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吹来的风

中 俄 文 字 之 交

——文学交流的先导

中俄两国文学的出现相距有两千多年之久。中国和俄苏的文字之交开始于二百多年前。文字之交的基础是两国各自社会发展的需要。

十七世纪初叶，自古接壤的中俄两国有了外事接触。1618 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和 1655 年（清顺治十二年），中俄互表交往意向的文书就到了彼此的首都，但因为都不懂对方的文字，结果被搁置一旁近一个世纪。1689 年（俄国彼得一世时期，清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双方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它标志着两国文字之交的正式开始。其后，中俄双方互派使臣，签约通商进而交流文化。

进入十八世纪，中俄两国正值清朝康熙和彼得大帝这两个大有作为的皇帝当政，两国交往的逐渐频繁促进了双方文字之交的发展。根据 1727 年（清雍正五年）中俄恰克图条约，俄国在北京设立俄罗斯馆和俄文馆。俄罗斯馆除接受东正教教士之外，还加收一些俄国留学生学汉语、满语、蒙语和藏语， 了解并研究中国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和民俗风情。他们允任中俄交往事务的译员，其中不少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极深，回国后能在传播中国文化中起主导性作用，有的人成为学者和汉学家。著名的如俄国第一个汉学家罗索欣。俄文馆接收清廷派八旗子弟学俄文。该馆办了一百五十四年，于 1862 年并入京师同文馆。1863 年同文馆的俄文馆成立，1900 年停办。由于双方都有学习对方语言文字的需要，要经过互相学习对方的文字，初步了解对方的国情，激发了交往的热情。中俄文字之交成为中俄双方大规模文学、文化交流的起点。

在中俄文字之交的发展和西欧“中国热”的影响下，十八世纪的俄国兴起了“中国热”的影响下，十八世纪的俄国兴起了“中国热”，它是由文化交流为先导的。当时宫廷内外效仿西欧，热衷于了解和搜集中国瓷器、漆器、按中国风格装饰宫廷宅第颇为时髦。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夏宫增设了中国式的客厅，夏宫的花园里增添了一座中国剧院，两座桥和几座亭台楼阁。至今莫斯科还有座“中国城”。中国文化就象磁石那样对俄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作家康捷米尔、拉吉舍夫和杰尔查文不约而同地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大兴趣。康捷米尔一再提到“奇异的中国智慧”；拉吉舍夫于 1793 年写了《论中

国通商》一文；杰尔查文在 1797 年所作《废墟》一诗中歌颂了皇村中的中国花园。不少俄国人甚至想置身于这个地大物博、古老而文明的国度，亲身感受一下中国文化的魅力。大作家普希金由景仰“中国贤人孔夫子”到想来“万里长城边上”实地考察，曾于 1830 年提出申请，表达渴望访问中国的心情。

尤为难得的是，远在十八世纪的俄国进步人士不仅注意中国、欣赏中国文化，并且以中国人写的文章作为向沙皇专制统治挑战的武器。1770 年，俄国杂志《雄蜂》和《爱说闲话的人》分别译载了两篇中国人写的文章：《中国哲学家程子给皇帝的劝告》和《中国汗雍正给儿子的遗嘱》。这种对中国文化的直接拿来与借鉴，成为历史上极富特色的一段中俄文字之交。

两国之间的外交、贸易和文化的来往最终开创了中俄两国文学与对方民族进行对话的时代。不过，两大邻国间的这种对话一开始却是间接对话。

从俄国方面看，在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方面，俄国恐怕落后于西欧，于是， 不懂汉语就从别的欧洲文字转译。俄国剧作家苏马罗科夫于 1759 年从德文翻

译了《中国悲剧（孤儿）的独白》。1788 年，涅恰耶夫从法文翻译了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依据元杂剧《赵氏孤儿》故事创作的剧本《中国孤儿》。俄国在十八世纪共出版有关中国的书籍和论文一百二十种，但其中主要的是神学著作和有关中国的情报资料，文学作品极少。即便在十九世纪，译成俄文的中国文学作品数量也不多。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十九世纪，俄国发表的中国文学翻译作品和译介文章或论著仅五十种，多从法、德文转译。中国文学作品在俄国流传的范围很有限。

从中国方面看，中国对俄国文学的译介开始于本世纪初，晚于俄国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同文馆培养的一批批毕业生中不乏精通俄语的外交官和口笔译人才，但极少有人在翻译介绍文学方面留下实绩。据说只有一位同文馆的毕业生张叔严，1905 年以前在彼得堡大学时，拜访过托尔斯泰，并用五言古体翻译这位文学泰斗的诗作。有资料证明，最早的汉译俄国文学作品是克雷洛夫的三篇寓言：《狗友篇》、《鯸篇》和《狐鼠篇》，是从英文本转译的， 发表于 1899—1900 年。从 1911 年到 1919 年的俄国文学译作主要是以英语为媒介转译的，翻译的规模很小。

二百多年前的中俄文字之交，拉开了俄苏文学与中国文学相互交流与影响的序幕。二百多年了，这种交流与影响的趋势日渐浩大。二百多年了，这种交流与影响的趋势日渐浩大，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独具风格的一大景观。在风从八方来的今天，我们熟悉俄苏文学仍然超过其他一切民族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