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翁，老子的故乡欢迎你

托尔斯泰在世时，中国人就知晓了他的大名。早在托尔斯泰作品有了中译本之前，我国知识界就已经接触了这位俄国文豪。当时的接触主要通过留日、留欧的中国留学生和外交人员。这批留学生后来成了“五四”文学大潮中的生力军。

1903 年，一位曾到俄国的外交官夫人单士厘女士写了三巷日记，后印成

《癸卯旅行记》，其中对托尔斯泰热情赞扬，谴责俄国教会开除托尔斯泰教籍和沙皇政府禁止托尔斯泰著作发表的行为。

据现有资料，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介绍托尔斯泰的文章是在 1904 年。现已无法考证《托尔斯泰略传及其思想》的作者寒泉子是何人。文章侧重介绍托尔斯泰的学说，而文学作品则一带而过。作者凭直觉，敏感地悟到托尔斯泰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联系。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直接与托尔斯泰打交道的第一个中国人是张庆桐。1905 年，他与托尔斯泰通信，除了表示对作家的仰慕外，主要谈论中俄两国的关系，没有涉及文学作品。

1907 年初，托尔斯泰的肖像出现在《民报》上，并有题词“俄罗斯哲人

——托尔斯泰”。但没有与托尔斯泰有关的文章。

中国人真正接触到托尔斯泰的作品开始于 1906 年。

1906 年，德国传教士叶道胜（中文名）牧师和中国人麦梅生合作从英文转译了托尔斯泰晚年的一些以宗教为题材的短篇故事，最初发表在上海《万国公报》上。1907 年由香港礼贤会结集出版单行本《托氏的宗教小说》，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托尔斯泰作品中译单行本。

托尔斯泰作品一旦被介绍过来，它的影响就迅速扩大、日益深远。1913 年，中国出现了第一次翻译托尔斯泰作品的热潮。

马君武等译了《心狱》（《复活》）。翻译数量最多的要数林纾和陈家麟。他们译出的多是托尔斯泰的早期小说和后期宗教性较强的作品，如《罗刹因果录》（1915）、《社会声影录》（1917）、《婀娜小史》（1917）、

《人鬼关头》（1917）、《现身说法》（1918）和《恨缕情丝》（1919）等。这些翻译都用文言，篇名都是译者另拟的，而且为使译作容易被中国人接受，像普希金的《俄国情史》一样，不少译本抛开原作的表现手法、风格，根据译者的理解大加发挥，对原作大量删改，如《心狱》还不足原作的三、四分之一。另外，从译者自定的篇名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托尔斯泰更倾向是一位宗教家和道德家的形象。

从 1915——1921 年间，《新青年》杂志做了大量介绍俄罗斯文学的工作，其中关于托尔斯泰的文章及译著占相当大的比例。其他当时较有影响的杂志也都有专沦。1916 年以后的几年内，托尔斯泰的作品译介日益活跃，相继发表的译作有《一个地主的早晨》、《伊凡·伊里奇之死》、《安娜·卡列尼娜》、《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童年·少年·青年》、《克莱采奏鸣曲》、

《家庭幸福》、《高加索的囚徒》等。1921 年，瞿秋白以记者身份访问苏联，成为托尔斯泰故居雅斯那亚·波良纳的第一位中国客人。瞿秋白翻译过托尔斯泰的作品和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

据初步统计，在“五四”以前，中国翻译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契诃夫等十几位俄国文学名家的作品，总数在八十种以上，其中托尔斯

泰的作品占了三十多种，几近总数的一半。 “五四”以后，由于中国知识界在文化心态上与欧美文学的隔阂日渐加

大，人们对俄国文学的兴趣更浓，尤其是对托尔斯泰，于是开始了翻译托尔斯泰作品的第二个热潮。

“五四”以后直接从俄文翻译的译者群体出现。他们给托尔斯泰作品翻译和其他俄国作家的作品翻译带来了新气象。1919 年，瞿秋白发表托尔斯泰

《闲谈》的译文，1920 年又发表《祈祷》。在直接从俄文翻译俄国文学作品的丰收年——1921 年，耿济之译的《黑暗之势力》、沈颖译的《教育之果》、瞿秋白与耿济之合译的《托尔斯泰小说集》等托尔斯泰作品相继问世。1922 年，耿济之重译了《复活》、杨明斋译了《假利券》。

抗日战争期间，尽管条件相当艰苦，文化上的压制十分残酷，但托尔斯泰作品的翻译介绍仍未中断。郭沫若从英文转译了《战争与和平》（未译完）。周扬也从英文转译了《安娜·卡列尼娜》，虽然是转译，但周扬基本上把原作的精神、风格传达了出来。

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前，译自俄文的托尔斯泰作品有刘辽逸的《哈泽·穆拉特》、蒋路的《少年时代》、高植（即高地）的《战争与和平》（继续郭沫苦的工作）等。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翻译事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托尔斯泰的多卷本选集得以出版。托尔斯泰作品不断重印。从 1903——1987 年的八十五年间，在我国初版的俄国文学译作中，托尔斯泰的作品占 17％，契诃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各占 13.6％、12％、6.6％。这四位文豪的作品几乎占初版译作总数一半。目前，翻译界正在进行十七卷本《托尔斯泰文集》的出版工作。

半个多世纪以来托尔斯泰在中国的知名度与他半个多世纪（文学生涯达五十八年）在俄国的盛名不相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