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曾经误读你

在陀氏研究中，五十年代沿续三十四年代的路子，但由于社会条件的制约，没有进而丰富各种批评方法，日趋极端化。苏联模式的影响是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1956 年 2 月，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七十五周年之际，世界和平理事会将陀氏列入该年纪念的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我国报刊杂志发表了一批陀氏评论文章，从俄文翻译过来的占了绝对优势。在紧跟苏联“老大哥”的年代， 尽管中国人的评论文章仍然流露出我们对这位伟大作家的热爱和崇敬，但拘谨择言。在政治方向取代审美评判的束缚下，评论者们难以发表真实感想和个人观点。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读解出这样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观充满矛盾，流放前信仰革命、流放后回归宗教，宣扬忍从。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一个具有“二重人格”作家——伟大的作家和反动的说教者。

这时期的评论只肯定《穷人》和《死屋手记》；对《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卡拉玛佐夫兄弟》等采取批判地吸收的态度；而对《二重人格》、《地下室手记》、《群魔》等作品，一刀切地加以否定。

视野的狭窄、思维的单一、理论的僵化导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片面理解，使陀氏研究误入歧途。这种片面社会学批评的方法同样用在对其他俄苏作家和外国作家的评论研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