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鸽哨》

回到北京不久，在报章上见到汪曾祺先生一文，讲他听说研究明式家具的专家王世襄先生，特别嗜好于饮食，不但自己会吃，更喜欢给朋友们做。经常是骑着自行车，背一个圆桌的面儿去往聚会的地点。我想， 如果漫画家丁聪先生看到这一节，一定就可以画张漫画儿了。

不久，我在《中国烹饪》杂志上见到王先生的署名文章，否认他背着圆桌面去往聚会地点，只承认遇到这种聚会，是要亲自到菜蔬市场上去选购“材料”，连同酱油、高醋等等都是“只用自己的”。和他相熟的朋友告诉我，王背圆桌面确是“传说”，背炒勺却是许多人都亲眼所见。

如今，我在丁聪先生家里又见到了王先生送给他的新作《北京鸽哨》。看到我摩挲不止，丁先生当即转赠于我。

小 32 开，淡紫色封面，书内附有大量的插图和照片。三联书店 1989 年第一次印刷。作者在自序中讲：“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鞲鹰逐兔，挈狗追獾，皆乐之不疲。而养鸽飞放，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爱好。犹忆就读北京美侨小学， 一连数周英文作文，篇篇言鸽。教师怒而掷还作业，叱曰：‘汝今后如再不改换题目，不论写得好坏，一律给‘P！’（P 即 Poor）燕京大学读书时刘盼遂先生授《文选》课，习作呈卷，题为《鸽铃赋》，可谓故态复萌。今年逾古稀，又撰此稿，信是终身痼疾，无可救药矣！不觉自叹， 还复自笑也。是为序。”自序中提到的《鸽铃赋》，王先生用娟秀的书

法全文抄录于该书最后，不加标点，但为了今人阅读的方便，但凡有标点处一律以红点“逗”之。窘迫的出版社肯于在文末采取套色印刷，也足见受了王先生的“传染”。

王先生的著作包括“简史”、“品种”、“佩系与佩音”、“制哨名家”、“制哨材料”和“余论”数节，他实在是“玩”得既“溜”也“透”了。

该书一开头有一张 30 多年前的 4 人合影，除王先生外，有两位是制哨的前辈名家，另一位是鸽哨的资深研究者。书中就选录这位研究者所写的一篇文章《鸽哨话旧》。王先生在前言中说，自己和他相识在解放之前，三四十年中多次请他将有关鸽哨的知识写下来，直到 1976 年才出示《鸽哨话旧》一稿。王一看，发现是用文言写成，有时过于简略。经与商量探讨，试为增订整理，共得 7000 余言。如今，这位先生也已下世， 王先生书中发表老友的这篇文章时，则采用了“王熙咸原著，王世襄整理”的字样。

这本书写得非常“务实”。王先生没有卖弄自己在其他方面的学识， 只是规规矩矩以一个门里学徒的位置，把该记的记下来，把那些艺人、技人没说明白的给说明白。他力求使自己呈现为一个“门里人”的形象。据说，王先生在为朋友们制撰做准备而去菜市先购材料时，也绝对不以“文人”自居，处处说的都是“厨师”一界的“行话”，因此使得其他采购的厨师都误认为眼前的这位也属于自己一道呢！

我觉得王先生此举十分重要，给读者（尤其是给我）以重大启示。试想，如果一个人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文化领域之间，当他要从其中一个跨越到另一个去工作时，那么此际的他，最好采取什么样的姿态呢？比如我，家庭和小环境本来规定我应属“读书写字的文化人”，但是偏巧干上戏曲这一行。当我和梨园人在一起“混”时，是否就应该以王先生为榜样，也把那些“酸溜溜”的东西彻底丢掉呢？正确的态度是，既来之，则安之，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等到在两个“山”上唱会了两种“歌”之后，再设法在其间做一番“打通”的工作。

再有一点，就是这养鸽子与我研究梅兰芳文化现象有重合之处。众所周知，梅早年眼睛不好，目力不强，后来通过养鸽子得到了改善。我曾经拟了一个 12 集的电视连续剧写梅 1933 至 1949 年当中的经历。第一集《望透重霄》，要倒叙他幼年养鸽子的故事，写他的眼睛最初迎风流泪，后来每天早起放鸽子，手中拿着大竹竿，竹竿上绑了或红或绿的布条。鸽子被竹竿上的红绿布条赶上了天，梅就在竹竿下边仰望鸽子，他极力用目力去追鸽子，于是眼睛渐渐有了光彩，再不会迎风流泪了。同时第二集写他认识了齐如山，第三集去上海认识了欧阳予倩，梅的文化视野开阔了，他如同放鸽子那样“望透重霄”了。整个电视剧收结在他1949 年由上海返回北平参加第一届“文代会”，收结在他在梨园名伶的簇拥下，离开前门火车站重新面对古老箭楼的一刹那。他身穿白色西装， 手持文明棍，身前是李少春、叶盛章一批唱武戏的开路，身边是萧长华、王瑶卿、谭富英一批文戏演员保护，整个前门内外挤满了全力吆喝“梅兰芳回来了”的激动人群。梅也深深感动了，他抬头望了望那古老箭楼， 一阵风掠过，城头的茅草在俯仰，更一阵风掠过，引出了一对矫健的白鸽，盘旋着、飞升着，背衬着蓝得发亮的天空，鸽哨也就在这时远远地

唱起⋯⋯梅兰芳的特写镜头，他用心倾听着，鸽哨声音也由弱转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