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式经营

在生意方面托大家的福进展得非常顺利，终于发展到夫妇两人无法处理的数量，这时无论幸惠如何卖力也是不够的，因此我决定雇用人手。

在创设佐川组的时候，我决定对我的组员支付同业两倍的工资。不论是领取的一方或是支付的一方，月薪是越多越好，这是我的理论。这次我也想这样做，而且，我还采取不是雇用社员（公司职工），而是增添家族的意识采用社员，这件事是我跟幸惠事先约定好的。

我当时的构想不是一般社会上所说的“家族式经营”。

有些社长（老板）所标榜的家族式经营，只是在社员生日的那一天送些礼物，或者是在社员的结婚纪念日招待到自己家中庆贺一番。

那决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如果是为了压低所应该付出的薪资而故意表态的话，那就是不可原谅的欺瞒行为，那种“有人情味的社长”可以说是骗了。

自己没有能力，而以人情去掩饰的经营者也是一样。

我是佐川家的儿子，因此在做曲子的时候，虽然不顾身体的劳累拼命工作，但却因为是家族的一分子，所以没有拿到一分钱的酬劳。

说得过火一点就是有人会利用“家族式”这句话作为叫人工作而不付钱的借口。

我的所谓家族并不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前提，而是以栗和田组老板对我的态度作为典范，老板把保险箱的钥匙交给我保管，但我在离开粟和田组的时候，连那个月的薪水都没有拿，可以说是光着身子走出去的，以作为我对老板的报答。

我所说的家族式就要有那样严格的契约，究竟做得到抑或做不到，我问幸惠也问我自己。幸惠对于拙嘴笨舌的我想表达而无法表达出来的部分似乎都已一清二楚了。

在这种心理准备和决心之下，我雇用了社员。

从我自己嘴里说出来未免稍嫌骄矜，但幸惠的确是做得非常好。往后的日子虽然进展得顺利，但在某些特定的期间也有不尽如人意的时候，例如工作是增加了，但收款业务却个顺利，甚至到发薪水的日子金库里会捉襟见时。

在那种情况下，幸惠就会对我说： “没有您的分了。”

把我暂时搁在一边，但对于社员的薪水从不拖延，总是如期发放。

金序中既然捉襟见时，为什么能一文不少的如期发放薪水呢？其实她的手法很简单。

每逢那种情况下，家具什物都会减少，都是被幸惠拿到当铺里去换成现金了。

月薪一定要如期一文不少的发放，发得出的时候发，发不出的时候不能就这样不发。

不给小孩子充分的食物，而大人们却吃饱喝足，这种，不能算是家族。把经营者比喻为父母，将员工比喻为子女。这种想法虽然有人以为很陈旧， 其实这并没有什么陈旧的。大人们即使不吃也不能让孩子们挨饿，这才是所谓的家族，我和幸惠都有这种共识，所以我们从开始就把员工看作是家族的一员，往后我们也绝不准备改变这种想法。

公元 1957 年（昭和 32 年），在京都车站前，以大阪和京都间作为主要的营业范围，以身体作为唯一的资本，我开始了脚夫这个行业。

半年后购买了两台旧脚踏车。

公元 1958 年（昭和 33 年）也就是创业后的第二年，在京都市下京区东

洞院 7 条下东人的长条房屋设置办公处兼住家，并装设电话。

在公元 1958、1959 年（昭和 33、34 年）两年之间增设了大阪、敦贺、福井、金泽、富山等 5 个出张所（分支营业处）。随着地区的扩大，把两台旧脚踏车换成两台机车（二轮）。我们以机车→火车→机车的方式运送货品， 以应货主们更为快捷的期望。

公元 1959 年（昭和 34 年）底机车的数量增加到 13 公元 1960 年（昭和

35 年）4 月设立“有限会社佐川急便”（佐川捷运有限公司），也就是现在的“佐川急便 GROUr（佐川捷运集团）的基点。

以上虽然是“佐川捷运”的草创记，但也包括我的个人史，而我之所以不惜用那么多的篇幅详细叙述，乃是因为这里面充满了所有佐川捷运的创业精神。

我常常对社员们说“不可忘记初衷”“回到原点！”而我本人，每天回归初衷，自我警惕地问自己“这样就可以了吗？”

欣逢创业 30 年的大日子，我亲自执笔将佐川捷运的草”创史写成文章， 想借此再度把创业时的志向确认一次。

但愿能将这一年作为振翅飞向崭新 21 世纪的跳板。我一面为此祈祷，一面继续移动我这支秃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