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的环境

一门学科的持续目标是发展知识。每一门学科所追求的目标都涉及特殊的研究领域。各个学者的贡献表现在从事研究和报导成果、按照学科体系组合资料、教学活动——对学科的传授、推动和再生产，此外，还可能需要有学科与实际社会的“关联性”。不过，学科并没有固定的设置，也不存在一个唯一正确的依照主题进行的学科分类。目前存在的各门学科是承接以前学者们的分类。学科界线是渗透性的，学科之间可以相互影响。学科界线会不时发生变动，这往往是由于新的学科的建立，新学科往往出现在以前学科分类的空缺中。（在类似的学术机构之间，学科分类方法可以不同。）

正如没有永久不变的学科分类一样，也不存在对学术研究的永远正确的理解方式，在很多情况下，也不存在衡量研究成果、解释结论是否正确的决定性标准。进行研究的“正确”或“错误”方法、对结论的“正确”或“非正确”的解释、以及讲解知识和训练学生的“恰当”方式都是学术界自己裁定的。所以，就以上问题出现许许多多的争论是不奇怪的。在某个时期，学术界内可能存在关于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的共识。但是，在学者们讨论某一研究成果的实际价值时，在讨论某一研究方法的可靠性时，分歧是可能存在的。知识本身的界定也的确存在分歧。

存在分歧和共识是学界的特征，对于它们的研究正是科学史学者的任务。（科学在这里是极广义的概念，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全部学科。）对外界的人来说，科学研究工作是不可思义的——尤其是那些在从事研究之前需要长期培训、其成果又是外行无法读懂的学科。但是人们一般都相信，科学研究是严格限定下的客观性的活动，并永远对新的发现感到兴奋。确实，科学家们常常表现出这种样子。有人认为，在学术界有一套永恒的价值观念，它包含 5 个要点（据穆尔凯，1975，p.510）：

创始性原则。学者们力求发展知识，从事创始性研究以发现和思考世界上的未被很好认识的事物。
群体性原则。一切信息由学界全体共有——通过正确的渠道（主要是学术刊物）进行交流，当它们被利用时，都要标明出处。
非盈利原则。学者献身于他们的事业，他们获得的主要回报是对发展知识的参与的满足感——这会带给他们声誉和职称。
普遍性原则。判断的标准完全出于公正，它只考虑工作的学术功过，而决不涉及研究者的个人问题。
正当的怀疑精神。知识的向前发展需要持续不断的建设性批评，在这个过程中，学者们对自己的工作和他人的工作不断进行再认识。

根据这 5 项原则，学术工作在一种中立性的气氛中开展，不容许偏好、自私、隐藏和学术偏见。人们认为客观的评判标准是存在的，那就是学界成员所表现出来的高超能力和谦让精神。

这种许多学者所倡导的对科学和科学家的理想主义观点，却遭到科学史研究结论的否定（主要研究的是自然科学史，穆尔凯，1975；穆尔凯、吉尔伯特和伍尔加，1975）。这些研究表明，那些研究常常是毫无客观性和中立性的。它们描述出来的是这样一些学科：它的发展“是靠在已然探索过的领域收集更详细的事实，或在从未探索过的领域偶然碰到新的事实”（巴尔内斯，1974，p.5）。在整体上说，科学是文化，它的每一个学科是子文化。像

其他文化和子文化一样，它有自己的规则和方式，这些规则和方式可以随着内部的决策而发生变化。再进一步看（后面要详细说明），科学文化又是更大的文化的一部分，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科学家——由于他们（自己认定）的专家身份——可以将自己的观点强加到社会母体之上，但他们仍要受到外部社会的影响（参见巴尔内斯，1974）。

