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平淡淡才是真——叶绍钧与契诃夫

在对外来作家影响的接受上，叶绍钧比较倾向于俄国的契诃夫和法国的莫泊桑。

叶绍钧很早就表述过与契诃夫相近的观点：纵然事实浅显平凡，我们若能观察得精密、透彻，就会发现它的深浓和非同一般。叶绍钧的小说，越到后来，朴实、冷隽、自然的风格越加显著。象短篇集《线下》、《城中》， 它们没有去刻意追求情节的曲折新奇，而是着重再现生活本身，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及精神风貌，很少主观感兴因素，客观写实色彩浓厚。

《潘先生在难中》是为人熟知的优秀短篇。它生动地塑造了军阀混战年代里的一个卑怯自私、苟且偷安的知识分子形象。潘先生为了躲避战乱和失业的危机，想方设法适应多变的环境。稍遇危难，他就六神无主，一旦暂获安宁，立刻又忘乎所以地高兴起来。为了保存自己，他别无原则。这位永远在庸俗猥琐的生活中腾挪的潘先生，时而让我们忍俊不禁，时而让读者同情感叹，时而又让人摇头生厌。叶绍钧传达给读者的这种感受，通过的正是客观描述一件接一件的琐碎而真实的事实。这些世俗画面太平凡，平凡得让人窒息。读者从头至尾捕捉不到任何作者对人物的主观评价。这样的作品很难引起我们对情节的好奇心，但是透过作者呈现的一个个实实在在、有血有肉、可悲可怜的凡人形象，人们会发现，市民阶层的庸俗习气构筑了生活的悲剧， 在悲剧下面笼罩着的是人类常见的生存形态：人没有甘愿庸俗的。不合理的世态、生活的重压很容易使人萎缩、使人变得庸俗和鄙陋。

契诃夫就是善于在平凡生活中提炼主题，让文学象生活本身那样自自然然、平平直直。在作品中，契诃夫把自己深深地埋藏起来。他只让事情本身启动读者的思绪，而自己则象一个看客，同读者一道观望人生舞台上的万千景象。这种平平淡淡、从从容容的“冷处理”所达到的艺术效果相当强烈。比起颇具大河奔流气势的托尔斯泰，契诃夫更象地表下面的潜流。

在对平凡生活的择取上，叶绍钧没有象契诃夫那样，把自己的笔伸向更广泛的领域，而是专注和执著于特定的题材——表现小知识分子的灰色人生。这样做使叶绍钧达到了大部分同代作家难以达到的深度，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陷入视野狭窄的境地（直到《倪焕之》出现）。因此，叶绍钧作品缺乏鲜明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气息。

读契诃夫晚期的作品，我们能明显感到，作家将笔触伸向农村生活和工厂生活的纠葛与矛盾，涉及到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内容更加丰富。象《套中人》、《醋栗》、《姚尼奇》、《农民》、《我的一生》等就代表了这一倾向。

随着社会浪潮的推动和对生活理解的逐渐加深，叶绍钧在艺术风格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特别爱用讽刺手法。除上面提及的《潘先生在难中》外，《校长》、《外国旗》、《搭班子》等都展示了作者出色的讽刺才能。小知识分子的空有理想而又顾虑重重，苟安心理，奴才性等又酸又臭的东西，被叶绍钧刻划得生动真切。这无疑也是得益于契诃夫的。

契诃夫有的作品集轻松诙谐和尖刻辛辣于一身，如《变色龙》、《普里希别叶夫中士》；有的作品溶讽刺和同情于一体，让人含着泪微笑，如《一个小公务员的死》。同果戈理善用夸张来达到讽刺效果一样，契诃夫的讽刺中最常用的笔法之一也是夸张。在这种夸张中，讽刺对象的荒唐滑稽显著生

动，讽刺的风趣和俏皮得到加强。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奥楚蔑洛夫（《变色龙》），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就是借助了夸张。

中国文学传统修养颇深的叶绍钧，他的讽刺带着中国文人的严谨风范—

—鲜有轻松的幽默感，极少使用夸张。他的讽刺是在貌似漫不经心中把现实生活包含的喜剧性表现出来，偶而加上点滴的提示。《外国旗》典型地体现了叶圣陶那平直浅淡的讽刺艺术。

风格日趋成熟的叶圣陶，将他所喜爱的作家契诃夫身上的客观化，视作一种艺术法则而予以肯定。契诃夫一贯认为，主观态度是种可怕的东西，因为它会把作者连胳膊带腿地都露出来。从这个意义上看，叶圣陶与契诃夫同属朴素和节制型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