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魂灵》——鲁迅晚年花心血最多的一部译作

是鲁迅慧眼识珠，将果戈理现实主义创作的顶峰之作推到中国读者面前。《死魂灵》的翻译工作是鲁迅晚年在“冷汗不离身”、“象做苦工”一样的情况下完成的。他还搜集编印了俄国名画家的一百零五幅《死魂灵》插图，甚至在去世前一天还翻阅了有关自己翻译《死魂灵》的广告。据著名作家丁玲统计，截止到 1952 年，《死魂灵》就已销行了十五版以上。至今为止，

《死魂灵》有了两个译本。

《死魂灵》的书名就给人一种震撼魂魄的感觉。它的情节结构简单而独特，由主人公乞乞科夫走访庄园地主购买死亡农奴名单的活动组成：乞乞科夫是个精明狡猾、唯利是图的掠夺者，他自称六品文官，一次参与代书抵押农奴的事项，从中得到启发，决定做一次贩卖死魂灵的投机生意。于是他带着仆人来到某城，结识了该城的名流官员和周围的地主，廉价收买已死去但尚未注销名册的农奴，以移民之由，向国家申请南俄无主的荒芜田地，再高价转卖，企图从中谋利。但就在乞乞科夫办理法定的过户手续，眼看就要变成百万富翁时，在省长家的一次宴会上，地主诺兹特莱夫揭穿了他的秘密， 并散布流言，说他伪造钞票，企图诱骗知情者的女儿。事情败露后，乞乞科夫在流言的压力下，坐上马车仓皇出逃。

果戈理花费六年心血写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这部史诗般的小说，写出满目疮痍的俄罗斯，写出它全部的苦难和罪恶，象但丁的《神曲》一样，引导俄罗斯走出“地狱”穿过“净界”、奔向“天堂”。果戈理

——这位俄国“文坛盟主”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的自觉，正是中国新文学伊始，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现实主义作家们的共同志向。鲁迅敏锐地捕捉到果戈理“以描绘社会人生之黑暗著名”的创作特色，并成功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运用。比起果戈理的其它作品，《死魂灵》更充分地展示出作者善于通过人物的形态和心态写黑暗中的畸形人和畸形人生的艺术才能。通观鲁迅作品也多是这样。从《长明灯》中的疯子、《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等作品的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一种病态社会偏执狂的性格， 这和我们已经提过的果戈理笔下的狂人、泼留希金和后面将要提及的赫列斯塔科夫、马什巴奇金等一系列性格怪癖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果戈理作品对鲁迅的影响是整体气质上潜移默化的熏陶。如果硬拿《死魂灵》与鲁迅某某作品—一配对，考证式地找出几点师承的影响关系，实无必要。中国读者对于《死魂灵》最熟悉的莫过于它的浪漫主义的抒情结尾： 俄罗斯——总也追不着的三驾马车，向着光明的未来飞奔而去。果戈理在此对“俄罗斯，你奔到哪里去”的关注和对祖国未来的信心，曾给予随“五四” 运动成长的一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以极大的精神力量，去孜孜探求中国社会的出路。

虽然鲁迅不遗余力地向中国读者推出《死魂灵》这部果戈理呕心沥血的鸿篇巨著。但它太过宏大的结构和篇幅却影响了它在读者中的传播，因此它的知名度在中国当代读者群中反而逊于《狂人日记》和《钦差大臣》。

仅从评论界来看，笔者对 1949——1990 年我国主要报刊中苏比较研究论文作了一个统计，其中专论《死魂灵》与中国的文章仅五篇，而有关《狂人日记》与中国的专文却有十三篇。数字不能代表一切，但数字也可从一方面

说明问题。这五篇论文中的四篇是专谈《死魂灵》与吴敬梓《儒林外史》的， 其观点大致如下：两部巨著的共同点是“含泪的笑”，即果戈理和吴敬梓都用饱含辛酸泪水的笔来写喜剧，对各自作品中的人物，既有辛辣的嘲讽，又寄予深切的同情，甚至在冷嘲热讽中挟有一定的赞颂成分，从而在审美性上结合了悲剧和喜剧的因素；在讽刺手法的具体运用上，都是通过人物的外在特点描绘人物，这在严监生与泼留希金这两个形象的塑造中尤为突出。不同点在于，身处官僚地主阶级之中的果戈理无意运用革命的手段变革现实，只寄希望于地主、官僚的道德自省，因此他的讽刺是善意的，他一方面对其笔下地主的庸俗空虚、浅薄无聊予以辛辣讽刺，另一方面又对其所属的地主阶级堕落到如此地步流露出痛惜之情；而吴敬梓则更多地为笔下人物的道德沦丧、精神沉论而痛心。在艺术风格上，《死魂灵》反映了作者的参与性，读作品时，总让读者感受到作者就在身边帮你理解人物，而读《儒林外史》时， 读者却感觉不到读者与作品间作者的存在。

《死魂灵》的成功获得跨时代、跨国界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