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主义的起源

皮特（1977）指出在 60 年代后期，地理学家从事的早期的“激进的”研究是自由主义的（p.142）：

激进派研究的只是这些问题的表面——即社会问题是怎样在空间表现出来的。对此，我们要么认为传统的方法足够胜任，要么认为仅需对“目前的研究方法作一定程度的修改，就可以为⋯⋯激进主义运用中的分析和重建政策服务（威斯纳，1970，p.1）”⋯⋯我们一直习惯已有的市场⋯⋯服从现存的思维方法⋯⋯我们能为“重时效的”的国家政策方向的形成提供背景思想，这样我们就不可能进行激进主义的分析和实践（p.245）。

这可以从皮特自己的关于美国的贫困的论文得以说明（皮特，1971）—

—在这篇论文中，他像莫里尔和沃伦伯格（见本书第 274 页）那样，主张在贫困地区建立一系列增长中心——这也是激进派杂志《对立面》早期一些文章的趋向。例如莫里尔（1969）强调

反对“新左派”提出的革命是唯一进步之路的前提⋯⋯对革命的幻想过于天真⋯⋯“新左派”过分夸大了潜在的支持⋯⋯提出的“革命纲领”过于简单，没有实现的希望⋯⋯“新左派”低估了我们社会进行变革的能力⋯⋯ 无能者用手中权力来扼杀改革，似乎所有的革命都遭到他们的玩弄（pp.7— 8）。

而后莫里尔（1970b）又指出：

简单马克思主义形式的变革，即企业所有制从私有成为官僚政府（或单位）所有，十之八九会抑制生产，也必然不会带来任何基本状况的改善。关键是维持私有制度，同时对它的交易建立社会控制并限定它对人民的权力

（p.8）。

福尔克（1972）在批判哈维（1972）的关于少数民族贫困区的形成和反革命理论的论文时，第一个正式提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福尔克认为，地理学与其它社会科学是“极为复杂、着重方法、但主要是描述性的学科，与解决尖锐、似又顽固的社会问题少有关联⋯⋯其理论反应了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和利益”（p.13）。以莫里尔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论点已被放弃，因为它不可能获得成功。莫里尔早先发表在《对立面》上的两篇文章主张说服可以引起变革，从而形成一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结合。这种社会民主办法在瑞典得到实行。

那里的情况一再显示，对雇主和雇工而言平等是一种幻想。经过半个世纪之久的社会民主统治，不公正和不平等现象仍然盛行⋯⋯当一小群专家的主张与社会统治势力的利益背道而驰时⋯⋯这些主张只能是徒劳的。统治势力的兴趣不在平等与公正，而是在于利益（福尔克，1972，p.15）。

福尔克认为根本的变革需要整体的动员，这样，哈维的在地理学内建立一个新的范式的倡议是不够的。而是应建立一个包括地理学在内的统一的社会科学新范式，以研究所有的复杂问题，不但提供理论，还提供行动的基础：没有革命实践的革命理论不仅无用，也令人难以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p.7）。（亦见埃利奥特·赫思特，1980，1985。）

在地理学内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理论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是大卫·哈维，其观点最早表现在他的论文集《社会公正和城市》（哈维，1973）中。此书是以自传体形式表述的，阐述了哈维逐渐接受马克思分析方法的演

变过程：

作为调查的一种指导思想⋯⋯我并没有因它内在的优越性所具有的超前感而转向它（虽然我发现自己很自然地与其变革的一般前提看法一致且赞成变革），因为我从中找不到完成我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我所必需理解的东西

（p.17）。

哈维的这本书第一部分的标题是“自由主义的方案”，由一系列论文构成，着眼于收益分配的机制来分析社会的不平等问题；着重机制中可达性和区位的作用。哈维试图定义地区的社会公正，把分配收益的过程与产生收益的过程分隔开来。只有在该书的第二部分——“社会主义的方案”——

他才最后承认收益（为公正分配所关注）本身的定义是由生产规定的⋯⋯ 生产和分配之间、效率和社会公平之间区分的否定，是所有这种二重性的普遍否定的一部分，这些都是通过接受马克思的观点和分析方法后完成的