每一门科学学科都有一个独立的学者团体，许多是若干个相互联系的团体的组合。它的目标是发展知识，但发展的定义以及知识自身的定义要受到团体成员的影响（如果不是决定的话）。所以，研究学科史不仅仅是开列一份成绩的年表，而是要做团体社会学的探索，考察人们对问题进行的讨论、思考、裁决以及后果。（例如沃森，1968；对小说的研究可见库珀，1952。）这类考察一般采用一、两种形式。一种是经验主义的，力求按照历史发生的事实来描述。在这一形式里，每一个团体都被单独叙述，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另一个形式是要对科学的进步进行理解和概括。这包括归纳方法——研究不同的历史，然后找出共同的东西——或者演绎方法，即提出一个科学演进的模型，用它来类比某个具体学科的发展。现有的大多数模型都是为了用于自然科学，但也有人提出它们与人文地理学的联系性（如哈格特和乔莱，1967；哈维，1973）。关于这些问题这里先做些介绍，以此作为第二至第八章的对实质问题评述的背景。

库恩，常规科学，科学革命

作为研究科学发展史的框架，T.S.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 1970a）一书受到人们极大的关注（这本书确实是社会科学家最常引用的书之一）。如库恩本人和许多评论家所指出的，这本书是一项关于科学的社会学研究。它做的是一个实事求是解释——说明科学家们做了什么，而不是一种规范性纲要——论述科学家们应当做什么。它力求进行概括，确认诸多学科历史中的共同因素，不过这些概括并不是用来作为预测方法的基础。库恩的目标是确认“科学，实践中的科学研究，到底是什么”（巴尔内斯，1982， p.1）。

库恩认为，科学家工作在使用共同研究方法的学者和教师的群体、社团之中。他们赞同同一哲学框架，在工作中有一致的理论重点，并使用公认的方法程序。他们的研究是用这些方法程序去解决在那个理论框架中确认的问题，从而增添知识（积累被解决的问题），并扩展理论。这些理论框架、方法程序、和实际范例都被编入教科书。他们所共同使用的这些东西被库恩称作范式。“一个科学共同体由使用同一范式的人组成”（库恩，1970a，p.176）。用波普尔（1959）的话来说，意思就是，当科学家结合在一个研究领域时，他们会径直从那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开始着手。现有的理论框架为他们界定出什么是尚未解决的问题，并提供研究环境。现有方法论则提供了着手的程序。研究者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该领域中已然意识到的问题，并非要一切从头开始。所以，范式是“已知的问题—求解”（巴尔内斯，1982，p.v），一个问题的解决则引出另一个问题。问题—求解导致科学的进步。

一个人在某一范式中从事研究，需要理解和接受它的哲学和方法论，这需要经受一段时间的培训，在培训期间，他被结合到范式文化之中，建立起该范式的关于学术问题的思想方法。培训的关键是范式教科书，它是一部文

献摘要，界定什么是已知的东西、如何能获得更多的知识。培训的目的是为了在一个已知的方式中进行研究而做准备，“科学培训是教条式的和独裁式的⋯⋯（它）并不产生或鼓励创造性以及逻辑的严密性之类的品质，而是对学者的训练，使他们在规定的文化背景下去创造，去严谨，或别的什么”（巴尔内斯，1982，pp. 16—17）。

经过培训而被结合到一种范式里以后，这个学者加入了一个研究共同体。这类共同体有时被称作“看不见的学院”，存在着封闭性的相互关系，包括出席特别的学术会议、私下交换尚未发表的论文、在研究工作中相互引用成果等等（克兰，1972）。学者的研究价值在共同体之内获得承认，他可以博得领袖人物的青睐，协助他职位的提升。有共同体内权威人物很少，甚至只有一个，这会形成特别的思想流派。

范式中的实质性研究包括填补空白，研究者“必须将未知事物转变为已知的范例，转变为又一个普通的事例”（巴尔内斯，1982，p.49）。范式为这些研究提供依据——指示而不是指点。要取得能够赢得承认、恩惠和地位的成功，需要对范式的原则提出确证（穆尔凯，1975，p.515）：

显然，对科学研究人员的工作的质量或意义的评价，要看它与现存的科学假设和科学预期的关系。所以，在界定完好的框架中进行激进性研究，在规范的学术氛围里不会被很快承认。但对已然建立的假设的确证性研究贡献，则很快会受到奖励。

