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差大臣”到中国

五幕讽刺喜剧《钦差大臣》是果戈理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戏剧作品。它又是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契诃夫的《樱桃园》和《三姊妹》、高尔基的《夜店》等一道，驰誉中国剧坛的俄罗斯名剧。

据茅盾回忆，二十年代初《巡按》（即《钦差大臣》）中译本出现之后， 上海神州女校就首次排演了此剧。中国观众很快接受了俄国的“钦差大臣”。1935 年 11 月，《巡按》正式在上海上演，从此走向全国其他一些大城市的话剧舞台。1936 年，导演史东山又将《巡按》改编成电影《狂欢之夜》，为了更适合中国普通百姓的口味，故事改为发生在二十年代中国江南的一小城。从此，《钦差大臣》在中国普及的范围更广了。在新中国的戏剧舞台上，

《钦差大臣》同样受到青睐。从 1949 年下半年到 1954 年 8 月底近五年间的话剧演出，有这样的数字统计，1950 年起演出《狂欢之夜》（鲁思根据《钦差大臣》改编）共 20 场；从 1952 年起演出《钦差大臣》共 330 场。不仅如

此，海峡彼岸的台湾岛 1950 年出版的《世界文学大系》收进了果戈理的《巡按》。俄国的《钦差大臣》完全被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接受了。

《钦差大臣》同《死魂灵》一样，都是果戈理根据挚友普希金提供的素材，并在他的帮助和鼓励下写成的。它的内容是：在外省一个偏僻的小城里， 市长及其官员们得到钦差大臣将微服私访的消息，惊慌失措，竟把路过此地住在小旅馆里的一个彼得堡十四等文官赫列斯塔科夫误认为钦差，争先恐后地巴结他，向他行贿。赫列斯塔科夫正好因赌博输光了钱，此时见市长亲自把他接到家中热情款待，实在有些得意忘形。于是他将错就错，饱吃饱喝， 还逢场作戏，和市长的妻子、女儿调情。一向媚上欺下的市长巴不得跟这个能说会道的彼得堡大人物攀亲，答应将女儿许配给他。骗子赫列斯塔科夫将自己的“奇遇”写信告诉他在彼得堡的一个朋友，然后扬长离去。而这封信被当地的邮政局长偷拆。正当市长在家大宴亲朋，得意地庆贺佳婿入门，并对自己步步高升寄予愿望时，邮政局长跑来拆穿了骗局。官员们如梦初醒， 互相指责、抱怨。就在他们吵闹不休的时候，卫兵通报真正的钦差大臣驾到， 官员们顿时惊恐万状，呆若木鸡。

《钦差大臣》曾一炮打响俄国剧坛。1836 年在彼得堡公演时，万人空巷， 争购戏票，印数有限的剧本也很快供不应求。连彼得堡宫廷的大臣们都纷纷前往观看。据说沙皇看了《钦差大臣》后说：“在这儿所有的人都挨了一顿罚，尤其是我。”《钦差大臣》中的人物姓名第二天就成了众口相传的普通名词。“赫列斯塔科夫气质”已作为专有名词进入俄语常用词汇，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剧本的范围。

《钦差大臣》在中国的意义也不一般，它是中国人民认识历史，认识旧时代所遗留的各种恶习弊端的镜子，也是中国讽刺文学创作的优秀楷模。

对果戈理的作品一向怀有深厚感情的鲁迅对于果戈理戏剧的翻译演出， 也一向予以特别的重视。翻译家丽尼曾回忆，1935 年鲁迅观看了《钦差大臣》的演出，并就剧中小旅馆门应该朝里还是朝外开、市长妻子的扮相应该俊还是丑、仆人应是聪明还是傻而自作聪明等关键性的细节，提出了宝贵意见。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对俄国文学传统的透彻感悟、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细致观察及对这部剧作的深刻理解。鲁迅的这些艺术见解，不仅推动了《钦差大臣》的演出，还帮助果戈理的爱好者进一步从整体上理解这部名剧。

《钦差大臣》驰名于中国，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需要和中国人对它的特殊领悟。剧中人物的脸谱，对于几代中国人来说，都有似曾相识之感， 我们不由得从俄国官僚想到中国官僚，正如陈白尘所说：“它帮助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认识了中国的官僚政治，认识了自己当前的敌人。” 此外，自己不具备的东西往往都会引起好奇心——在天性中，中国人是不善于喜剧性夸张的，因而这种适宜于喜剧性夸张的辐射形戏剧结构对中国读者和观众很有吸引力，进而波及到中国现当代作家们的创作：张天翼的小说《欢迎会》正是《钦差大臣》式的结构模式，各种形象和行为围绕着一个大人物的视察展开；陈白尘的三幕讽刺喜剧《升官图》并不刻意描写事件，而只是为剧中人物的活动制造一个合适的契机，这恰是对果戈理辐射结构的妙悟； 老舍取材于真人真事的《西望长安》采用的也是辐射形戏剧结构，但对这个结构的功能利用不够充分；沙叶新以一部《假如我是真的》为文革后的中国舞台重新唤回了对果戈理辐射形结构喜剧的记忆。该剧的夸张和谐感很是贴近《钦差大臣》，对骗子的处理与果戈理对骗子的塑造手法非常相似，同时作者注意挖掘人物的深层情感，获得了喜剧所特有的感染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严肃性，有别于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粗犷豪放的随意性。中国人注意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上述三部戏剧的结局处理都不同于《钦差大臣》。中国人不会让骗子象赫列斯塔科夫那样，阴谋得逞后还逍遥法外，必须予以理性的惩办。

《钦差大臣》在中国“巡行”半个多世纪不衰。今天，从未读过《钦差大臣》的中国读者，如果去翻翻这部作品，也许会大吃一惊：怎么一百五十八年前，充盈于旧俄罗斯偏僻小城中种种乌七八糟的东西———贪污行贿， 敲诈勒索，媚上欺下和愚昧不化⋯⋯我们并不陌生？对了，正象巴金论及《假如我是真的》时说过的一句话，历史有时惊人地相似：“我不能不承认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还有非现代的东西，甚至还有果戈理在一八三六年遗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