（p.15）。

哈维关于少数民族贫困区的论文（哈维，1972）标志着他观念的转变。他从批判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p.11）出发，质问现行范式是如何产生异常的，这些异常又是如何发展成危机的。哈维认为库恩分析问题是假定科学不受周围物质条件支配的，而实际上科学与既包容它又约束它的社会是非常密切的。地理学家承认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

隐藏在社会科学范式后面的推动力量是根据人类利益驾驭和控制人类活动的愿望。这样，问题马上产生了，即谁将控制它们，按照谁的利益去进行控制，如果按照整体的利益去实行控制，那么将由谁承担确定公众利益的责任？（哈维，1973，p.125）

哈维认为（1973）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供了

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思路，不是从控制生产方式者的角度⋯⋯而是从对资本主义权力结构构成威胁的角度（p.127）。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有助于对具有多方面不平等现象的现行体制起源的理解，还为避免不平等现象的发生提供了选择的措施：

我们要成为社会进程的积极参加者。知识分子的任务是识别真正的选择，因为它们隐藏在现实情况之中，并且要采取行动想办法证实或否决这些选择（p.149）。

在这种条件下，地理学不再可能是单纯学院性的，把自己孤立在“象牙塔”里。从事地理学研究的人员必须敏感政治并参与行动，投身到创造一个公正社会的行动中，来替代现存社会，而不是对它进行改革。但哈维这本书

（1973）的其余部分对这种观念并没有阐述清楚；本书其余部分主要包括两篇论文，一篇是关于土地利用和地价理论的论文，研究复杂的地租概念；另一篇论文是关于城市化的性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城市化过程的解释。不过他以后的著作（1984：见 p.197）《历史唯物主义宣言》对上述观念作了十分清楚的阐述（亦可参见埃利奥特·赫斯特的批评，1985），他的著作

《资本的极限》（1982）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次尝试。

皮特也从一个自由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立足于不平等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假定，以一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的文章（皮特，1975a）来代替他早期论述贫困的论文（皮特，1971）。这使他转向研究一种影响千百万人生活的巨大力量的超理论（p.567）。其中

环境学或地理学理论从各自的角度研究永存的不平等现象的机制，而这

种超理论研究推力和阻力两者的合力，这种合力直接影响个人的人生历程

（pp.567—568）。

这样，环境资源起着约束的作用，因为它规定了社会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人是社会化的人，社会环境决定着人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参与的机会。（亦见索娅，1981）因此，只以税收政策为基础，通过自由机制来进行收入的再分配不能解决贫困问题；皮特认为，地理学家需要寻求不同的环境方案，以去除中央集权官僚主义和代之以无政府主义的社区管理模式。（哈维—— 1973，p.93——不赞成后一观点，指出除非资源在各社区和各地区得到平衡，否则社区管理的唯一结果将是“穷者愈穷，富者愈富”。）

结构主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分析方式是结构主义哲学的一个变种（结构主义有许多不同的形式：见约翰斯顿，1983b）。一般说来，结构主义分为 3 个层次：

（1）表层，或上部结构；（2）过程，或下部结构；（3）控制，或深层结构。这 3 种层次中，只有第一层次可以明白理解；社会的表层结构包括其社会、文化、政治和空间组织。但这种上部结构不能用来解释自身的存在。创造上部结构的过程在下部结构中，这是不能观察到的：其性质只能通过理论认识并与上部结构的表象进行比较。

在结构主义的大多数形式中，其上部结构和下部结构之间不存在决定关系。同一过程，不同的因素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为了说明这一点，法国社会人类学家克劳德·莱维—斯特劳斯进行了实验模拟，用凸轮轴驱动机器切出玩具拼板锯齿状的轮廓（图 8.1）。这个机器只限于产生某几种运动，但是运动出现的秩序是随机的，这意味着能产生大量不同的玩具。研究某一个玩具不能揭示机器的特性，必须研究机器本身。因此，结构主义是研究机器的，但跟模拟不同，没有现成的东西去考察。结构主义者的研究必须提出机器的理论，并且弄清楚上部结构的内容是否与理论一致。（注意，上部结构的内容不能预测，再用上面那个比喻，机器的某一特定运动是不能预见的。）结构主义的某些形式，如莱维—斯特劳斯的社会人类学（利奇，1974），

