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背景

虽然本书讨论的是 1945 年以后的人文地理学，但是作此讨论需要对这门

学科在 1945 年以前几十年间的概况有所了解。需要这一背景知识出于多种原

因。首先，尽管 1945 年是本书所讨论的英、美两国社会、经济、文化的许多方面的分界线，但是从地理哲学和地理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它并不是明显的转折点。这不足为奇，因为战争年代并不是学科内进行学术辩论的重要时代。多数学者在战争期间或应征入伍或从事与战争有关的情报工作（有些学者在进行情报活动的同时仍坚持教学工作），因此和平时期日常的教学活动，纯科学研究、管理工作被战争时期的任务所取代。战后，经过数年的努力，才使学术活动逐步恢复到接近正常的状态。才能补充大量新成员以弥补战时的损失，以教授积压的学生，对新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作出反应。

考察所研究阶段以前状况的第二个原因与学术工作的演变过程有关。新范式的产生是作为对目前受偏爱的那些范式的反应，而不是在知识的真空中的发明。因此，二战后的种种变化都是对战前几十年间已建立并传授的哲学和方法论作出的反应。要研究这些反应的本质，没有一定的背景知识是无法进行的。

最后，学术活动中的变化绝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一项新的研究规划通常需要多年才能成熟，其间要进行各种实验，撰写研究计划，新范式的先觉者们还需赢得一些追随者。与此同时，目前流行的旧范式（或某几种范式，若它们各自得到相当多的支持）仍继续存在。它们的信奉者按其可接受的方式继续工作，进行研究，发表著述，并依照传统见解教授一代代大学生。尽管新范式业已形成，有可能它还必须作为有待获得学者和学生支持的竞争者之一与原有的各种范式共处若干年。这一现象可能是社会科学的特征，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对资料的诠释往往更带主观性；两种或多种不同的世界观同时拥有各自的追随者是很常见的，甚至他们还会出现在同一学术机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