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艺人家》

作者黄宗江。他可是我的一位重要的老师，我琢磨他的人，胜似研究他的路；研究他的路，又胜似阅读他的书。所以光看这一篇文章，远不足以代表我把握他的心得。

这篇文章却只说阅读他的书。解放前夕，黄以此题出过一个薄本儿， 解放后几十年过去，仍用原题增加新写的，成为较厚的一本。可是在我读来，很奇怪，总觉得从前的薄本儿更飘逸、更空灵、更有文化气，和描写的东西保持距离，高高远远的，作者也在飘忽中保持着独立。我总觉得这一部分，可以同时凌驾在中国的戏剧史、散文史和美学史所共同构成的框架上，空前而且绝后。

我比宗江老师小 20 多岁，看他那个用土纸印刷成的薄本时，总给我一种历史的沉重感。他抗战时期活跃在山城重庆，演话剧也写话剧，有着“山城四大名丑（之一）”的美称。在精神上获得自由的同时，无须掩盖物质上的贫乏。他身体不好，得了肺病。一方面，他心中只有“你， 可爱的艺术”（此语原出舒伯特，不久前成为他一本书的书名），但吃饭问题并不因此就得到最后解决。

我说他“精神上获得自由”，也因为他的不成熟，他需要同时面对诸多艺术——话剧、电影、戏曲，以及四川能够遇到的一切文学和文化上的形式。在抗战时期，进步文化人面对着的整个国统区，不要说今天的我看不真切，就连当时的他也未必能看准说准写准，一切都在磕磕绊

绊中前进，昨天说不准今天，今天又安知明天和后天？另外，黄手中的这一支笔，也正处在一种挥洒的磨练中。挥洒，是说用时必须有一种速度；磨练，是每一次的挥洒都可以积累经验，下一次有可能干得更挥洒也更成熟。黄曾很得意后来有人谈到他那时的文章，是“不是散文家的散文”。我想，这么说就很准确。正因为是“走向成熟的不成熟”，所以他才有生气和有前途，所以这些文章尽管留在土纸上，却也一样的可以让同时代人（甚至是后人）难忘和激动。

那么，回过头来再看后来增写的部分。那仍然保持了作者的一贯风格，并且有许多还十分精彩。但是，我却能感受到它们与前者的不同。一个是，作者自身的投入程度减弱了。啊，作者有了职业（剧作家）， 这就又带来了有使命与有工资。再写文章，也就需要是使命感的一种流露，同时工资让生活安定了，何况写文章还有稿费呢？这样一来，后写的文章似乎就少了一种艰难的困惑，也就少了一份儿震撼人的雷音。我大概是在苛求了，难道我是希望让文人没工资也没使命的么？这么说前辈，难道我希望这种状态在我身上实现么？但是，黄老师毕竟是同时期人最敏感到这一问题中的一个，他企图接触它和解决它。

再有，解放了，各个领域都有了生气，在赢得成绩的同时，也发生过这样那样的摇摆，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可我们的舆论世界（也包括文章），从一开始就不主张看到和表现它们。谁坚持这样做，谁就倒霉。当然，处在官位上的人，有时需要硬把白说成黑，这也是无奈，但说久了，或许也开出一条“路”。

宗江先生显然不满意这样的“路”，他很小心也很艰难地“跳”着走自己的路。他不往“官儿堆”里扎，但有时那边会好意想到他，也是没奈何。他顾念昔日的老友，他很深沉也很真挚地顾念起昔日的艺术。也只有他，才会深情地喊出：“你，可爱的艺术！”

他心目中的艺术不止一种。有话剧，有京剧，有电影，或许还有散文，还有由他开创的“剧评学”。他的确能（也会）把很难写的剧评写得很生动，遂在“剧评界”形成此谓。他在整个文化界的站位，就在这一片“多角地”的当中。他十分尊崇这块“多角地”，并且和每个“角” 上的旗手都保持亲密关系，他一方面和旗手为伍，同时又仔细打量和研究着他的朋友们，力求在这个不规则的“多角地带”开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沃土。由于缺乏规则，由于前无古人，所以他干得很艰难，也干得少人理解和支持，他也很难带出一批“自己的徒弟”——我想自己应该算一个，只是有时“不肖”就是了。

但不管怎样，他从来不会泯灭心中的理想。他是把（各种）艺术摆在“至高无上”位置的人。

时至今日，越是社会开放，越是艺术的处境艰难，我就越是容易想起他，他在“多角地带”植根的事业也就越发应该得到重视。

如今，像黄宗江这样的“剧人”已经不多，换句话说，已是彻底断代了。我不由得感到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