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先读你的是他们——

中国读者首次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文作品是在 1920 年，它们是乔辛瑛译的短篇《贼》和铁樵译的短篇《冷眼》（即《圣诞树和婚礼》）。这两部作品在中国重复发表的次数最多，但影响并不大。1926 年，陀氏的成名作

《穷人》由韦丛芜翻译发表，在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

1928—1937 年是我国俄国文学翻译较好的年份，陀氏作品出版数为十四种，位于高尔基（四十四种）、屠格涅夫（三十种）、契河夫（二十种）之后，与托尔斯泰（十四种）平起平坐。继 1929 年社会科学“翻译年”后，陀氏作品的译介开始增多。1930 年至 1931 年，未名丛刊发表了韦丛芜译的陀氏长篇小说《罪与罚》。1934 年，邵荃麟翻译了《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即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译本一问世，在中国引起广泛反响。邵荃麟对这部作品有着特殊的爱好，翻译过程中常常激动得彻夜难眠。至今，一提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中国读者除想到《罪与罚》外，还有这部并非陀氏代表作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抗日战争期间，在艰苦的条件下，陀氏作品的翻译活动仍没有中止。耿济之直接从俄文翻译了陀氏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卡拉马助夫兄弟》（即《卡拉玛佐夫兄弟》）（1940 年—1947）。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前，译自俄文的陀氏重要作品有耿济之译的《白痴》（1946）、《死屋手记》（1947）、

《少年》（1948）等。在二十——四十年代间，陀氏作品的其他译者大多从英文转译。

从二十年代开始，随着中国对陀氏作品翻译不断增多，陀氏的主要作品几乎都有了中译本，不少作品还有两个以上的版本：《白痴》、《卡拉玛佐夫兄弟》等有两种版本，《穷人》、《罪与罚》、《地下室手记》等有三种版本，《死屋手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有四种版本。有的作品同一版本多次再版：像韦丛芜译的《穷人》再版四次，韦丛芜译的《罪与罚》与邵荃麟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有八版。有的作品以片断的形式出现，象《孤女聂丽的故事》（《罪与罚》）、《在阔人的寄宿学校里》（《少年》）、

《在另一个世界里》（《死屋手记》）等。

从翻译中的这种选择不难发现，中国译者和读者更为看重陀氏作品的穷人主题，而另一类作品，象《二重人格》、《群魔》等所表现的二重人格、人性袭变、宗教忏悔等主题，一直受到多数中国人的冷落，直到八十年代，它们才逐渐唤起中国译者、读者和研究者的重视。

1956 年起，俄国文学翻译开始走下坡路。陀氏作品的翻译廖廖可数，1958年出版了种觉译的《二重人格》。

1960—1979 年是俄国文学翻译，乃至整个外国文学翻译的低谷期。但海峡彼岸的台湾，俄国古典文学翻译出版却呈现出热气腾腾的景象：1967—1970年三年间，陀氏作品出了八种，仅次于托尔斯泰（十二种）、屠格涅夫（十一种），其中包括重印 1949 年以前耿济之的旧译《卡拉马助夫兄弟》、《死屋手记》，以及没有译者姓名无法辨别新旧译作的《罪与罚》、《穷人》、

《死屋手记》等。

七十年代末期，文学在中国复苏，俄国文学的译介研究重新得到恢复，但人们对陀氏还是谨小慎微，直到八十年代以后中国人才大胆地靠近他。中国译者抛开苏联陀氏研究的偏颇的干扰，以自己的眼光重订翻译的取舍标

准，《群魔》第一次得以全部译出。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推出一套《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新译、再版了陀氏的六部长篇小说。大部分重要的短篇小说都有了中译本。

经过七十多年的努力，陀氏世界的基本风貌终于出现中国读者面前。比起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的中译者，陀氏译者的名字对于今天的读者大多比较陌生。在这些陌生的名字中，应当专门提一下耿济之。这位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和俄国文学专家一生译著颇多，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等俄国古典名著都是他最早译介的。1982 年 3 月，耿济之逝世三十五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他的遗译《卡拉玛佐夫兄弟》等，以纪念他为译介传播陀思耶夫斯基和其他俄苏作家作出的突出贡献。

耿济之、邵荃麟等译坛前辈为中国人进入与陀思妥耶斯基的对话行列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