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米丘林学派与摩尔根学派之争

获得性遗传的早期争论，由于人们对遗传认识肤浅，所以并没有大张旗鼓。在米丘林学派和摩尔根学派形成两军对垒以后，由于各个学派对遗传都有了系统的看法，有关获得性遗传的争论才处于高潮。米丘林学派继承了拉马克的学说，主张获得性遗传，但这个学派并不认为所有新获得的性状都能遗传。有时环境条件的改变对有机体的影响不深刻，不能引起有机体代谢类型的改变，此时的性状改变就是不遗传的。摩尔根学派继承了孟德尔的学说和自然选择学说，反对获得性遗传，但他们并不认为所有新出现的性状都不遗传，那些因基因改变而引起的性状改变就是遗传的。看上去两派似乎是相容的，实际上争论更尖锐、矛盾更复杂了。

米丘林学派承认性状遗传是有其基础的，如李森科所说：“遗传基础并不是某种特殊于躯体的，能自身繁殖的物质。凡能发育、能变成有机体的细胞，就是遗传基础。在这个细胞中，各种不同的细胞器的作用是不同

的，但没有一个细微部分是不发育的，不进化的。”他们认为：如果承认有遗传物质，那么有机体内的任何活的物质，包括有机体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是遗传物质。这就是说遗传性并不是某一种物质的特性，“根本没有， 也不可能有专门负责‘遗传’的遗传器官，就如同没有专门的生命器官一样”。性状改变必然是生物体某一部分改变的结果，既然生物体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具有遗传性，所以获得性必定是遗传的。

摩尔根学派认为遗传的物质基础是基因，除基因以外的其他组成部分都是受基因控制、与基因相互作用的。基因决定性状，而不是性状决定基因。除非性状的改变是因基因改变而引起的，否则，新获得的性状是不遗传的。因为摩尔根学派认为有专门负责“遗传”的物质——基因，所以， 实际上他们否定了米丘林学派意义上的“获得性遗传”。事实证明遗传基础的确是特殊于躯体的、能自身繁殖的物质，支持获得性遗传派再次败北。

在此期间定向变异再次被提出来，由于对定向变异及其遗传问题两派理解不同，所以争论得相当激烈。米丘林学派有很多定向变异的例子。如米丘林培育抗寒果树的实验，他通过把生长在南方的果树逐步北移，使果树在寒冷环境的作用下逐步获得抗寒性，成功地将杏北移了 1400 多里，将樱桃北移了 1000 多里。又如人工饲养的家禽家畜可以用定向培育的方法提高其经济性状，母牛通过不断挤奶，可以培育出产奶量高的品种。在微生物方面也有不少例子，抗药性细菌似乎就是在经常接触抗菌素的环境中出现的，耐高温细菌也是通过在高温条件下培养而获得的。在米丘林学派看来，这些例子和人体经常锻炼而肌肉发达一样显而易见，是一种定向变异。而摩尔根学派则认为，环境引起的变异一般为不定变异，有机体与环境的统一是定向选择的结果。如生长在南方的果树有喜温特性，但它也可能经突变而产生抗寒的后代。果树在北移过程中，大量实生苗抵抗不住严寒而被淘汰，只有少量获得成功，严寒不是培育而是选择了果树。根据同样的原理可以解释家禽家畜育种、抗药性或耐高温细菌的筛选，而锻炼导致肌肉发达这样的定向变异，由于不能改变有机体的基因型，所以是不遗传的。对这些例子两派似乎都能解释，所以争论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其余波也曾影响到我国遗传学界。

现在看来，以往所认为的走向变异基本上是定向选择的结果。至少， “影印培养”证实抗药性细菌的产生就是如此，这一点已成定论。那么是不是绝对没有定向变异？有人用链霉素处理眼虫（E.gracilis），眼虫就永远地丧失了叶绿素，这种个体能在适宜的培养液里生长、繁殖，其后代也缺乏叶绿素。链霉素定向地诱发无叶绿素眼虫，但这不是拉马克意义上的定向变异，因为很难看出这种变异有什么适应意义。遗传工程也能产生“定向变异”，如前面提到的小鼠转变为大个体，但这也不是拉马克学说或米丘林学派所指的定向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