因此，学术研究中的主导原则应为证明性研究，它并不在前面提到的五个要点之内。科学并不是在坚定不移地追求新奇的发现，而是细心地运用已然认可的手段去解决问题，为的是扩展现存的、组织完好的知识体系。判断一直在进行，但始终是在由培训过程所建立起来的学术环境之中。科学的进展就是填补事先确立起来的框架中的空白。

依照范式进行的研究被称为常规科学（库恩，1962，pp.35—36）：

或许常规的问题研究的最突出特征⋯⋯是它很少产生重要的新意——概念的或现象的。有的时候⋯⋯除了微小细节以外，结论都是事先就知道的⋯⋯ 预期的、因而可同一化的结论的范围要小于想象力可能构想的范围⋯⋯常规科学的目标不在于实质性的新意⋯⋯常规研究的结论的意义在于它增加了范式的应用范围和精确性⋯⋯尽管其结果可以预期，其详细程度甚至使剩余的未知部分变得毫无意义，但获得那些结果的途径依然成问题⋯⋯成功者就是解决问题的专家。

在常规科学中，研究者已经具有：

被认可的知识体系，特定的组织和解释这些知识的方式；
处理未曾解决的难题的方针；
解决难题的一套方法。

在范式中的培训，使研究者被牢牢地置入轨道之中，并学会扩展知识的范式体系（使轨道加深）的方法。培训的结果是做“常规的、日常的研究”

（巴尔内斯，1982，p.11）。不过，这并非意味常规科学活动是一种“长期的沉闷的遵命研究”（p.13），因为扩展和发展知识不仅仅是“一件遵守指示和规矩的事情。常规科学是对智力和想象的试验，在科学家的文化资源中，范式发挥重大作用”（p.13）。解决问题不那么容易，库恩将其比喻为下棋，他认为，为了解决大量提出的问题，要动用现存知识（实践），也要动用许多智力（库恩，1970c，pp.36—39）。

科学家不是万能的人，他们并非什么都懂——即使在一个特定的范式里

——所以，他们的预测有时是不准确的。随着常规科学研究的不断进展，在解决问题时渐渐积累起反常的知识，这些反常知识有时会显示异常结论，而不符合范式的假设。对这样的情况必须加以处理，因为：

难题求解的活动常常想表明：最初出现异常的东西，或者是设备不好和技术不佳的结果，或者是所熟悉事物的一种假象。大多数异常的东西都可以顺利地以这些解释处理（巴尔内斯，1982，p.53）。

要么是工作做得不好，要么是研究者的解释不对，对范式可以做一些小的调整，但总的来说，常规科学研究依然继续。

然而，有些异常的东西不那么容易处理，它们始终令一些科学家头痛。其顽固性导致了不同的范式研究的出现，这可能是一种组织知识的新框架，以便不再存在异常。这就是在原来的范式范围之外的“破例性研究”。当这种研究成功之后，便开始出现“革命的一幕”。关于这种研究，库恩说（1962， pp.89—90）：

几乎所有那些新的范式的深刻的发明者，要么是年轻人，要么是刚刚进入所要改革的范式中的人⋯⋯显然，这些人先前的实践不大忠实于常规科学的传统规矩，他们尤其要看到这些传统规则不再能指挥游戏的进行，而要用另一套来取而代之。

结果，另一个范式呈现在眼下的常规科学的拥护者面前，他们需要做出判断，在两个彼此竞争的关于问题的看法之间进行重大选择。选择的结果必须明白地表示。或者是维持原有的工作模式，不理会那些异常现象；或者是采纳新的文化。采纳新文化时，要遗弃现存的权威和习惯，而树立新的、更高的权威，因为它是在研究世界的这一方面的更好的预见者。如果变革被接受，便出现了科学实践的革命，一个范式被另一个范式所取代。在两个竞争的范式之间做选择是极为困难的事情，因为这二者是不可比的，没有比较它们的共同标准。如库恩（1970a）指出的，相竞争的范式的不同拥护者们对什么是必须解决的问题的看法常常不一致，他们的关于科学的定义或标准并不相同（p.148）。

