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作家直接印象记》

陈纪滢著，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1986 年 8 月第一版。陈是老《大公报》人，比我父母还早若干年，并有过几年的同事兼邻居的关系。后来陈就脱离《大公报》干别的去了。 50 年代他是台湾的资深立法委员，

在 80 年代退休。这本书就是在他和我父母在 80 年代恢复联系后隔海寄

来的。书名虽为“作家”，实际包括了 9 名作家和 7 位记者（我父母在内）。我在粗略翻阅一遍之后，最深的感慨就是他书名上的“直接”二字。

写人当然是不能离开“直接”的，比如今天记者的采访，总都要先约定一个时间见面，记者提问题，被采访者回答。然后记者回去写采访录，以供报纸的读者了解被采访者的动态。这种采访多是即兴的，多数记者“写完就完”，同时读者“看完也完”。但这本书有些不同，陈纪老的“直接”，不是当年一“直接”就想写文章发表的。他先交朋友， 先认识对方的“人”和“德”（甚至包括工作方法）。一方面自己认识对方，也让对方认识自己。如果双方觉得都还满意，就继续深交下去。陈在这本书中写到的 10 多个人，大都属于这种情况。

他在几十年后写这本书，不同于记者写单篇文章在当时发表。几十年后“直接”写书，是“总括”起来写一个人，写这个人在历史积淀后的位置和作用，这就需要作者在动笔之前做一些总思索。陈恰是这样做的，他需要仔细回忆，有时回忆不清楚了，还要找有关的人去谈，以期打开记忆的深层。到了下笔之际，娓娓谈来是他的特色，他给你如数家珍，不慌不忙去引人入胜。

写我父母的那一篇，不仅历数了我父母的成长过程，还穿插了一些轶闻，比如当年的恋爱经过。他说，“后来子冈回到南方，有一个时期住在上海。她为了试探徐盈的诚心，请他把北平的糖葫芦儿买各色的（不同材料）几十枝为她带到上海。徐盈因赶着春季入南京金陵大学，于是在那一年年底，便把子冈所要求的完全达到。子冈试验成功，就决心嫁给他。后来他俩还是回到北平去结的婚。”

我还是头一次知道这段故事。如果在新闻中平铺直叙，第一次这么讲的人当然是会有效果的，第二次再说就有点“贫”了。可陈纪老下面又绘声绘色摆开了一个有他自己在场的小镜头——

子冈对我说（二十七年的除夕之日）：“徐盈为了保持糖葫芦上的糖不受热气的侵化，他把那几十枝糖葫芦包起来，再用绳子绑成把儿，用手隔窗托了一天一夜以防热化。使我在上海吃起来，跟在北平吃一样酥脆。”她说的时候，眉飞色舞，十分得意。

我不免调侃她说：“你听他胡扯！他不会用一条绳子把那一包糖葫芦吊在窗外，绑在座位上，岂不照样不化？”又说，“你想想， 徐盈的手若搁在窗外，不用说冻僵了手，就是窗户露一条大缝子， 风吹入车厢，岂不受同行的旅客干涉？”

徐盈坐在一旁默默不语，仅洋溢着一脉傻笑。

不难看出，这样貌似不经心的描写，恰恰取得了最能打动读者的阅读效果。其他如写沈从文的一篇，介绍了“两访中老胡同”的细节。陈

这样描写：

沙滩中老胡同一号（？）是北京大学教职员宿舍，在北大三院之西，东面临松公府夹道与汉花园，西面临景山东大街，北面临景山东街，南面是景山南街、神武门。正好我那时住在北池子孟公府， 自我处到中老胡同，穿过骑河楼，北池子北首，一拐弯就到中老胡同，不需要十分钟的步行路程。

那时候，已时兴非约定不能随意串门的习惯⋯⋯据我记忆所及，中老胡同一号有四家：周炳琳（枚荪）、朱光潜、冯至和沈从文。大门坐南朝北，跟北平住家大宅门的格局一样，红大门上钉着擦得甑光彻亮的两只浮沤，高门槛与宽门楼，一进门，左首是负全院管理责任的“号房”——传达室。这位传达是位老者，六十余岁， 身材高大方脸大目，举止斯文，说话有分寸。我道了姓名，他就说： “沈先生已交代过了，您请吧！”

走过一道仪门，就是一个长方形的四合院。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垂花门？大概因为院子小，拆了也说不定。沈家住在靠北一溜房子的第一家⋯⋯

不知读者的感觉如何？反正它给我以很大的满足。我记忆中的北平，最早也要从 40 年代后期开始。至于三四十年代的北平，外貌是什么样儿？那个时期知识分子内心的感觉，又应当是什么样？我说不准。我读过邓云乡先生的《文化古城旧事》，心中得到一些满足。现在这本书中写到的，多是一些我后来认识的人，于是又从一个侧面使我那种印象更加活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