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求凰》

编剧吴祖光，1963 年见到的是打印本。在谈剧本之前，需要谈一谈我怎么认识他的。

大约是在 1962 年夏秋，中国戏曲实验京剧团上演了根据郭沫若话剧

《武则天》改编的同名京剧，武则天由曲素英扮演，上官婉儿由刘长瑜扮演，其他阵容也都不软，社会上反响很好。唯独有一点是反常的，广告上没登改编者的姓名。但从演出效果验看，节奏是流畅的，文笔是清新的，捉笔之人肯定是位行家里手。似乎也没有心去打听，答案自己就跳出来了：改编者是吴祖光！我无意中向母亲谈到对这个剧本的一些想法，也包括对演员设置的看法，母亲听了很高兴，说：“你应该当面向祖光谈。”我讲自己又不认识吴先生，母亲爽快地说：“我认识呀！” 当即要我把看戏心得写成文字，她又附了一信。寄了出去。没两天，母亲就接到了回信：

子冈兄：

来信收到，并仔细读了你家徐公的意见，他不仅是戏剧爱好者、京剧的内行，还是我们剧团的知音，年轻有些造诣，可敬可爱。有时间我很愿意和他见见面，以收切磋之益。城北徐公是千古美男子，邹忌尚且钦服，祖光能不倾倒。我平常晚上在家时多些， 希望他什么时候打个电话给我，5.2980⋯⋯

那时的我，是个“见梯子就上”的人。我带着景仰和惶惑交混的心情去了。和吴先生谈了这个戏，又问吴先生最近正忙什么。他说， 正在写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故事，名字准备叫做《凤求凰》。我想借本子看看，吴说，正在打磨唱词。说着，从抽屉里取出一些废旧的小卡片， 正面都是写过了的，是科技方面的东西，背面则被吴先生利用了。每段唱词他都改来改去。有的是改意境，比如有一句原来是“刹那间慰却瘦

魂灵”，被改做“刹那间此身到蓬瀛”；也有的是为了协调平仄，我当时也正在念旧体诗，对平仄很敏感。

总之，我把这些卡片带回了家，反复揣摩，收益不小，至少对后来改编《艳阳天》为评剧起了很大作用。

吴先生还说，他这出戏有意要写一个“戴胡子的老生”谈恋爱，这在以往的京剧中是没有的。就凭这一点，就肯定“拿（吸引）人”。我问准备请谁来演，他先是微笑而不答，我问紧了，他才讲自己瞄着的是李少春和杜近芳。我听了真是羡慕，因为李、杜都是我景仰的演员。我根据自己有限的审美经验，也在设想这出戏到了台上会是什么样儿。

不久，吴先生打电话告诉我，第二天晚上，李少春等人到他家里谈本子，如果我有兴趣，欢迎旁听。我当然为此雀跃不已。第二天准时去了。到了他家不久，贵客相继来临，他那间客厅几乎被坐满。坐在正面的是李少春和中国京剧院的头号编剧范钧宏，坐在侧面的是范的搭档吕瑞明，吴自己坐在对面，不时把一个口袋中的花生米，倒进各人面前的小碟子里。那时困难时期还没完全过去，这点花生米是很能让人“提精神”的。大家谈得都很尽兴，并且显现出各自的性格特征。比如吕瑞明的快，他时常能“跳”出让其他人叫好儿的“点子”；比如李少春的才气，他连说带比划，脸上满都是戏，不化装比化装还好；还比如范钧宏的沉稳，他貌似脑子慢，可能很长时间不说话，但只要发了言，往往就“一言中矢”，力如千钧。吴呢，他是谈笑风生，完全置身“戏”外， 那股潇洒劲儿，好像谈的不是自己的本子！

后来，这个戏不知道什么原因没能上演。我有点遗憾，吴先生反倒无所谓。我后来去了新疆，再后又去了河北。15 年后，等我打算回北京时，吴先生利用各种场合为我制造舆论——这是我调回之后听说的，他从来没当面向我讲过。

当我准备出版《梅兰芳与 20 世纪》求他作序时，他高兴地答应了。他在序中提到当年我向他借卡片的事儿，他讲那些卡片虽经“文革”却没有遗失，只不过搬家之后不知放在哪里了。

我讲一旦发现，请一定告诉一声，我一定再来摩挲一番。他答：一定。

当我这次写完文章，又把这封信带给他看时，他久久无言，半晌才讲：“看来，当初我写这封信，还是挺认真的⋯⋯”随手又从书架上拿出这本《求凰集》，内含《凤求凰》、《三打陶三春》和《红娘子》三个剧本，1980 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第一版，曹禺先生序，曹辛之先生封面设计。

历史有时是捉弄人的，但归根到底，又给勤勉的人以好的结果。 我即说道：“您的认真，结果就带出我的认真。直到今天，我依然

是认真的⋯⋯”

他想了想，微笑了。

我为自己的这番话，也微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