此外，新的范式必定要使用那个要被取代的范式的一些语言和措施，只不过略有不同。这在双方辩护者的讨论中会产生相当大的误解。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两组科学家以极为不同的方式观察世界，双方都在观察世界，他们观察的对象并未改变。但是，在某些领域，他们所注重的是不同的东西，看到的是它们之间不同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某一规律在一方无法说清，而在另一方却有时感到十分显然（p.150）。

因此，如果出现一种范式向另一种的转变，它并不是由逻辑推动的。用库恩的话说，是一个“格式塔（gestalt）心理变化”，放弃一种而采用另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的决定乃是基于直觉，而不是根据严格的科学标准：一个比另一个更好。当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能做出同样的直觉决定，所以有些人仍旧在被别人否定的范式中工作。

库恩对科学活动的描述是：研究者被培训为采用一种已验证的模式去对待研究的问题，用已认可的方法去解决发现的问题。问题的解决是遵循一种稳定的、累积的方式，以增加知识的贮存。在发现不大的异常现象时，也许要做微小的调整。在很偶然的情况下，会遇到无法解释或不能容纳的异常现象。一些研究者会抓住这些异常现象，创立新的范式，它既能解释那些异常

现象，也能解释其他所有已知的事情。他们一旦成功，一个新范式便出现在科学家共同体面前，要求认可。革命出现了。由于范式之间是不可比较的，而且只有一个范式是正确的，这要求科学家共同体接受一个新的工作方向。简单说就是，科学研究以稳定的方式进行，沿着踏出的道路，偶尔会出现大的转折，转折的标志是在组织材料、确定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技巧方面的重要改变。

对库恩的思想的批评以及他的回答

库恩的思想引起了科学哲学家们的热烈争论，因为它向关于科学进步的常规观点提出了挑战，并且（特别是在科学革命这一概念中）提示人们，有些科学决策是“非理性的”（参见沃特金斯，1970，关于库恩的将科学共同体与宗教共同体类比的评论）。的确，正是革命这个概念的引进和阐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施特格米勒，1978）。这是因为面临库恩挑战的绝大多数关于科学的观点都是常规的，而不是建设性的。它们要规定科学应该成为什么样子，而库恩是描述科学实际上的情况。

很多评论者都指出了库恩最初的阐述中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即在使用范式这个术语时很不统一。马斯特曼（1979）发现至少有 21 种不同用法，它们“使粗略的读者在理解范式时遇到很大的困难”（p.61）。她从中归纳出三类主要的范式概念：

抽象范式（或形而上学的范式），它可以等同于“世界观”，或一般研究原则；
社会学的范式，指具体的科学成就或科学家共同体，它们规定着工作方式；
工艺的或制作的范式，为未来工作提供操作方法的典范。

为研究者提供工作框架的是第二类概念，而第三类概念则表示在该框架中解决问题的方法。

马斯特曼的批评影响了库恩。在后来的著述中，库恩对自己的看法做了澄清，他的注重点几乎全在马斯特曼的第 2 和第 3 类概念上。不过，他首先表示，假如能够重新撰写原书的话，他将优先注重科学家共同体，而不是范式（库恩，1970a），因为科学家是作为共同体的一员来工作的。科学家共同体的规模各不相同，例如自然科学家的全球性共同体、主要专业者共同体（物理学家、化学家，等等）、专业内围绕特定问题的工作共同体。最后一种共同体是库恩所关注的，这类共同体是本书提出的科学知识的生产者和确证者的团体单元。范式就是这些人所共同具有的一种东西（p.178）。

关于这种背景下的范式概念的使用，库恩（1977）提出一个双重定义：第一重是“范式”的全球意义，包含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全部信条。另

一重是单指特定重要类别的信条，因此它是第一重的下属部分（p.460）。第一重定义是社会学的，他称为学科母体：“为科学共同体成员单独共

有”（p.460）。这种母体包含（库恩，1970a，p.152 以下）人们认同的概括方式、共有的特定模式、理论建设和确证的指导性框架（在其他地方—— 库恩，1977，p.501——他把学科母体等同于理论）、共有的关于应用方法的价值观念。它还进一步包含造成辅助性的第二重范式定义的其他因素，他（库恩，1977，p.xx）称它们具有初始的意义。这是一系列范例（即马斯特曼分

