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话旧》

在我即将调回北京的 1979 年，曾这样问自己：“昔日走新疆下河北，

一去 15 年，究竟所为何来？”

很难回答，如果硬要回答，也可以是多种多样。但毕竟是自己问自己，就一定要有个准确答案。最终还是想出来了：为了一个“新”字。为了追上时代之“新”，为了当一名“新”时代的青年，为了干一番“新” 的事业。

但是，当我肩披风尘从河北乘坐汽车进入永定门的时候，当都市的五光十色扑面而来的时候，当新型建筑物的大玻璃把太阳光辉斜着映得我头昏脑涨的时候，您猜我内心最想念、最惦记着的是什么？

——不是新，而是旧。

不是新，而是旧！

我在追寻，昔日北京城墙在哪里？北京前门大栅栏可还热闹？宣武区琉璃厂东西街可还繁华？东风市场当中可还是曲曲弯弯的“盘陀路”？⋯⋯

我被分配到中国京剧院担任编剧。当然，我需要有一个学习适应过程。最初的两三年里，没有指令性的任务，我相当“自由”。我曾经如饥似渴地跟着范钧宏老师学编剧技巧，可没多久，文艺界忽然大乱，“承包风”刮起来了。编新戏还有人演么？还有人看么？这是惶惑在我和众多梨园人心头的问题。大约也就在这时候，我认识了已然退休在家的翁偶虹先生，他原先也是中国京剧院的编剧，和范先生是自幼的朋友，比范年长 6 岁。翁当时早不写戏了，而是全神贯注写自己的回忆文章，回

忆当年的剧人剧事，也回忆北京的风土人情。 1985 年，他先后出版了

《翁偶虹戏剧论文选》和《北京话旧》，次年又出版了《翁偶虹编剧生涯》。当年的“翁剧”有名，如今翁的文章更漂亮，“翁旋风”使我思想的楼窗“八面来风”⋯⋯

翁把这几本书都先后签名赠我，但我最为珍爱其中的《北京话旧》。它小 32 开，由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发行，12 万字，封面上用钢笔字书写的书名也显得草率。但是，作者本人对之是珍爱的。我作为读者对之的直觉，则是它旗帜鲜明地书写了“民俗文化”。我为之感到振奋。我认为，振兴京剧要不从振兴梨园文化做起，就只能是事倍功半。反之， 像翁先生这么做，就有可能事半功倍。

其实在我的幼年，翁先生描述的民俗场景和民俗制品也见过一部分，但翁毕竟年长我 32 岁，许多东西到我那个时候就已经衰落了不少。翁先生的文笔好，不但描写十分到位，更把许多东西的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

于是，我开始向翁先生请教有关梨园文化的问题。当我写作《梅兰芳与 20 世纪》一书时，便经常去翁宅请教。比如，我问清末民初的前门是什么样子？翁告诉我，当时前门外还没有马路，街的中间是一条有一人多高的黄土岗子，路面就在黄土岗子上。岗子的两侧是沟，沟外头再“缓坡”上来，是两边的店铺。黄土岗子上走马走车，行人就在沟里走⋯⋯

我如同看见了昔日无从想象的事物。

翁很高兴：“很高兴回答你的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有许多我早忘了， 你一问我才猛然想起来。这样也好——我想起来我就写，写在我的回忆录当中；你如今知道了你也写，写在你的研究著作中。咱们各写各的， 不会重复。”

就这样，断断续续我问了一年多，然后我的《梅兰芳与 20 世纪》就出版了。许多读者都惊奇以我的年岁，如何能把各个时期北京前门的情状描绘得那么细致入微。我可以告诉您：其中有不少都得力于翁老的坦诚相告！后来，在文化部举行纪念翁先生 80 诞辰的纪念会上，正巧《梅

兰芳与 20 世纪》的样书刚刚出来，于是我把第一本样书赶在开会之前， 奉送到翁老的手上。翁很高兴，我也很高兴。这或许就是我和翁老因《北京话旧》结下的一种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