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世纪，走近我们——契诃夫到中国

契诃夫属于最早一批被介绍到中国的俄国作家。

1907 年，吴梼从日文翻译了契诃夫的小说《黑衣修士》。1910 年，包天笑又将契诃夫的小说《六号室》（即《第六病室》）译介给中国读者，但包氏译文有许多夸张的引申，而这正是契诃夫故意不说，留有回味余地的一贯风格，也是他作品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的独特体现。与此同时，契诃夫的两个短篇《戚施》和《塞外》被鲁迅与胞弟周作人收入他们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但该集上下两册仅卖出二十本，其影响可想而知。从晚清到民国初年，译成中文的契诃夫短篇作品还有：《庄中》、《生计》、《写真帖》。这时期，契诃夫作品的单行译本有两种，但这些译作都影响极小。这与“五四”以前的俄国文学译介在翻译文学中地位较低是一致的。

“五四”以前，我国译者只对契诃夫作品中的短篇小说感兴趣，对他的剧作却冷落一旁。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当时翻译界对俄国作家作品的选择译介中。

契诃夫的作品被大量翻译介绍过来是在二十年代初。

1919 年，沈颖发表了契诃夫《神学院学生》的译文。1920 年，天津《新社会》连载契诃夫《唉，众人》的译文、《解放与改造》发表契诃夫戏剧《熊》的译文；同年，《小说月报》和《东方杂志》也发表几部契诃夫的译作，它们是《戏言》、《犯罪》、《赌胜》和《阴雨》。

1921 年，契诃夫的照片第一次在中国出现。《小说月报》的《俄国文学研究》号外不仅刊载了他的照片和传记，而且还有他的译作——王统照译的

《异邦》和邓演存译的《一夕谈》（《静诺奇卡》）。在这直接从俄文翻译俄国文学作品的丰收年里，俄国戏剧翻译异军突起，打破了译坛小说一统天下的格局。郑振铎将耿济之译的《伊凡诺夫》、《万尼亚舅舅》、《樱桃园》和他本人译的《海鸥》一并收入他编的《俄国戏曲集》。至此，契诃夫五个多幕剧中的四个都被介绍给了中国读者。

1923 年，耿济之、耿勉之合译的《柴霍甫短篇小说集》出版，这是最早的一个契诃夫小说集，收入七篇短篇小说。1924 年，瞿秋白译自俄文的《好人》发表。

1925—1927 年间，北京出版了曹靖华译的契诃夫另一个多幕剧《三姊妹》和独幕剧《蠢货》、《求婚》、《婚礼》和《纪念日》。这样，契诃夫的五部著名多幕剧全被翻译了过来，而且马上就有重版本出现，不止一次被搬上舞台。

契诃夫的作品被介绍到中国之后，翻译数量和种类直线上升，越来越受到重视。在 1917—1927 年的十年间，单行本的俄国文学作品有六十五种，其中契诃夫十种，仅次于托尔斯泰（十二种）。二十年代以后，契诃夫作品的发行量愈发长盛不衰。

三十年代，赵景深从英文译出八集《柴霍甫短篇杰作集》。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除小说和剧本外，契诃夫的传记、札记、日记及通信集也被大量译介到中国。他的一些重要作品有好几个译本，如《宝贝儿》、《万卡》、

《第六病室》、《套中人》、《一个小公务员的死》、《草原》、《樱桃园》等。四十年代，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都在中国名重一时。比较系统全面译介俄国名家名作成为许多译者的心愿，普希金、莱

蒙托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冈察洛夫、契诃夫等作家的选集都被列入出版计划，但只有《契诃夫戏剧选集》出齐了六种译作。这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伴随着这些译作，四十年代涌现的一批文学、外语造诣均深的契诃夫译者逐渐为中国读者熟悉，象汝龙、曹靖华、焦菊隐、丽尼、满涛等人。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契诃夫的中文译者阵容相当强大，其中不少人是当时文坛上的知名作家、评论家——鲁迅、周作人、包天笑、徐志摩、傅斯年、王统照、瞿秋白、郑振铎⋯⋯

四、五十年代是我国译介契诃夫的高峰时期。1950—1958 年上海推出汝龙译自英文的二十七集《契诃夫小说集》，该集收入契诃夫中、短篇小说二百二十篇。

六、七十年代，我国大陆的俄国文学翻译跌入低谷。契诃夫也象其他俄国作家一样被打入冷宫。

八十年代，俄国文学翻译重新回到正轨上来。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建国以来的最大规模，根据俄文十二卷本《契诃夫文集》，推出十二卷《契诃夫文集》中译本。这是自契诃夫作品被介绍进入中国之后，八十多年来最有连续性、质量最精的契诃夫作品中译本。

通观契诃夫的创作，他的一些在中国版本最多的作品是《樱桃园》、《伊凡诺夫》、《三姊妹》、《万尼亚舅舅》、《万卡》、《套中人》、《第六病室》、《一个小公务员的死》、《变色龙》。其中，《一个小公务员的死》、

《变色龙》这两部被列入世界短篇名著行列的作品，更为中国读者熟知、喜爱。上述作品在一般中国读者中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不是偶然的。它们最为突出地代表了契诃夫作品反映的“为人生”主题，因此中国新文学对他作品的介绍有意识地偏向他这些暴露社会黑暗、反映“小人物”生活的作品，而他的一些思想较为复杂但表现内容十分深厚、艺术上颇为精巧的作品却少为人所重视，评论很少提及，象《带狗的女人》、《带阁楼的房子》、《醋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