类中的工艺的或制作的范式），它们是

具体的问题解决方式。从科学教育的一开始，学生们就会遇到它们，或者在实验室里，或者在考试中，或者在教科书章节的末尾。在毕业以后的研究工作中，科学家们还会在学术期刊中看到一些问题解决的技术方式，这也是他们共同的范例，这些范例告诉他们怎样去完成研究工作（p.187）。

在解决问题时，科学家们要参考那些范例。他们要查找类似的、典型的研究范例，以得知手中问题的解决办法。所以，学生学习范例，在培训中应用它们，由此认识学科母体中的具体内容。这些为科学家们提供了工作的路径：

共同体成员——无论是整个共同体的还是其中某个专业共同体的——要学会面对类似情况做类似处理，最根本的办法之一是参考共同体中的先驱者已经做过的类似事情，了解与其他情况的不同之处（pp.193—194）。

所以，革命包括一种范例对另一种范例的取代，调整现存范例体系以容纳新的情况，或者调换学科母体。最后一项，即社会学范式革命，被认为是科学史中的重大事件。而前两项的发生可能不会影响到学科母体。

对库恩理论的通常解释是：科学共同体成员工作在一种范式里，按照常规科学模式进行研究。但是马斯特曼（1970）以及其他一些人却认为，在研究中可能存在很长的没有范式、或多种范式、或二元范式的时期。拉卡托斯

（1978a）提出了另一种关于科学史的观点，也阐述了上述可能性。拉卡托斯在一点上同意库恩，即只有在更好的理论（或范式）出现时，原理论才会被认为是错误的。但他认为，在两种竞争的理论间会出现长时间的争论，他称争论的中心问题为研究纲领（这与库恩的作为学科母体的范式概念类似）。每一类纲领包含一个核心，即一组不容怀疑的中心观念（拉卡托斯称之为modus tollens）。纲领的方法规则中既包括趋向于脱开核心的反面启示，也包括正面启示。正面启示引导研究者在核心周围的“保护带”中解决问题。通过建立补充性假设的办法，使异常现象可在保护带内得到解决。这些补充性假设为的是对付观察到的偏差，从而保护纲领核心。研究纲领内的进展有赖于科学家们在创立假设上的智慧，这些假设要符合纲领核心，并能处理异常现象。成功会“巩固”核心，它是以“证实”或成功地预测的数目来衡量，而不是以挫折（“反驳”）来衡量。纲领核心本身的内容是确切无疑的。（拉卡托斯，1978b，p.110，认为纲领核心是传统认可的、“不容怀疑”的，它在预先认定的计划内对问题进行界定。）但研究纲领却会摇摆不定，其正面启示可能在进行预测时失败。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该纲领堕入退化阶段，行将被新纲领取而代之，这个新纲领正处在进展阶段，并在深入地扩展它的内容。出现纲领的改变是由于新纲领表现出优于旧的纲领，这很像库恩所说的范式的改变，只是它常常需要较长的时间。拉卡托斯认为，变化不是瞬间产生的（尽管在“科学的民俗学”中说成是迅速的，p.85）。另外也不存在决定性的实验，其结果可以向学者们说明哪个纲领是好的、哪个纲领是错的。

（事过之后有可能看出是不是决定性实验，但事在临头时则不可能认出它们。拉卡托斯和其他一些人认为，将历史改写为一系列决定性实验的做法是危险的。）因此，一个学科历史的大部分应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同时存在的、相互竞争的研究纲领。

科学的历史就是而且应该是研究纲领（或者“范式”）之间的竞争史，而不是也不应是一连串常规科学的时段。竞争出现得越早，科学进步得越快

（拉卡托斯，1978a，p.69）。

拉卡托斯不仅认识到理论的多元性，并且要求这种多元性（这引起巴尔内斯——1982——的批评，即他的看法是一种关于科学的平常观点，而不是像库恩那样的积极的观点），在多元情形下，对一个研究纲领的批评是一个长期的、经常令人灰心的过程，人们一定要耐心地对待正在萌芽的新纲领（拉卡托斯，1978a，p.92）。

