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燕园问学集》

侯仁之是北京大学的资深教授，是继梁思成后的又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创始人。同时，他 50 年代还是我母亲主编的《旅行家》杂志的编委，所以我很小就见过他，还一道游览过十三陵。

一别多年。当我母亲已然去世，我因工作关系（为北京电视台策划拍摄有关什刹海的专集）重新迈进他的门槛之际，正赶上北京大学总务科给他送去竹枝做的大扫帚。他对来人讲：“多少年来，我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扫门前的院子，原来的扫帚扫坏了，我让家里人进城去买， 可怎么也找不着。没办法了，只有麻烦总务科的同志们了⋯⋯”校方来人告辞，他又追了出去：“我眼睛患有白内障，今后可能走在对面而认不出，您可得多原谅⋯⋯”我在屋里听见这番话，心中不禁在想，热爱劳动，热爱燕园，是侯老性格和品质中的核心。

侯老回屋重新坐下，谈起当年颇有感慨。他发自由衷地说，“我虽然没有被打成右派，但五七年后一想起这件事就不高兴，我们失去了多少品德高尚、才华出众的同志！⋯⋯”他又问起我父亲的身体，我讲过之后，他沉默良久才说，“比较而言，我的身体要算是好的，可惜我的工作进展不大啊。”

我们谈了许多关于什刹海的事情。临走，他送我一本《侯仁之燕园问学集》。回家细看前边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侯老夫妇和谢冰心的合影。谢坐着，他和妻子很恭敬地站在背后，一左一右，侯手中“执”着一本谢的文集，就像当年红卫兵把毛主席语录那样横在胸前。原来，侯当年在北大上学时，听过谢先生和吴（文藻）先生的课，所以如今仍师事之。我心里嘀咕了一句：“老人老礼儿⋯⋯”

以后和侯先生又接触了几次，从什刹海谈到圆明园，又从圆明园谈到大栅栏，因为那时我正在接触这些课题。不久，我出版了《老字号春

秋》一书。随后，又因工作之需进而研究起城市文化，直到这时，我才耐下心来踏踏实实阅读侯老的这本书。

这本书 28 万字，是侯老一生重要文章的结集。有他对幼年、青年求学时期的回忆，有他对于北京城历史地理的探源，有他重要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还有他近年从东西方文化高度对于城市文化的对比（比如， 他把北京和华盛顿做了对比）。

我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侯老以教书为本职，不以写书为骄傲。因为这本书的内涵实在太丰富了，许多文章的许多段落中，都时不时会出现一些闪光的句子。我想，要是遇到一位“有心”写书的人，只要“随意地”一展开，不就是一本很通俗也很好读的书么？我大致统计了一下， 侯老这本书中的闪光点不下 20 个，那么换言之，如果换了个人，改写成

20 本既好看又有深度的小册子当不成问题。

然而侯老并没有这么做，甚至他连这么想都没想过。他的经历和时代都不可能让他这么做。六七十年之前，他是先在这所燕园读书，随后又在这所燕园教书，并且是教“过”了几个时代。这经历太简单也太纯情了，燕园真可以视为他的生命，所以书题当中那一个“问”字，就来得十分准确。“问”是一种态度，一种过程。“学”当然是学问了，学问是没止境的，生命不止，“问”也就没有停歇。在他来说，“问”并不等同于“写”，“问”只是“求”，既是自己向更深处追求，也是辅导学生得到之。这两种当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要求必须写成书才算数。侯老从广义上也在“写”，用自己的行动在“写”，既对己，也对人。所以，他才厚积薄发，乐此不疲了。

这本书我通读过几篇，最让我感慨的至少是这样三点：

第一，他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说明了北京城的起源。他指出在古老的华北平原上，有着从东北方向“走”出来的一条大道，另外还有一条从现在西侧的芦沟河畔通往山西的大道。按一般常规，建立城市的最佳地点，应该就是芦沟河的河畔了，可为什么选择城址时，却选中今天的北京城呢？原因也很明显，当时的芦沟河很不稳定，洪水季节时常要泛滥，城市建了也会被淹没。所以在昔日的历史条件下，选取建城地址就必须东移到一个较高较安全的地点。我觉得，这一说法也为侯老后来创立的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基础。

第二，正确地从文化角度阐述了北京城的变迁。他介绍并研究了北京为什么要成四方形，为什么要左右对称，中轴线又是怎么确定的，以及城市的水源是怎么解决的⋯⋯特别是他阐述了北京天安门从清代的“T’字形广场，改变为今天的天安门广场的文化意义，“实质是从帝王广场转向了人民广场”。

第三，他开始运用自己的学问，对比着解释了北京和华盛顿城市形成过程中的不同，证明这是东西方文化使然。

从这些地方看，侯老半个多世纪以来所做的学问，始终凝聚在历史地理学的主线之上，他心无旁骛，目标准确，下笔（首先并不是文笔之笔）有力。所以我在读这本书时，首先想到的是侯老的做人和治学态度的合一。他做得“大”，做得“准”，令人钦敬，应该认真地向这样的老专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