进一步断言下部结构运转过程是由深层结构控制的。因此，研究上部结构的各种型式可揭示深层结构的性质（某种程度上类似现象学中识别本质的方式：p.173）。这样，根据莱维—斯特劳斯的观点，所有乱伦禁律都是印记在每一个人意识中基本禁律的变异。这种禁律在各个社会、各种文化中表现略有差异，但如果对所有的禁律进行仔细比较，就可发现它们的共同点，从而进入到人类神经系统结构方面。

对深层结构的探求并不是人文地理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不过可以认为一些人本主义地理学家研究的某些空间概念——地方观念、地区性、方位—— 是深层结构的体现（例如在萨克 1983 年的一篇关于地区性的重要论文中，决定“避开人类的地区性是否出于一种生物学的倾向或本能这一问题”；参见约翰斯顿，1986c）。只有瑞士结构主义者皮来格特的研究受人注意。他宣称一个深层结构的存在可使个人去认同和适应新的实体。戈列奇（1981a）认为皮来格特的观点对行为地理学的研究有一定意义，但是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它曾产生过重大影响。

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的结构主义大多忽视与深层结构有关的问题，他们把目光集中在下部结构和上部结构。马克思主义以唯物主义为基础，因而断言下部结构由一系列经济过程所构成。无论何时何地，上部结构的表现是下部结构运转的反映，而其社会环境是以前运转的反映。但这些运转过程不是决定性的，因为上层建筑（上部结构）是由人类创造、维持和改变的。上层建筑可用不同方式解释经济过程，因为没有哪一个过程只表现为一种方式——就像世界上有各种形式的政府和西欧、北美有各种形式的政党和选举制度那样（泰勒和约翰斯顿，1979；约翰斯顿，1984a，1986d）。解释必须与过程相符合，它可以促使也可以约束人们的决策。解释的后果可能会对未来环境起限制作用。它们也会对过程起作用，但不会使之转向。

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主要是寻求识别在下部结构中运转的过程，并把这些过程与上部结构中的各种表现形式联系起来。在人文地理学中，这意味着推导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来解释各种特定的表现形式。这些表现形式本身不能用来识别过程——尽管它们可以对过程的内容提供线索。过程只有从理论上加以识别，并与上部结构相比较，看看其结果是否与假定的经济趋动力相对应。例如在人文地理学内，哈维（1975a）曾提出为什么社会—经济的隔离总是发生在城市居住区，使之成为重新产生阶级体系和排除阶级之间冲突的手段。基本的过程是一个拉开距离的问题（约翰斯顿，1980b）。这可以解释隔离存在的原因，但不能解释它所表现的特定形式：富人住宅郊区化是这一过程的充分反映，但不是必然反映（沃克，1981a）。对政治地理学而言，泰勒（1982，1985b）已经提出了一个世界经济运转的唯物主义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国家发挥着作用。同时这个框架也衍生出关于国家的定义和职能作用的理论，但不涉及国家对具体时空的个别刺激因素的反应（约翰斯顿， 1982a）。

现实主义哲学（有时称作先验的现实主义，以与直接的现实主义相区分），不少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工作都归属这个范畴，它是建立在分离 3 个领域的基础上（巴斯卡尔，1978）：经验领域只关心经验，世界是感知的；现实领域既关心经验也关心事件，认为一个事件（例如人类的某一项行为）可由个人（由行动者或由其它亲身经历者）以不同方式进行解释；实在领域关心那些不可直接感知的结构，但是它包含着导致事件发生及其经验感知的机制。现实主义者认为所有科学都是研究这 3 个领域，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各不相同。