尽管拉卡托斯反对库恩的作为学科内的控制范式的常规科学概念，但同意研究纲领的进步包括对正面启示引起的新假设的验证，从而获得日常的知识扩展。反驳的情况不应多，因为目标是确证和前进。波普尔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批评的”（1970，p.55），它的特征不是常规的研究，而是非常规性的探索。他说，按常规做事的科学家很难成为合格的科学家，

“常规”科学研究⋯⋯是非革命性的活动，更明确地说，是无批评性的工作。这样学习科学的人只会接受当时的教条统治，无心向它挑战，只是在几乎每一个人都赞同革命理论——它成为时髦的东西以后，他才会接受这个革命性理论。拒绝一个新潮流与发起一个新潮流需要同样大的勇气⋯⋯“常规”科学家们的成功，完全在于证明统治性理论可以圆满地解决问题（波普尔，1970，pp.52—53）。

波普尔认为，科学研究要有各种大胆的猜测，然后进行试验来否定它们。

（在他的关于科学的观点中——见 p.72——假设永远不会被确证，而只能被否定，所以科学的持续革命就在于研究者不断证明别人的理论是错误的。）波普尔的“持续革命”概念遭到巴尔内斯（1982）的批评，巴尔内斯认

为这是对科学研究的标准化，而不是对科学研究的实际情况的描述。库恩

（1970）也做了如下答复：

（波普尔）及其拥护者认为科学家在所有时候都充当批评家和理论变革的推动者。我则极力主张一种不同的做法，即这种行为只应用在特殊的时候

（p.243）。

按照这种观点，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是“常规科学家”，他们只是照常工作，不从事批评。埃隆（1975）支持这个观点，他将科学家的作用区分为：

记录者，在一个特定范式的规定中对事实进行描述；
辩证者，推动学术讨论和进展——他“相信，为了阐明事实，对问题展开讨论和争论是必须的⋯⋯向现存的说明和记载挑战，以发现可能被肤浅的观察者遗漏的事情；
解题者，增添现行范式的具体内容；
实干者，像记录者那样注重描述；
分类者，在范式框架中将记录者和实干者获得的信息进行分类排比；
叛逆者，摧毁现行信仰、基础假设、演绎推论、解释结论，揭露理论与事实的不合、预测与观察的不合——这种叛逆者或者只有破坏性，或者以提出另外理论的方式表现其建设性，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推动范式的改变；
实用者，这些是应用性科学家，他们不大关心树立理论和确立事实，

而是要用现有知识去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

一个具体的科学家可能（不必同时）发挥若干种作用。但是，如果库恩和拉卡托斯是对的，大多数科学家则属于记录者、解题者、实干者和分类者

（默瑟，1977）。实用者也同样是遵从者，因为他们只是利用现有的常规科

学，而不想改变它。波普尔则专门考察了几个重要科学家，试图以他们为典型去认识整个科学的特征。（注：为了说明这一观点，马吉——1975，p.41

——指出，可以用波普尔的方法考察常规科学家的工作。他们用的是“习以为常的理论以解决浅层问题，只有少数人怀疑那些理论”，然而他们应当运用猜测和否定的方法寻求范式内部的进步。巴尔内斯，1982，也认为许多“常规科学”研究都涉及对猜测的否定。）

法伊尔阿本德（1975）大大发展了波普尔的观点。他认为历史是由一系列偶然事件组成的，并说明了它应该如何如此。同样，科学的发展也可以是一系列偶然事件，因为这是保证进步的最好办法。过去，重要的发现都是个人做出来的，他们是有意无意地违反了规则。为了避免违反规则，现代的科学教育将人们限制在不容分辨的范式之内。法伊尔阿本德主张科学的唯一规则应是“只要前进，随便什么东西”，科学的无政府像政治的无政府一样，其标志是，

