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书店图书总目》

在北京东城美术馆以北热闹的十字路口，又耸立起一座高层大楼。原来，这是盼望已久的三联韬奋图书中心。韬奋——这是我很小就知道的名字，妈妈告诉我，她当年去采访他的时候，经常可以看见这一幕—

—当韬奋离开家门时，夫人总要奔过去把几份儿零钱塞进他的几个口袋：“这，是去时的车钱；那，是回来的车钱；还有，是捐助给水灾地区的⋯⋯”如果不说明，他一旦弄错，就有可能回不来，起码是不能准时回来。

三联中的“生活”书店，就是韬奋创立的。现在，是国家掏出一笔巨资，又选定这么个闹市，盖了如此精美的一座大厦！从它开始挖下第一锨的时候，我每次骑车经过，都要多望它一眼，希望它能早落成，早揭幕。很幸运，我后来接到了参加揭幕仪式的邀请。

揭幕那天，几百名文化界人士聚会于此。组织。人员发给每人一本

《三联书店图书总目》，沉甸甸的。

应当是非卖品——我在心里掂量。因为一般人拿它没有用，这只是书店 1932 至 1994 年间出版书目的总合。我寻找到版权页，发现它有书号和定价（46 元），印数 3000。估计今天能发出上千本，剩余的又卖谁呢？

揭幕仪式之前，我很快翻了一遍。一下子就找书后的“著者索引”， 我寻找“X——”。很快我就看到了自己——

⋯⋯ ⋯⋯ 徐城北 2448

⋯⋯ ⋯⋯

我翻到 2448 页，那里标明了《梅兰芳与 20 世纪》的字样。这是我

的第三本书，是我学习写作初期很重要的一本书。那是 1990 年的初春， 我偶然和当时三联的总经理沈昌文先生说起，当年年底即将举办“徽班进京 200 周年纪念活动”，而我恰恰刚写完这么一本从文化角度俯瞰梅兰芳的书。

“拿给我们吧。”沈老板竟是如此痛快。

我拿去了，书出了，印了 4000 册。后来把书分送各界友人时，第一眼印象都夸“印得好”。

次年，台湾来了一位姓王的小姐找我，说她妈妈姓廖，在台北开了一家书店，准备再版我这本书，希望我在内容上加强文化解说的成分， 如果可能，更换个书名。这样做，她们脸上光彩些，像是出版（而非再版）了一本新书。我考虑了一下，答应了。增加了一些谈梅派京剧和传统文化关联的部分，书名也变成《梅兰芳与中国文化》。

时间来到 1994 年底，文化部纪念梅兰芳和周信芳的百年诞辰。三联

书店得知这一消息，把我这本书加印了 5000 册。我当然很高兴，也在同年推出了新作《梅兰芳百年祭》。

几年（或者 10 多年）来，不太熟识的文化界朋友和我第一次握手时，

经常会说“我读过您的《梅兰芳与 20 世纪》”。这对我，实在是受宠若

惊。但久而久之，后来也渐渐习惯了。可以说，没有《梅兰芳与 20 世纪》， 就没有后来我以研究梅兰芳文化现象作为我在工作上的贯穿线。没有这本书，也就不会有后边的《梅兰芳百年祭》，也就更不会有拟议中的《尘世神光·梅兰芳》和《梅兰芳与 21 世纪》。

既然是这样，出版这本书的三联书店，对于我就实在是太重要了。尽管后来阴错阳差，我一直没在三联书店继续出书。

揭幕仪式已经开始，费孝通、季羡林由三联现任总经理陪同，走上图书中心的正门台阶。台阶下密密麻麻站着许多人，王蒙、邵燕样就站在我前边。我奇怪怎么没把王蒙请上台阶。

仪式举行着，一个人接着一个人讲话。

我心里动了一下，忽然又翻起这本总目。我终于看见——

徐盈 1410、1420、1421

我翻到这三个页码，又分别见到《西北旅行记》、《抗战中的西北》和《鲁闽风云》三本书。我又感到一阵骄傲。我甚至听母亲说过，她和我父亲 1937 年在上海结婚时，就是从上海三联借了一间房子才办成的。这样看来，三联不但造成了我们的家风，甚至对于培育我这个人都起到重要作用。

我发现，台阶上的季先生，忽然把他那顶蓝色制服帽摘了下来，就让早春的寒风吹拂着光光的前额。我似乎感到他无声的独白：“参加韬奋先生的仪式，戴帽子是不礼貌的。”

仪式很快散了，人们从容走进书店的大厅。谁也不去挤，我更是有意落后，想发现点什么。果然，等“头一拨人”进去之后，我看见季先生由书店经理陪着，从里边走出来。书店经理两边张望着——是在找年。我明白了，季先生时间向来宝贵，他得回去赶快干他的“活儿”了。

果然，车子马上开了过来，季先生一低头，进去了。外边几个人向他招手，他从里边向外招手。车子开走了。

我目送车子远去，手中和心上都沉甸甸的，是因为感到这本不是书的“书”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