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斯基，你那曲高和寡的中国知音

外国文学进入中国，通常是以翻译作品为先，评论介绍为后或同时。与众不同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的译介在我国早于对其作品的译介。

1918 年，周作人翻译的英国人写的论文《陀思妥夫斯基奇之小说》发表在《新青年》上。从此，我国一般读者第一次知道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二十年代译成中文的陀氏评论寥寥无几，都是英国人写的。中国最初对陀氏及其评论的了解始于西方，所以西方人的观点对初次接触陀氏作品的中国读者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920 年《冷眼》的中译本出版，书中所附的“记者志” 是第一篇中国人写的评论，它对陀氏作了简介：作家出身贫苦，作品人道主义色彩最突出，描写是社会中的黑暗堕落面，手法擅长心理分析。

1921 年，为纪念陀氏诞辰一百周年，我国报刊集中发表了近十篇中国作家、评论家写的陀氏评论。这些文章都对陀氏十分推崇，对他的作品和艺术给予充分的肯定。总观二十年代中国陀氏评论文章，特点是：注意交代生平和创作，多引外国读者的原话，或用自己的语言复述、解释、列举国外论者的不同观点，选出自己赞成的一种加以阐发。这些评论对陀氏以肯定为主， 同时指出弱点，基本上是客观的。

在早期陀氏介绍评论者中，郑振铎是一位重要的评论家。二十年代中期， 郑振铎在其编著的《俄国文学史略》中指出陀氏艺术上的缺陷：粗率、凌乱、无序等，同时认为陀氏的伟大不在艺术上，而在博大精深的人道精神上。在郑振铎眼中，陀氏作品的特色正符合他编译外国文学的一贯原则，即“必须带有社会问题的色彩与革命的精神。”

蒋光慈在根据瞿秋白原稿编著的一本俄国文学史著作《俄罗斯文学》中， 也指出了陀氏的缺点：文字艰涩、冗长、长篇议论不少、人物见解相似，但同时也承认陀氏的伟大在于细腻深入的心理分析，在于真实地反映痛苦中奋争的俄国社会，展露病态的人们和社会问题。

郑振铎、蒋光慈的观点在当时很有代表性。主张“文学为人生”的中国评论者主要从文学反映人生这个角度，来认识、介绍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三四十年代，我国的陀氏研究在加强前一时期的侧重点同时，更加注重

陀氏作品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在没有排斥以往的研究方法和角度的情况下， 评论界引进一些新方法，新理论，为陀氏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韦素园是陀氏的知音。他在为胞弟韦丛芜的《罪与罚》中译本写的《写在书后》一文中，读出了陀氏作品中人物的内心分裂、精神矛盾。读出了“地狱”的阴冷、广漠，读出了共鸣和安慰。在三十年代我国学者撰写的《罪与罚》简评论文中，这篇是出色之作。

四十年代，陀氏评论从三十年代主要集中的《罪与罚》扩大到绍析《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白痴》等陀氏其他几部长篇小说。何炳棣的文章《杜思退益夫斯基与俄国民族性》，运用广义的社会批评方法，从陀氏作品的人物入手，又结合俄国人的种族、地理、气候、环境、时代等因素，归纳出俄罗斯的民族性——生命力雄厚，重视精神生活，宗教信仰浓厚，容易接受外来思想，好走极端等。该文的角度十分独到。

我国三四十年代的陀氏评论总的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研究范围有所扩大，具体作品评论占重要地位，总的评论水平一般化。二是西方人的观点仍有影响，但评论的方法和角度不再单一。三是主要观点继承了二十年代的审

美侧重点，且有发展，更为注重陀氏作品的社会现实内容，但忽略了深刻的人性内容和艺术表现力。

二十一四十年代，周作人、鲁迅、茅盾、郑振铎、耿济之、韦素园、王统照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翻译家、评论家，在陀氏的翻译介绍与评论研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茅盾、鲁迅更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