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史》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合著。其中主笔和统稿是冯天瑜。共 95 万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 年已是第四次印刷，我得到的是冯亲笔题赠的精装本。

我早就注意到冯这个人了。他和我同龄，但著述“大”且“多”， 十分惊人。他在哲学和思想方面，早已把整个“中国”读深读透。我王动写信给他，寄上自己的书。承他不弃，也回赠了一些著作。这本《中华文化史》就是其中之一。因为是精装，所以它从武汉寄到了北京，全身反倒伤痕累累。我掂在手里，依然感到分量之重和情义之深是无法承受的。

我平时把自己的时间切割为三等分——三分之一写书，三分之一写

（散碎之）稿，三分之一读书——其中大多是“读了就要（有）用”的书。您说，这本 95 万字的巨著，叫我如何处置？我估计，即使我两三个星期一篇东西也不写，也未必能把此书读完。即使读完——贪多嚼不烂， 又能够记住多少？即使记住一些结构和篇目的名称，对我自己又有何用？说到“用”，我的确是很计较这一点的，因为某大出版社约我写《京剧与中国文化》这样的大题目，我脑子里就动了小算盘——机会难得， 能够在大出版社出这样题目的书，确是一生荣幸。但也有难度，为了克服困难，我正好趁机先认真学一学中国（传统）文化。如果先学个差不多，再联系我知道的实际，两方面一“碰”，估计这书就好写了，所以我在那段时间，很注意搜集有“中国文化”字样的书。如果是短些的， 找到了当时就读；如果是长篇大论，就收集来先存好，以后有时间再系统读。

哪儿去找能够系统读书的时间呢？

也巧，就在我收到赠书的那年五月，我被广播电视部委任为当年的电视星光奖终评的评委。以往，我参加过好几次类似的评奖，都参加的是初评。这次参与终评，说明人家看得起，也是一种荣誉性质的资历。而这次的星光奖，性质是政府奖，评委多是政府官员，真想不通把我搁进去干什么？

我就带着这本沉甸甸的书去评奖了。因为我知道，并且也看到—— 主体评委都很忙，多不能从头坚持到底，经常回到机关处理份儿的工作。

他们大多能“屁股冒烟儿”——有自己的车接送，只我一个人是“白丁”， 是“打的”凭票报销的。但也有个好处，就是每个评委一间房，各不相扰。这“一间房”是最起码的，官员评委还要按照级别之分，还有是否带沙发、是否里外间、是否每天向房里送水果之分。作为我，能有独立的一间，能够每天想睡就睡和想起就起，能够化整为零去“啃”这本大部头，就心满意足了。

于是，我就每天晚睡却又早起，最终抽暇挤空读完了这本书，从第一页开始，我就用红笔在重要的句子下面划了杠，一直划到最后一页。等看完一遍之后，又把自认为重要的篇章看了第二遍。最终看完之后， 我也只能望洋兴叹了，且不说它的正文，且翻阅一下它在篇末的引文出处，我就累得不行。这种写法，需要作者“硬”起头皮读多少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包括外文著述）！何况，他还得随时写笔记、做卡片！

这根本不是我的工作习惯。我们梨园几乎根本没书——没什么值得奉为经典之书（更别说外文著作了）。多年以来，我只习惯去掏京剧名伶肚子里的“杂货铺”。有两种掏的方法，一种是早期的可遇而不可求， 可能是名伶随意说了一句什么，他说者无心，我却听者有意，有时是当时用心记下来，也有时是事后才忽然想起，觉得他这一句实在好，便努力回忆，并把它写进文章，我用写进文章的办法去加强记忆。还有一种可能，是回忆时感到朦胧和模糊，于是又向说这话的名伶打听。幸亏现在有了电话，回忆当年我为这事儿骑车跑名伶家，那才真叫辛苦的“无事忙”呢！还有一种，是最近刚开始的新办法，我在读书和思考中发现了可写的题目，但苦于事实根据不足。我便找比较有默契的中年演员商量。这些中年演员，我们的交情至少在 10 年以上。他们大多功成名就， 经济上早就不缺，唯独缺的就是文化上还得加把劲儿。只要有这个愿望， 就能和我不谋而合，我们就能就某个专题讨论一番。当然，许多时候是不能一蹴而就的，他们有时把问题一搁就忘记了，只有我总惦记着，并存心从甲演员处听一点意见，再从乙演员处找一点启发，最后还可能从书（或现实生活）中再找点什么。虽然最后成书成文都署我的名字，但我习惯把这过程全盘端出——这一来，几位中年演员对我的启发或补充的作用也就显现出来，他们对此也感到满意。我想这后一种方法，我今后当多尝试之。

我又“掂”起这本 95 万字的巨著的分量。这的确够“啃”的，喜欢“啃”它的，当然首先是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

至于我，好容易“啃”了一次就累得不行。当然，以后有了空儿还要再“啃”，我还有一批这样的书要“啃”。但是，既然身在梨园，就应该考虑还有“另一种”写法。我上边说过的两种方法，如能使它们结合起来，那应说不失为更好的一种搞法。

要努力“我中有他”——包括此次读书当中得到的体会，包括从他们书中选录优秀的语录，更重要的则是一点点地琢磨和消化。

关键在于“揉”，要追求天衣无缝和水乳交融。理论和实践要结合， 东方和西方要打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