与实证主义相似，现实主义的目的是通过“寻找什么产生变革、什么促使事情发生、什么允许或强制变革”来发现原因，以解释事件（塞耶，1985，

p.163 页）。但是它又不同于实证主义，因为它主张

引起事情发生的原因与发生或观察到发生的次数这个问题毫无关系，因此也与它是否形成规律性无关（p.162）。

确实，在社会科学中“规律性”（即法则和类似法则的推论）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正如塞耶（1984）在他详尽评述现实主义时所清楚阐明的那样，这种规律性的出现必须有两个条件：机制必须是不变的，以及机制与出现规律性的条件之间的关系必须是恒定的。如果两者都具备，那么有关的科学研究的

是封闭系统：事件的有规律结果应当出现（自然地或实验室条件下出现）。如果一个或两个条件都不具备，那么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规律性将不会出现。社会科学研究的是开放系统：

我们能以不同的方式解释相同的物质条件和状况，由此学会新的反应办法，所以我们实际上成为不同种类的人。人类的活动以调节各系统的组合为特征，这就破坏了⋯⋯（第一个）条件，⋯⋯同时我们认知和自身变革的能力又破坏了⋯⋯（第二个）条件（p.113）。

这样，包括人类社会各种机制的趋势是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解释的，并以那些解释的结果为未来解释的新条件。机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在偶然相关的条件下实现：例如，

价值规律涉及的是资本由于其结构而必然具有的机制（如，由各种竞争的、独立运转的资本组成，每一资本为利润而生产，并依靠剩余价值而存在，等等），只有在诸如特定技术、资本与劳动力的关系和国家干预等因素的协调下生效。仅以纯理论为基础是不能指望有一种社会理论能“预先”知道这些偶然因素的性质和形式的（pp.128—130）。

因此，尽管各种机制能够被理论化，它们各自的具体表现却不能够理论化，因为它们取决于人类的作用、取决于个人在其对经验世界解释的背景下对机制的解释（见约翰斯顿，1989a）。

现实主义对因果关系的研究，涉及到塞耶和摩根（1985）所谓的内涵研究程式。在这种程式中，提问题的方式是“动因究竟干了什么”，它涉及到对一个事件或一组事件因果过程的调查。与外延研究程式（常见于经验主义

/实证主义人文地理学）相比较，其答案是不能加以概括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人文地理学“主要是寻求发现全部群体的一些共性和一般模式”

（p.150）。由于外延程式研究的几乎肯定不是封闭系统，所以不能加以概括；因此，它们只能是描述性的和提要性的，而内涵研究程式是解释性的，并且由于内涵研究可在与它们关联的特定背景内识别因果关系的动因，使举荐政策对变化动因有“因果关系的控制”，从而比外延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举荐政策基础（p.154）。

正如马西和米根（1985）所阐明的，外延研究要通过大范围的研究，去除样本资料的相异性而获得共性。而内涵研究把相异性看作由偶然条件形成的必然联系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内涵研究的目标是找出那些必然的联系。不过，舒纳德、芬彻和韦伯（1984）则认为实证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的研究行为有相似性：

因为社会科学家（按照定义）在特殊的因果机制、过程和经验事件之间不能保证有一种恒定的联系，由理论假定的“法则”只能作为趋势而不是作为经验的规律性来处理⋯⋯甚至非现实主义的人文地理学家实际上已经采用了这些对实验和科学法则的解释（p.374）。

尽管这些非现实主义者断定，随着研究的充分，一旦能解释所有可能的相互作用，就可预测行为；但现实主义社会科学家并不接受这一论点。

正是上部结构内容的时空特殊性，为现实主义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因素。与在其它领域一样，实证主义在地理学中也寻求识别普遍适用的法则；而现实主义否定这种可能性（塞耶，1979，1984）。批评的基点不是计量化，而是在寻求达到实证主义者的目标时对计量化的运用（见塞耶的不同观点的批评，1984，及约翰斯顿的回应，1986a）；计量化作为一种

