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自省》

萧乾伯伯送我们两口子许多书，每本都是当时就看了的。但这本《八十自省》却在其中起着一个“分水岭”的作用。我们在读的当时就想： 萧伯伯怎么越老越有性格魅力了呢？怎么越老越慈祥了呢？

我认识萧伯伯很早，可惜他能记得幼年的我，我却不能记起中年直至壮年的他。我能记起他时，他已成了“老头儿”。“文革”初期已经过去，我已经“二十郎当岁”，父辈们也开始消闲下来，经常互相串门儿。萧不时来我家，父亲也常去看他。他每次来，总和我父亲坐在房间

一角嘀咕不停，他总是从衣兜里掏出个小瓶儿，从中磕出点粉末，然后往鼻子底下一抹，再用劲那么一吸！

“脏兮兮的！”——母亲在一边自言自语。母亲喜欢带“洋派”的钱端升抽雪茄的样子，喜欢他走路使文明棍在地上“笃笃”敲着，不喜欢“土味儿”的抽鼻烟。

有时，我作为父母的“特使”，骑车到东城他家送一点东西（经常是市面买不到的吃食，也未必好，只不过是自己亲手做的，显现一种老北京住同院的情谊罢了）。他家可真怪，是把一间“门洞”封死了，和旁边紧挨着的一间连成“里外间”。不久，我远离北京到新疆去了，京城的一切全淡漠了。

“文革”后我重新回到北京，萧早已脱离了“门洞”，境遇较前大为改观。先是在天坛公园附近安排了三居室，后又迁移到复兴门外的四居室。

他和我父母都上了年纪，更因为各自都有了需要抓紧干的“正经事儿”，来往便稀少起来。但是，他对我们小夫妇一直是特别关心。我父母在世时，他就直接送书给我们——知道只有我们会认真看，但也不忘在扉页上问候我父母一声。我父母不在世了，他依然送书给我们。有时还会有意无意“点拨”一下。记得有一次在他家，他捧着我送去的新作， 不是“一般的”夸好，而是用眼睛盯了我好久：“我注意你这两年的办法了——有纵也有横。纵是你的京剧研究，横是散文、杂文什么都来。气候好时你横向出击，气候不好你就专心致志研究学术⋯⋯”

还有一次，在政协礼堂的电梯中相遇，我妻子抓住机会向他约稿， 他满口答应。本来我们已离开电梯，他又把我叫住，悄悄说道：“我现在以主要精力写长东西，但同时也留意把长东西分割成短的，去应付各方面的投稿。你不妨也试试⋯⋯”

我发现，越是他老来的书，越时常有文辞朴素的独白。要是早先， 我喜欢读华丽优美的文字，希望有诗的境界。然而当我进入中年后，也慢慢喜欢他一个人儿在那儿用老北京的土话唠叨。比如《八十自省》中的这一段儿：“历尽沧桑后，懂得了人的际遇随时可以颠倒过来。因而一方面对事物不轻率发表意见（有时甚至在家务琐事上，洁若都嫌我吞吞吐吐、模棱两可），但另一方面，自己也不会为一时享受的殊荣而得意忘形。”

对，我从调回北京之后大体顺利，也需要随时戒骄戒躁，谦虚谨慎。“‘文革’期间当周围的红色海洋几乎把我们淹没，除了那本小红

书什么也不许看时，我们督促孩子画中外历史年表和世界地图，启发他们对大小环境的认识。”

实在想得长远。我联想到自己在“文革”中被迫漫游全国的经历—

—刚从新疆回北京探亲，可北京却轰外地人回原地“抓革命、促生产”， 而此时新疆武斗正在升级。于是，我便带着一本《中国地图册》离开北京，到祖国生疏的山水之中东奔西走⋯⋯

“那公厕是一溜 5 个茅坑。我的左右不是蹬三轮的、看自行车的， 就是瓦匠木工，还有北京飞机场的一位机械工。蹲在那里听他们聊起来可热闹啦，有家常里短，有工作上的苦恼，有时也对‘文革’发发议论

——其中有些还十分精辟。”

我在“文革”前后一共在新疆和河北滞留了 15 年，艰难困苦也真吃了不少。但这作为一种人生体验，至今想起来还让我回味不止。尤其是在年纪较大之后，对于当年的一些人和事，都越来越思念起来。我看到萧乾夫妇相扶相携一道回故居的照片，我其实也很愿意和妻女一起重新回新疆或河北走走看看。

“倘若我没从 1949 年就被打入冷宫，而也成了红人，想必也会奉命写下不少捧这个批那个、歌颂三面红旗等使自己今天看了都会脸红的货色。在这方面，我是幸运的。”

我作为晚辈也有同样的感觉——如果没有 1957 年的大变化，如果父母不在那个时候被“打”下去，我后来的命运肯定是一帆风顺的。我不会远走新疆，我不会苦受折磨，当类似“文革”的运动兴起时，我难道不会成为“联动”那种政治团体的成员么？同时在精神上，我只能顺风顺水，不能受一点的委屈，稍有不如意的事情，便可能胸中萌生恶气。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俯瞰，因为有了家庭的委屈，才有了我个人生活和工作的曲折，才有了我向前向上奋斗的决心，才有了我作为一个历史促进派的存在。假使没有那个 1957 年，中国的历史到底是朝好的方向发展， 还是朝坏的方向发展，其实都还很难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