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一日》

刘尊棋主编，上下两集，收录了 460 位作者的文章，他们在 1987 年

5 月 21 日这一天，分布在祖国的天南海北，文章就记录他们亲眼所见所

遇的生活场景。全书共 101 万字，由华夏出版社在两年后出版。这一行

动是 51 年前的另一次行动的继续。当年也搞过一个《中国的一日》的征

稿活动，要求每一位作者，在当日——即 1936 年的 5 月 21 日这一天， 也记录下他们亲眼所见所遇的生活场景。当年这一活动影响很大，是由茅盾、邹韬奋等主编的。事后也出版了一本合集。相隔半个世纪发生的两件事，可以被认作是两个时代的新闻界人和文化界人的一种持续性的努力，它们都得到当时全国人民的积极参与和全力支持。

我说这两件事做什么？实因与我们这个家庭有关。1936 年那一次， 我父母都参加了，他们当时还没进入《大公报》当记者，似乎还属于“文学青年”的范畴。我父亲在南京，母亲则在北平，他俩从各自的城市观察了这一天，然后写出稿件寄了出去。结果 双双榜上有名，他俩也在这一年秋天的上海结婚。

51 年之后的这一天，我的母亲已经缠绵病榻 7 年之久，已经丧失意识，距离她最后的去世已然不远。我父亲也已患病，但还是咬着牙坚持工作。文墨之事，对他来说已是很淡漠也很为难的了。这时，在上一届榜上有名的人当中，活着的人已经不多。他们大多得到通知，这一届的主办者也竭诚欢迎他们积极参加这一届的征稿活动。我父亲就得到通知：务必请也写一篇，届时会有人到家里来取稿子。是否能够蝉联的话事先没说，但估计问题不大，因为蝉联两届的人越多，新闻效应也就越大。当然，蝉联者的稿子自身的质量，就不能过高要求了。当然，组织者也同样希望我母亲能够“有表示”，但看到她病成那个样子，谁也不忍再提出这个要求。因为新闻的第一要素就是真实，如今继续举办这个活动，同样需要坚持的，首先还是真实。

尽管如此，在我们家的内部，还是很重视这件事的。我父亲很坦然， 他表示那天一定写，至于能否榜上有名，他无所谓。他很豁达。问题倒是我和妻子怎么办？参加是肯定了的，用心写也是没有疑义的。但麻烦就出在“真实”二字之上，不应虚构！也绝对不许虚构！我们怎能料到那天在我们的视野中，会发生什么“可写”的事件？如果很平淡，如果生活本身就“不可写”，难道让我们去编织捏造么？

我当时在中国京剧院担任编剧，就在这一天到来的前几天，剧院领导通知我去一趟西安——代表文化部艺术局观摩第一届陕西戏剧节。老实讲，我一听就十分头疼。外出看戏，要在平时是轻松的美差。可这次

不同，代表文化部艺术局，你的行动不自由，安排什么日程就是什么日程。丝毫变更不得。于是，我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登上飞机。

我妻叶稚珊，原本是在这一天要去上海采访徐铸成 80 大寿的，徐铸老和我们家是几十年老交情，这件事于公于私都好写，即使是从北京出发、人还在火车上，那么凭借这个“由头”就蛮可以写一气。可我父亲偏偏在头一天扭伤了脚，叶稚珊只能推迟行期，借徐铸老写文章就只能作罢。

还有一点，我父亲的稿子是组织者派人到家里取，估计只要“差不多”就可以直接“上榜”。我们俩可不成，我的稿子得直接寄到西安的组织分会——陕西有谁知道（关照）我？叶稚珊得直接寄到北京的分会， 北京文人云集，即使有照顾，能轮得到她么？

尽管有这样的重重困难，但我俩心中有当年的我父母作为榜样。我俩还是各自根据实际情况写了，并且投寄到当地去了。几个月没有消息。就在我俩几乎忘掉这件事的时候，各大报公布了结果——居然父亲和我俩全都榜上有名！

当然十分高兴，熟悉我们家的报界前辈，也称赞我俩继承了家风。所以等到两年后这本合集出版，我们郑重保存了一份儿，放到了书柜当中。等女儿长大后要给她看，如果半个世纪之后再有第三次，那时候叫她也参加。可惜我俩肯定是活不到那个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