描述的工具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沃克，1981b；泰勒，1981）。

在人文地理学中，实证主义的研究由于寻求与下部结构中的过程无关的上部结构的“法则”，受到现实主义者，也包括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由于在下部结构中变化是固有的，因而在任何情况下“法则”是不存在的。行为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研究由于明显地赋予个体行为者完全的自由，从而使他们脱离了行为的环境，也遭到同样的批评。对于前者，例如考克斯（1981，p.275）就提出“行为地理学⋯⋯无意识地接受了个人与社会分离的假设”；对于后者，N.史密斯（1979，p.467）认为“现象学派⋯⋯没有认真地把外部社会与个人结合起来”，瓦格纳（1976，p.84）则认为“存在主义及其在现象学中的类似者似乎对历史进程和广泛的地理学研究范围弃而不顾，这样就可能缺少直接的关联性”；沃夫（1986，p.279）也同样写道：“现象学的极度唯意志论夸大了有意识行为的作用，并且根据对一套固定社会关系的假定，推断意识产生于历史真空中”。

因此，在实证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地理学中，个人并没被看成受社会约束的行为者：

在“经典”区位论中，推动者是个别的、自发的、理性的经济机器。在行为论中，兴趣产生的主要机器是“决策者”，由于忽视经济条件，它的重要性被夸大，从而产生了唯意志论的“区位择优原则”（塞耶，1982，pp.80

—81）。

现实主义则强调行为是受经济过程约束的，但这并不否定人的作用。下部结构规定了“无意识行动的决定因素”（p.81），但在这些决定因素中个人作出决策，其中决策本身也许会增加对未来决策的约束力：下部结构就是这样既起约束作用，也起促进作用；它既限制但又促进选择。

像图 8.1 模拟显示的结构主义的其它形式一样，现实主义承认在结构的约束范围内的“聪明行为者”，这意味着它并不强调上部结构的内容是由下部结构的过程决定的。它倒是强调只有靠后者有关的理论发展和“试验”（塞耶，1982，pp.85—87）才能理解前者。例如，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过程的理论。它并不是一种经验学科——它对上部结构具体内容明显忽略，琼斯（1980， p.257）批评它“放弃对分布模式的研究，而分布模式通常认为是地理学调查的出发点”——但是它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内经验的细节得以研究，而没有这个框架就不可能理解经验的细节。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地理学却承认环境本身对上部结构内容的影响。文化区域是被塑造的（注意格雷戈里1978a 的那本书，在此书的末尾，他倡议建立在认识经济过程中关注空间变化的更新的区域地理学）。在一篇被邓肯和莱（1982，p.37）称为不负责任的陈述中，皮特（1979，p.167）认为：

无论环境或空间，当社会关系渗透到它们时，都不是被动的。⋯⋯当阶级关系向空间推移时，它们会从社会形成的各种区域获得一些特性。⋯⋯区域和周围环境的各种直接和间接的内容输入到阶级关系里。⋯⋯从而转化为社会—空间—环境关系。空间关系是以阶级关系为基础的，阶级关系包含了空间和环境的影响。

阶级冲突支配着资本主义的经济进程。但不同地区对这种冲突的不同解释，在上层建筑里产生了微妙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导致在整个资本主义范围内产生自持的、隔绝的文化。而这些文化的差异又会使行为者对正在发生的阶级冲突的解释出现更大的差异。（然而文化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决定性因

素——邓肯，1980——它只是一个次要的约束条件和促进因素，说它次要是因为它要满足经济进程的需要。）因而空间/环境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分析经验差异非常重要（关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本质概念的分析见奎宁， 1982，亦见 N.史密斯，1984）。

所以，马克思主义是现实主义的一种形式，它寻求把一个经验世界的内容与下部结构的决定因素——经济进程联系起来。然而，它的努力并不仅止于此；它也是旨在变革这些经济进程的政治纲领的基础。按照皮特和莱昂斯

（1981，p.205）的看法，

如果我们希望理解我们——资本主义世界的人民身边发生了什么，⋯⋯ 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合乎逻辑的、连续的、政治的分析方式，对事件起因提供一个深入的、精确的解释。

