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从哪里来，契诃夫？

我国翻译契诃夫作品极多，对他的评论也相当多。

契诃夫作品最早引起中国读者注意的，不是他那种独特的语言艺术，而是他的题材、主题和人物。从中国新文学认识契诃夫之日起，它就领悟到， 契诃夫的现实主义，有别于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屠格涅夫的现实主义，他的现实主义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紧贴生活是他创作的最大特色。俄国文学现实主义“为人生而艺术”的特点，正是中国新文学对契诃夫和其他俄国作家情有独钟的原因。

1909 年，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指出，契诃夫与俄国“自然派” 作家不同，他既对现世悲观，又对未来满怀希望。这种理解虽然不免带有社会历史的色彩，但清楚地表明，契诃夫作品中紧贴生活的东西会与开始关注人生问题的“五四”新文学发生契合。

二十年代前后，以徐志摩为代表的从文学审美价值角度评价契诃夫作品的评论出现，但属少数；以从“为人生”的意义来理解、论说契诃夫作品的评论仍占主导地位。张友松的观点代表了这时期契诃夫评论的主流观点。他认为，有人指出契诃夫的作品太琐碎、太灰色，但人生本身正是如此琐碎， 如此灰色，所以契诃夫作品就是人生本来面目的写照。

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上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所有流派的文学主张都围绕着“为人生”的中心。即使是以施蛰存、穆时英、杜衡等人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心理分析流派，也把贴紧生活当做必不可少的创作原则。

进入四十年代，中国新文学“为人生”的潮流日渐浩荡，介绍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仍是重点。契诃夫作品的翻译、评介扶摇直上。与二、三十年代所不同的是，许多评论家开始关注隐含在契诃夫作品灰暗忧郁氛围底下的亮色。许多作家也准确地品味出契诃夫小说的独特韵味：情节平淡无奇，但越是细嚼，越能尝到其中苦辣相间的况味，它使人微笑、使人哀伤。这些作家向契诃夫学习，写自己身边熟悉的生活，写病态社会中沉浮于黑暗污流中的各种灰色的小人物，暴露他们庸俗、虚伪的灵魂，传达出自己对新生活的憧憬。这一倾向体现在这个时期的一大批小说里：叶紫的《丰收》、萧红的

《生死场》、张天翼的《清明时节》、老舍的《我这一辈子》等。

我们在沙汀的名篇《在其香居茶馆里》能够看到作家的成熟的写实本领。小说在描写地方乡绅时，始终避免直接触及人物的心理活动，甚至在高潮处， 也听不到人物滔滔不绝的表白，见不到一个夸张的词句，依然是冷静的描绘、客观的叙说。作品字里行间透出作者那平静而苦涩的微笑。从沙汀笔下那些麻木不仁的看客们身上，社会愚昧昏暗的死态一览无余。读者在契诃夫描写外省生活的小说里也能找出类似的感觉。

总之，中国现代作家、评论家们的目光大多投在契诃夫创作第二阶段反映当时社会思潮的作品上。只有少数人能透过“无情地暴露旧社会”这一表层，悟到契诃夫世界的深层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