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在于情感上的领会—— 曹禺与契诃夫

1934 年出现的曹禺的《雷雨》，标志着我国传统戏剧形式已攀上了顶峰。巅峰状态本身就隐含着危机感。

曹禺等一批中国戏剧作家以敏锐的目光，在契诃夫的戏剧里找到了们急需突破的东西。曹禺本人极为欣赏《三姊妹》，认为在这部伟大的戏里展现的是一幅秋季的忧郁。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有的只是能抓住人们心灵的活生生的人。曹禺重新审视他的《雷雨》，指出它太像戏，技巧上过份了。他想从契诃夫深邃的艺术里老老实实学点东西。但是曹禺走向契诃夫的第一步并不成功。他没有在情感上真正领会契诃夫，而只注重某些方面的刻意模仿， 犯了许多模仿者犯过的同样错误。契诃夫所特有的东西是他艺术中最难模仿的地方。

与曹禺第一个剧本风格截然不同的《日出》明显反映出契诃夫戏剧的痕迹。剧本没有中心情节，每个人物份量相当，都能以各自鲜明的形象吸引人们。作者希望用角色们离乱、零碎的人生片断构成一种一致的印象，但缺少的恰恰是契诃夫戏剧抓人魂魄的本质东西—一总处于情绪平静温和的恒定状态下的痛苦与希望同在的思索与憧憬。

继《日出》之后，《北京人》将寓深邃于平淡的契诃夫戏剧艺术风格引向成熟。剧本叙述抗战前夕，发生在北京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中的日常琐事与人物精神的苦闷、内心的冲突。情节与外部冲突由人物之间的表面性直接冲突转入隐蔽的内心，折射出人性美的潜质。但《北京人》的抒情氛围仍然显出人为的效果——出于理性思考，而不是情感的自然坦露。作者还是急于要表达主题。

在曹禺后来的创作中，上述缺憾仍然明显。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曹禺的个人气质与契诃夫相去较远，尽管他们在精神上有所契合。曹禺善长“热处理”，而契诃夫是个“冷处理”型的作家。二是表现人，尤其是现代人复杂精妙的心态需要一些超脱、玄想。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在真实地表现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要有一定程度的虚化。这对于上下五千年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中国人来说比较困难。中国人一贯注重务实，没有一一对号入座的感觉仿佛就不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