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做到了这一点，而且也提供了“一个进行反抗的强有力的理论和政治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变革经济进程，因而要废除资本主义对个人行动的专横控制。这个目标是建立在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基础上的。他断言人与人的不和，尤其是无产阶级受剥削，他们的尊严被剥夺，是由资本主义造成的。为获得尊严，为让个人完全自由和掌握命运，必须推翻资本主义，代之于共产主义。论点是（雷尔夫，1981b， p.122）：

真正的人际关系只有在中产阶级阶层实现，因为他们能保证自己的生活，并且享有思想和行动的自由。

资本主义只有通过革命来推翻，而革命必须在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受压迫，并决心废除它时才能实行。要达到这种认识必须解放思想，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无产者日益感受到他们受剥削的地位（约翰斯顿，1988）。批判论的目标就是使无产者觉醒，它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进行深入浅出的解释（解释学），从而使每个人都能理解真实的社会运转过程——即理解下部结构。只有日益觉醒，能动作用才能得到发挥。（这里的结构概念与结构主义以及现象学所假设的那类深层结构不同——p.221。马克思主义者坚信，所有的人类行为模式是社会的产物，这样当把问题视为人的基本能动性时，马克思主义在处理地区性概念时存在困难。）

由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政治目的，因而使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成为其主要内容——正如哈维对 3 种理论类型的识别所揭示的那样（p.196）。实证主义者的经验主义把上部结构现状看成一系列的法则，因而在规划中运用这些法则来维持现状。由于这种现状是一种剥削，所以实证主义者的规划是为进一步的剥削服务，来保持目前不公正的资本主义结构，而不是朝着人们所期望的社会经济变革努力。这种研究在任何情况下都很少去理解上部结构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加以描述而已。应用这种片面的理解被称为工具主义（格雷戈里，1978a；1980）。实证主义者只想把它的法则强加于社会，却不承认它的研究成果只是对辩证的、从不重复的变化着的事例的描述（马琴得，1978）。

因此对人文地理学家而言，马克思主义和有关的现实主义认为：

对上部结构中空间组织和社会环境关系的各种模式的解释，只能看作是对在下部结构运转的经济进程的认识；
经济进程不能被直接认识，只有通过建立适应上部结构表现的理论才能被认识；
经济进程是连续变化的，它们的影响也与它们一起变化，因而其上部

结构的普遍法则是不能推导出来的；

阶级冲突（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经济进程的中心问题；
上部结构对经济进程的体现反映了受经济进程和先前认识约束的个体行为——个体既受约束又是能动的，但不是被决定的；
用以实证主义考察为基础的规划方法来维持上部结构现状的任何努力，只能够帮助现时不公正的制度持续；
理解经济过程及其表现形式，需要各社会科学间即使不是相互融合，也要比以往更紧密的合作；
学术研究的目标只能是寻求解放，引导社会的变革。

采用上述思路涉及到改变现代西方社会模式。按照艾尔斯（1974，p.39）的分析，主要有两种模式：

一种基于合作，一种基于冲突。前者强调社会生活必须符合社会准则，以合作、互利为基础，以协调、融合和持久为特征，生活在其中必须承认法律的权威、承担共同的义务并保持团结一致。后者以局部的不同利益为生活基础，因此其社会生活以分裂、利诱和强制统治为特征，并产生结构性矛盾⋯⋯（而这正是）社会系统的主要问题。

冲突——资本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之间——和权力——有利于资产阶级的不公正分配——是后一模式的主要内容，而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这一内容的一个特有的理论形式。理解这种冲突以及权力的分配和使用是理解社会财富分配的基础。社会的空间组织就是竞争和冲突的结果，而这种竞争和冲突本身

（艾尔斯，1964，p.64）就已经隐含了输赢结果，即胜利者必然是在经济竞争中拥有所有权并控制生产过程的人。这样，在这种体系下的经济增长将最可能导致更大的不平等。显然，离开权力和不平等，是不能理解贫困和空间体系里的真实财富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