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进展

在 1981 年出版的一份评论中，思里夫特（1981，p.359）认为：

行为地理学平静的日子已经远去，行为地理学家对于他们在研究领域内的解释力进行夸耀的日子也随之而去了。不过，他们的研究领域在人文地理学内仍占有一席之地。

他认可对行为研究的批评，这些批评有的来自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行为研究将个体决策者只不过比作偏好程序（对刺激进行反应）的自动装置。批评也来自另一些人，他们认为行为研究忽视了比个体总和大得多的整体的社会的重要性。（这两种批评所提出的观点，将在下面第六章和第八章内详细讨论。）这种情况使他承认行为地理学可能是“半盲目性”的：

但是，说行为地理学是半盲目性的，并不是说它什么也看不到。它的解释可能是有限的，但这决不意味着这些解释决不存在。

换句话说，行为地理学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方法论，在人文地理学家的众多的方法中，它自有效用。

假如思里夫特的结论是正确的，这应导致行为地理学研究步伐的减慢。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情形正好相反，80 年代发表的著作的数量依然可观（简要评述见戈列奇和拉什顿，1984；戈列奇和蒂默曼斯，1990；以及蒂默曼斯和戈列奇，1990），并且在规范学科（见上文第 229 页）的范畴内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不过，还是可以说行为地理学不仅仅变得只是少数人（虽然是强大的少数）的兴趣，而且在人文地理学内变得越来越孤立，这是由于其学术带头人在理论上和分析上的深奥性而造成的。当许多人文地理学家为了描绘人们对空间的了解、表现和在其中的行为时，认为有必要通过问卷或类似的方法去收集个人资料时，相对来说，很少人能跟上前面说过的方法论的发展。因此，我们所谈论的既有对地理学实践的一般性影响，也有与主流有所脱离的一小群专家们取得的进展。

这样一群专家的活力可以以戈列奇和斯廷森（1987）的著作《分析行为地理学》为例。他们将源自 60 年代的一种方法，解释为（p.1）：

为了在既定的环境中生存并理解它，人们必须学会从大量的经验之中组织关键的分类信息。他们感受、贮存、记录、组织、并使用少量的信息，最终是要复制日常的生活事项。在做这类事情时，在从大量“致有关者”的信息——即源自我们生活的世界的信息——中进行选择的基础上，创造知识结构。来自各种环境的不同的要素，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和不同的价值。正是对于认识、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的明确识别，在开始时推动了地理学里行为研究的发展。

接着，他们阐述了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并通过一份图示来表现这一分支学科研究的结构。在图示中，决策个体被置于环境与行为的交界面上（图5.4），人们在环境中学习和行动，而在行动时又改变了环境。他们的书的内容，既包括行为地理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也包括他们在各种课题领域内达到的成就，提供了对一个具有活力的分支学科的清晰观察。这也可以在他们开列的参考文献的数量上看出来。此外，还对大量论文进行了评述，本章的部分段落就是采自那些被评述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