已不记得是从哪儿搜罗出来， 一看就满心欢喜，于是试读了一两篇。发现难度颇大，便带着它去找我的英文老师张友松先生。

张先生是老资格的英语翻译，好像和曹靖华同辈。他主要翻译马克·吐温的作品，1957 年获罪，被戴上右派帽子。他原先是“有”工作的，但经过了 1957 年，不知怎的就没了工作——不知是自己辞去的呢， 还是被组织上开除的呢？反正从我认识他的时候起，他就成了专业翻译当中的单干户。反右之后，不允许他用原来的名字翻译书了，几经商量， 他便有了一个笔名“常健”。他曾经要求恢复他的公职，但一直被搁置， 于是他每翻译出一部书，便拿一笔稿费。他和他不工作的太太就靠这活着。在 60 年代前期，国家的外文翻译任务就少，哪儿就轮到了要他去翻译？再说，即使让他翻了，即使书也出了，稿费的发放也要过些时日， 哪里能今天出书明天就支稿费？可他和太太都要吃饭啊！他为此常常发脾气，时常为发稿费的问题和社里吵架。要是一般人还好说，可他是右派，居然也脾气挺大，结果弄得社里挺烦他。他总和周围的关系搞不好。他说他想搞好，但总是没搞好。

他和我父母很熟，什么时候熟的和怎么熟的我都不晓得，但让我在学戏之余还学英文，是母亲的主意。她说：“多学点没坏处。我当初来北京上大学，就学的是英语。后来搞新闻去了，虽说基本上放下了，可遇到偶然情况，比如抗战中去张家口，是和几个美国记者一块乘坐美国军用飞机去的。机舱挺小，装不了几个人儿，我就在机舱中用英语和他们对话。他们很惊奇，惊奇中国记者也能会英语，于是很佩服我也很敬重我。”

我说：“学京剧还学英语干什么？难道要用英语唱戏？” “出国唱戏时，会点英语总没坏处。” “我还不知道到哪儿干京剧呢！” “先别管到哪儿干，乘现在年轻先学着，没坏处。等老了，想学也

学不动了。”

“⋯⋯”

尽管我始终“保留意见”，但母亲就一意孤行起来，她去到西城缸瓦市找到张先生，要他每周教我三次英语。他们是熟人儿，一说就妥。第一次登门，是母亲陪我去的。自第二次开始，我就独往独行了。

张家住在缸瓦市以东的一条胡同里，张先生住的是三间北房。张家就老两口。张的书桌上有一个倾斜的木板，那上边是他的稿纸——译稿，木板旁边是几部摊开的大辞典，他随时用得着。图个方便，一伸手就“够得着”。他教我是在饭桌边，教材都是他选的通俗故事。本来我建议用

《北京周报》，他不同意：“太政治化，英国人平时哪儿用得着。再说， 都是中国式的英文。”他不教我会话，而着重在笔译。“我是翻译，我的会话就不好，你学英文不会是当口译，学点笔译，无论用不用，总没坏处。”

“总没坏处”——这口风跟我母亲挺相似，说不定就是我母亲灌输给他的。但师道尊严，人家准备好的教材，自己总不能不念吧？

他生活中有些怪僻。冬天睡觉嫌被子沉，便用粗铁条弯了一个半圆形的拱架，放在床单上。晚上睡觉，他睡在床单上，上边是这铁条弯成的拱架，被子再放在拱架上。这一来，保暖依然保暖，被子却“压”不着他了。他家还养鸡，可每天关在笼子里，从不放风。久而久之，母鸡就下了软壳的蛋。张先生也不着急，就出去从缸瓦市的西药房买了些钙片，用它喂鸡，果然蛋壳就硬了。为此张先生特得意。

我跟他学了好长时候的“英翻中”，但词汇量没多出多少，倒是中文的嵌词造句提高了不少。我不敢公然反对老师的教法，于是婉转建议“丰富”一下教材。我用了“丰富”一词，老师没留意，顺口回答：“你自己也找找吧。”

我找了，找的就是《莎氏乐府》。

我带着《乐府》去见老师，一看原文是“看”过的——每个生词旁边，我都用红笔注了音标。

“看来，我挺喜欢这种英文的。” “它的句势复杂，分析清楚了，再难的文法也不怕了。”

张先生没多说什么，给我耐心地解释。但他后来在学习完的闲谈中讲，“我不反对《乐府》，但主张你现在不要太迷恋它。学英语，不在乎用多少生涩的单词，关键倒是那些常用词，通常一个词会有许多种用法，你得一个个都能分辨清楚。这最难⋯⋯”

张的个性很强，他教我不但不收学费，反而还“倒贴”。每次我去学的那个晚上，他都预先从东城一家专卖西式点心的铺子买来“洋点心”，以备教完之后闲谈时品尝。我这人不客气，但对他也有些敬畏。他讲的道理我虽然不完全赞同，但以后就没有再钻《乐府》。

后来我去了新疆，和他一别多年，再没有见到。只知道他“文革” 初期很受了些苦。大约是出版社中有人批他传播“封资修”（重点是资和修），他不服，并且和人动手打起来，结果后来闹了个头破血流。大约很久很久之后，曾接到他一封发自成都的信，讲自己 50 年代遗留的问题至今还遗留着，如今是和儿子住在一起，也不去想它了。

他寄这封信时已 80 多岁了，如今很长时间没通音讯，不知他现在在哪里？我默望南天，祝愿这位虽有怪僻却心地善良的老人晚年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