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平新闻通讯选》

朱启平是昔日《大公报》名记者中的一员，是年纪较他为长的人都很欢喜的一位，又是人格很值得后辈追思的一位。他去世后出版的这本书，并不能完全说明他的人，但这本书毕竟又编排得十分出色，又从部分角度阐发了他的人。

他比我父母略小，五七年也没逃脱被打成右派的命运。让我惊讶的是，此后他不但没下去劳动，反而穿上军装，离别北京的家庭去洛阳的军事院校当英语教员。我打听过其中原委，但父母不讲，或许是不愿意向我小孩子披露。因为给启平帮忙的人，即使身在高位，但办这事也不能大张旗鼓。所有知道内情的人千万不要只图嘴巴一时痛快，反让保护他的人难堪。今天说说已经无妨，仿佛是廖公（承志）伸出的援手。

我接触他，就从 1957 年后开始，他是有空儿“就来逛逛”的一个“老人儿”。应该说，那年月人人自危，只有他不怕，也许是借助那身军装的掩护吧。他总是骑自行车来，车把上总挂着一块刚割下来的新鲜猪肉， 七八斤之多。一进家门就交给老保姆，“煮白肉。”这一点很合我母亲的脾气，1957 年后她任何显露性情的事儿都没了，就剩下痛痛快快地大块吃肉。

一眨眼，“文革”过去了，《大公报》的“老人儿”只要活着的， 也先后获得解放。甚至不敢想象的，是有几位索性“出去了”，朱就是其中之一。他回到香港的《大公报》，担任了编辑部的副主任，他们一家和老同事潘际一家，挤住在一个单元。过了些年，他又到美国去了。在这段光阴中，他到处跑，去了欧洲，也去过台湾，在台湾还和一个石头狮子合影留念，只因为石头狮子的底座上刻有“祥麟”二字，这恰巧

是他幼年的学名。也就在这一时期，他和在浙江故乡的大哥，和在台湾的二弟三弟都会了面。他自己是哥儿 4 个，他的孩子也是哥儿 4 个。这当中，他也回到北京探望一生中情谊胜如手足的同事，其中有我父亲， 母亲那时已去世。父亲住在医院里，他带着簇新的被褥和衣物入院，给我父亲的病室装扮一新。

等他把这一切都办完，内心十分充实。他回到美国，静静地颐养天年。他的 4 个儿子也都去到美国，有的在身边，有的在其他城市，只要交通便利，再远也是不远。后来，听说他得了病，他也不急，就静静养， 静静治。 1993 年秋，他病重了，但勉强还能下地行走，他便在自己家的后院，照下最后一张和亲人告别的慈祥照片。很奇怪，我看到那张照片，就觉得像耶稣，我不知道他信不信教，而我从来也没信教，但是， 奇怪的耶稣会在我胸中有一个心像！

再往后，他告别了结婚 43 年的妻子，告别了 4 个儿子，走了。妻子在送给他的鲜花花圈的缎带上，写下这样两行话——

去日苦多相依为命今日暂别好好安息他日我来与尔重聚幸福天堂永不分离

最后的署名是一个“伦”字，这可能是她的乳名或爱称吧。朱的骨灰埋葬在美国加州近半月湾山区风景秀丽的墓地，墓志上署了他和妻子两个人的名字，他的名下有生年和卒年，妻子名下还只有生年。

讲过这些，您或许认可了我对他的估价：他的人十分可观，十分让我们这些后生敬仰。可是他的文呢？我小时候没怎么读到，一直到 70 年代末，我才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他一篇访问法国原首脑戴高乐将军墓地的文章，标题是《伟大的平凡》，好，十分的好，简直是好到极点。在他去世后，《大公报》旧日同事吕德润帮他编出这个集子，于是我才有可能浏览他的一生。我特别注意到其中的《落日》一篇长篇通讯，这是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美国、中国和盟国随即在东京美国旗舰“密苏里”号举行受降礼，朱代表《大公报》作为少数登舰现场采访的记者之一。这篇通讯写得好，十分之好，又简直好到极点。我想，一个以文字笔墨为生命的人，一生中到底能写出几篇可以传诸后世的文章？这可没有准儿，有人多，有人少，既要看自己的努力，也要看机缘。朱有了《落日》和《伟大的平凡》（当然不限于此），也就够了。

再说一遍：朱的传世华文，未必是《大公报》昔日记者中最高和最多的；但他通过努力最后完成的人格，却是他的同事们未必能赶得上的。一方面，他诚然是一个记者，他也以记者身份完成了他的使命；但，他有自己更高的人生境界，他要成为一个全面的、既痛苦又超前的人。为此，他做出了奉献，他付出了代价，最后终于实现了这个大目标。

我永远、永远地怀念他。我甚至这样想，本来这辈子也想进《大公报》当记者的，只是阴错阳差没实现。现在五十好几，再当记者是来不及了。如果上天有灵，如果朱伯伯还喜欢和器重我，那么下一辈子就请适时适地拉我一把，让我完成这辈子没能实现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