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真集》

在认识行翁之前，早就仰慕他了。仰慕中也有疑虑，既然对哲学如此精通，既然学问如此之厚之好之深，为什么早没有把文章写出来，为什么能安然度过那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

一次，是一位自称为“张（中行）办（公室）主任”的年轻朋友的突然造访，向我聊起这位“行翁”的种种轶事。最让人惊奇的，敢情这位老夫子，竟然就是《青春之歌》当中余永泽的原形！我当年上高中时， 曾作为群众演员参加过电影《青春之歌》的拍摄，在现场也见到谢芳和于是之，并且一起“完成”了一些“有主角的群众场面”。（这个词儿挺专业，和它对应的是“有规律的自由动作”。）

看到我兴趣勃发，“张办主任”就为我安排了和行翁的会见。地点在东城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楼上，张作为该社的特约编审，每周还来出版社几天看稿子，顺便接待一下各方面的朋友（编辑、仰慕者和求墨宝者⋯⋯）。

一见之下，不觉有点失望——再普通不过的一间办公室，再普通不过的桌子和椅子，再普通不过的一位长者！一身蓝色中山装，短平头， 白发中间有灰色，眼睛挺小⋯⋯

行翁是客气和和蔼的。第一面，就送了我好几本书；后来，还为我的《品戏斋札记》写了序言；再后来，我爱人叶稚珊为《群言》杂志跑去向他约稿；再再后来，我爱人就比我更熟悉和崇敬他了⋯⋯

现在，我手边已有行翁著作 10 余本，每本刚送时都从头到尾看过。但是如今再行翻阅，印象却大多淡薄了。是我不虔诚、不专注么？否。可能因为我搞的是京剧，京剧背后的乐感文化渗透了骨髓，让我经常动不动就找“哏”，让我无从去实现深刻和冷隽，于是在读张先生的书时就遇到了诸多拦路虎！

可是现在，我为了写这本书——每一家不管有多少著作，我也只能选一本。从思想的阐述说，《禅外说禅》或《顺生论》肯定更有分量； 可惜我不通哲学，肯定谈不深。前不久，行翁刚巧来过我的新居，刚巧送了作家出版社的“张中行自述文录”上下卷，上卷名《写真集》，集未附有叶稚珊写的《看“真”漫记》。看到妻子文章，再思索如何理解行翁，便突然有了思路

还得回答一开头提出的问题：张先生成名很晚，似乎是在新时期， 是在七八十岁时，名声才随着那一篇篇的文章“起来”的。他的早年和中年，基本当的是语文编辑，出版过一些谈语文的书，是中性的，是基础的。这工作不能没有，作为个人，干这类工作一板一眼，心里也踏实。这也给人一种启发：能当“大才”当然好，如果不能，最好找一个安稳的吃饭差使！遇到政治气候不正常，可以闷头干自己的“活儿”中，不必去关心和自己并无直接关系的国家大事。不该自己说话时，也就不用

多说话，但是与此同时，如果自己是一个真诚和有头脑的人，对时局和对历史的思考，却不应因此而减少。张先生就是如此，他在自己心里投入那一个个的政治运动，但身子没“跟”进来。所以人安全了，“上面” 也没要他对时局问题表态。从这一点说，晚成名确比早成名要好。

张先生是有福气的，在其晚年来到之际，国家的政治气候转向正常， 后积薄发的他开始发言，一发就站在了一个高层次上，而且一发就不可收。在他身上，没有那些少小成名者面对惶惑局面不得不发言的难堪， 也没有被迫去做无用功造成的时间和精力上的浪费。他的一生比较安然，不参与这边或者那边，只是静静地看，默默地想，精确地咀嚼。在不对头的情况下，采取“不宜写者不写”的明智态度；等到政治开明了、让说让写的时候，这才不慌不忙地站到这个世界面前，采取娓娓道来的做法，一篇文章跟着一篇文章，一本书跟着一本书——最后出版自己的全集。

他的全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其中前六本早已付梓，第七本是回忆录，第八本是余墨。两年前他多次说过，争取要活到 1997 年

——在他来说，当然不是为了亲眼看到香港回归，他只是预计回忆录将在 1997 年完成。现在，1997 年已到，他的回忆录也已经完成，第八集事实上也基本完成了。他的这一计划，只不过是为了实现一种“收支平衡”。

——自己从这个世界得到和感悟了多少，就让它们也及时反馈回去。不向世界做预支，也不把莫须有的东西强加给世界。他完成了预计回报给这个世界的全部劳作，他应该没有什么遗憾了。他的身体依然很好，他的头脑甚至比从前还健康。就在他最近到我新居的这一次，我在住家附近的一个饭馆请他吃饭，是一个单间，每个座位上都有毛巾叠成的“花儿”。由于他最年长，所以进去之后，他也就不客气，一屁股就坐在了主宾的位置。由此可见，他和这个世界“磨合”得越来越“纹丝合缝” 了。祝愿行翁健康！

关于是否承认自己就是余永泽的问题，我一直没敢正面动问。但在我的脑海，一直却在翻腾着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作为他那个时代的青年，究竟是当“林道静”合适呢，还是当“余永泽”更有后劲儿？当然，这得有一个前提，双方都得活到新时期，并在前边那些年当中既不要“太好”、也不要“太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