它对立于事物的现存秩序，对立于政府、制度以及支持和赞美这些制度的意识形态（法伊尔阿本德，1975，p.187）。

不过，像波普尔一样，法伊尔阿本德也提出了一个标准模式，以说明重大的而不是日常的科学发展。考虑到后者，根据拉卡托斯（而不是库恩）的观点——革命的过程是漫长的，说明一门学科的历史毋须以一种统一的东西为主。难道说一群学者（特别是一大群学者）在目标与手段上都彼此一致，除了极为偶然和短暂的情形外，在解释问题时均毫无异议吗？通过对射电天文学的研究，穆尔凯（1978，p.11）的结论是“在一个既定的研究领域中，很难达成⋯⋯科学上的共识”。一门学科内可能包含若干个分支（穆尔凯， 1975，p.520）：

在科学中，新的分支领域被有规律地创造出来，并与形成的社会网络构成联系⋯⋯当正在一个或几个现存领域中工作的科学家感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未曾料到的情况或非常性的技术发展，而这些事情的研究又超出目前的范围时，新的领域便开始形成。所以，新领域的开拓常常是由一种科学转移的过程所推动的。

新分支的出现并不涉及范式的改变，甚至也不涉及研究纲领的变化，而只是表示新的范式范例的建立（按拉卡托斯的说法，是一个向另一肯定性或保护性区域的发展）。新分支的确立或者是由于技术方法的更新，或者是由于对曾经被忽视的主题的关注。

穆尔凯所说的分支出现的过程可以是范式/研究纲领内的讨论和发展，而

不存在实质性的冲突，因为学科母体/核心没有受到冲击，更不用说“世界观” 的问题（见本书第 16 页）。库恩（1977，p.462）同意这一点，指出“科学家个人，尤其是那些能力最强的人，会属于若干个（分支）⋯⋯或者是同时，或者是有先有后”。祖佩认为，分支之间常常存在共同的东西，

对常规科学来说必须假设：在特定共同体中的科学家对应用什么理论、学术的优劣标准、那些是关联性问题、什么是工作典范等，都有足够的认同

（1977b，p.498）。

范式/研究纲领的中心问题是学科母体/核心，不是范例和所含的问题类型。

在学科母体基础上的培训，允许研究者在科学共同体派别之间变动，这些派别可能最终独立为新的科学共同体——可以不是学科母体——这一过程

可称为“安静的革命”。这种独立通常不是为了原来共同体的利益，从政治上看，它们可能是要反对学术官僚主义。彼此分立的共同体尽管在研究主题上相同，但要为争取学生和基金而进行竞争，这是不太好的事情。共同体可以容纳见解不同、甚至带有革命倾向的集团，但不容许以解体为代价的成功。不过，不同见解的集团经常受到限制，甚至压制（见利希滕贝格，1984）。图尔明指出，在不同辈分的学者之间，常常有这种冲突，

也许每一批带有自身的主见或“偏见”的新一代学者，在某些地方和某些方面，都与前一代人的旨趣不同（1970，p.45）。

“为了学科的利益”，他们中资格老一点的人可能要迁就那些差异。但是，

这里有几个详细的研究实例说明，一些显然有能力的科学家，由于与大多数人的意见不合，而被排除在研究领域之外（穆尔凯，1978，p.116）。

所以，在一些情况下，范式/研究纲领的竞争是限制在学科之内。在另一些情况下，竞争会产生新的另立学科，这常常是在新生学科作为母学科中的一个分立群体一段时间之后。

库恩与社会科学

对库恩的思想的批评，大多是集中于他的书的内容。拉卡托斯怀疑革命能否在短时间内完成；波普尔对常规科学的存在表示质疑；穆尔凯则提出了若干范式（范例）在学科中共存、学科内部并非统一的情况。在所有观点中，对基本的世界观均无疑义，它（无形之中）表明科学就是研究现实世界，其中的主观与客观可以分开，科学前进的标志是预测的成功率。这是一种对认识哲学的预设，关于这个问题后文要详细介绍（本书第 39 页）。

这种预设使库恩以及拉卡托斯、波普尔、穆尔凯的观点对社会科学的有效性产生了问题。不过，这未能妨碍社会科学家将库恩的模式试用到自己的学科上，这种做法在库恩看来是不妥当的（因为存在很大的不可比性，库恩， 1970a，p.165），并招致了严厉批评。

