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匹布》

我真是受赠颇多——汪（曾祺）先生亲笔赠书，亲笔赠画，但始终让我珍藏和玩味的，却是一个“颇不起眼”的京剧《一匹布》打印本。时间在 80 年代初期，我当时在中国京剧院当编剧，汪先生依然在北

京京剧院当编剧。听上去都是编剧，可两个编剧大不一样——我是初上岗的学徒，他已是硕果累累的“大名家”，《沙家浜》、《杜鹃山》中的重要唱词，都出自他的笔下。这时，报纸上又登出他的新作《一匹布》上演的广告。某日，由北京京剧院著名丑角郭元祥主演，导演是京剧花脸研究家张胤德，他给侯喜瑞、裘盛戎写过书。首场演出我没去，心想以后机会多着呢。可后来，就再没见到上演的广告，我就给汪先生去信要剧本。

不久，汪先生托人把打印本捎来了，还附了一封信和一首七言古风。初见这打印本，心里还真是不平衡——就凭汪先生这样的“大名家”，打印本居然连个封皮都没有，结尾也没作者的署名。后来我才知道，京剧院团正在排演的戏，“本子”通常是要“打”上四五“稿”的。尽管作者有通盘的布局，可演员接到本子就习惯“各自为政”——各人想各人的戏，怎么“合适”怎么来（改）。演员之间发生的矛盾，就靠导演去“协调”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导演要依据主演的意志去“协调”。否则，导演自己说不定会给“协调”掉。最后戏上演了，如果戏好，观众记住的只是主演；如果戏不灵，剧团埋怨的却是编剧。无论好与不好，打印本的最后一稿也就不知踪影。若干年后如果再找本子，除了编剧自存的初稿，恐怕就没处可找。但编剧的初稿和最后的上演本，往往又根本不是一回事儿。这当中兴许有京剧的奥秘，但也未必没有编剧的悲哀。

汪给我的信不长，其中有一段这样说：“我不脱离京剧，原来想继

续 27 年前的旧志：跟京剧闹闹别扭。但是深感闹不过它。在京剧中要想试验一点新东西，真是如同一拳打在城墙上！你年轻，有力气，来日方长，想能和它摔一摔跤⋯⋯”这里的“27 年”是怎么回事儿，我不太清楚。是否是从他“转业”到北京京剧院当编剧的时候算起？”

汪先生真会别出心裁，还把《一匹布》的故事，连同他改编的心得，写成一首七言古风，并且印制成剧场公开发售的“说明书”：

伏酱秋油老陈醋世间哪有借媳妇真是满纸荒唐言何人写成一匹布沈家有女名赛花窗前一棵马缨树嫁夫市侩张古董似水年华暗中度古董把弟李天龙订婚未娶妻亡故家中一火荡无存昔日繁华今寒素

⋯⋯⋯ ⋯⋯⋯

生来熟饭假成真白布下缸成色布呜呼奉劝世间人夫人不是摇钱树

汪信中说，这是他的一个试验。可惜戏只演了一场就“收”了，他就只能抄给我了。我不知道看过首场演出的观众，有谁保存下这张不同一般的“说明书”。如有，我愿高价收购。汪先生之所以在大稿纸上抄写全诗，大约就有一点宣泄悲哀的意思。

《一匹布》是以京剧丑角为主的一出“玩笑戏”，主要人物是一个丑儿和一个花旦。我看过马富禄、筱翠花合演的这一出，有些地方“挺逗”，然而事到如今，偏偏又是那些“挺逗”的地方最成“问题”—— 情调不甚健康。

我不知道当年汪先生改编它的动机。本来，以汪先生当时的名声，如果选择一个重要题材，并且写成生旦的“对儿戏”，应该说上演的机率很高。可汪先生偏偏改起旧戏——这在新文化人眼中，往往出力不讨好。在老戏迷眼里，这《一匹布》不但有“传统”并且还有“角儿”，是根本动不得的。根本动不得，汪先生偏偏就动了，也就“一拳打在了城墙上”。郭元祥是当时北京京剧院的头牌大丑，有他接了这个“活儿”，应该说也还是差强人意的。

后来听说，第一场就相当“不上座儿”。作为不是新戏的“新戏”，它宣传得不够；作为老戏新编，仿佛又欠着什么。因为以往，这出“丑儿戏”不管谁演，也只能放在头半场；如今作为一出单挑的大轴儿，老观众就很难接受。——“总不能看丑行唱大轴吧？”

按说，这不能成为拒绝此戏的理由，然而老观众就是不买票，你又能有什么“辙”？京剧中让人“没辙”的地方挺多。

这一来，第二场就没敢再贴。汪先生心里肯定不好受。这，我能懂，我能理解。我也因之联想我未来的道路和命运。

汪是鼓励我和僵死的程式“闹别扭”的，还有一位吴（祖光）先生大抵也是这种意见，认为我既然进了中国京剧院，既然担了一个编剧的名义，就应该准备着跟它“大闹一场”。但是在剧院内部，我经常“跟” 着的是另外两位编剧，一是我的顶头上司范钧宏，一是已经退休了的翁偶虹。这二位跟那二位不同，他们是彻头彻尾的“戏班儿派”，刚才那

二位则是“名士派”。“戏班儿派”认为，剧团内部的剧作者，应该熟悉程式和驾驭程式，并沿“渐变”的途径突破程式和创造新程式，应该主动为演员写戏。“名士派”则更多地追求剧本的内容要显现时代风貌，剧作者要有意去“卖”自己，让观众逐渐承认自己也是“角儿”。

吴、汪二位都是先在“外边”有了成就之后，才在“没辙”的境遇下到戏班“暂栖身”的，自己早就是“名士”了，于是我行我素，便把“名士”的一套拿出来，戏班儿爱怎么看就怎么看，反正我早就是“我” 了。而戏班儿当中的“大角儿”如裘盛戎者，据说跟汪先生还很谈得来。我呢？当时的境遇全然不同，“外边”根本还没有呢，一张白纸进了剧院，你拿什么去赢得人家的信任？只能“一个萝卜一个坑”地熟悉京剧生产流水线，一点一滴地适应周围的一切。还没掌握呢就想突破？别人就能听你的？

我在做了认真的思考之后，决定还是先把程式之类的“传统”接受下来再说。所以当时我没听汪先生的话，不能照搬汪先生的做法。这致使汪先生后来在另一封信中无奈地嫌我“太随和”。事实是，我不“随和”行么？不“随和”就是灭顶之灾，这不是危言耸听呀！

当然，1983 年起，戏曲剧团又刮起一阵持续甚久的“承包风”。是这个客观因素促发了我的自我转业——我写我的文章和书去了，我从“跟”范转向了“跟”翁。当然，走着走着离翁也有距离了，我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