关于社会学中是否存在范式、在经济学或者心理学中是否有科学革命的争论的广泛展开，说明的是知识界的普遍懒散，而不是库恩的思想的普遍意义。库恩自己⋯⋯曾强调它们只能用于自然科学史的研究（巴尔内斯，1982， p.120）。

库恩的关于科学发展的模式并不是实证主义的，而他关于科学的概念则是实证主义的，因为他所说的范式（特别是典范）是根据它们的预测能力来衡量的（1970c，p.185）。对一些社会科学家来说，这不是有效的办法。（本书对此有介绍。）某些范式/研究纲领也许可以用预测的准确性来衡量，它们在预测失效后会出现衰败（如布劳格，1975，关于经济学的研究），但是如何来衡量不同的世界观和关于科学本质的基本概念？（即马斯特曼所说的第一类范式概念，库恩对此未做表态；另见古廷，1980 和哈金，1983。）一种世界观向另一种世界观的转变、一种科学概念向另一种科学概念的转变，显然应当适应于库恩的模式，即这两种概念是不可比的，造成转变的是“信仰行动”，而不是使用逻辑性的严格标准。不过，库恩在研究中没有谈到这类转变，因为他的实例都是取自自然科学（如库恩自己所说，他的模式与社会科学无关，1979）。

社会科学学科没有包括在库恩和其他评论者所说的特定的世界观范围内，而富科的《知识考古学》为分析社会科学提供了可能的框架。他的目的是提出一种“纯粹的描述”话语的方法，话语是统一的陈述（无论怎样表达）体系，它必须在背景中理解（富科，1972，p.97）。

一个人无法讲出句子，无法将句子转化成陈述，除非给它们一个并行的背景。

任何说或写的东西，必须纳入话语的背景，才能被理解。关于语言，因为人们明白它的使用规则，才能明白它的词汇和词汇使用的次序。

根据这种观点，思想的历史就是话语的历史，就是话语中的问题讨论所用的系统（有些像语言）的历史。（例如，不存在固定的关于疯癫的定义，每一种谈论疯癫的话语都有自己的界定，任何对疯癫的谈论对于这个定义和话语环境来说都是独特的。）话语的本质保存在档案库中，正是用考古学的方法才得以从档案库重建话语，才得以描述特定结构中的事物（富科，1972， pp.138—140，157—165）。在描述话语的本质时，不需要预先为它设定框架。富科在描述 19 世纪的医学时说：

（它）的特点主要在于风格，在于某种持久的陈述方式，而不那么在于对象或概念⋯⋯医术不再指一系列传统、观察和参差不齐的实践，而是一组预想的以相同方式观察事物的知识⋯⋯（此外，它也是）关于生命与死亡的假设、处方选择、治疗决策、机构规则、教授模式，即一系列叙述⋯⋯如果存在整体性，那么它的原则不是一种被决定的陈述形式，难道它不是一组同时或依次造成可能是纯粹感性叙述的规则⋯⋯吗？必需要指出的独特性是分散的、参差不齐的陈述的共存，控制它们分割的系统，它们彼此依赖的程度，彼此连接或排斥的方式，它们的转化，它们的位置、分布和替换的影响⋯⋯

（1972，pp.33—34）。

所以，话语就是一系列共同遵守的规则，它们控制着规则遵守者们的叙述和谈论，在这个意义上，类似作为库恩（1970a）晚期思想的核心的科学群体概念。但是，它们不能独立于外部的环境条件。考古学可以确认分离的、散漫的物品，但必须将它们与富科所说的知识型相联系，知识型是指

某种类似世界观的东西，历史的一个片段，为知识的所有分支所共有的，它给每一种知识同样的准则和假定，是推理的一般程序，是特定时期人们不能摆脱的特定思想结构（富科，1972，p.19）。

在这一概念中，富科似乎要说明，在任何时期里世界观（宏观范式？）先决并影响（控制？）着个人话语的内容。很可能也存在不同的知识型相互竞争的时期（这类似波普尔所说的过程）。不过，富科没有说明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关于社会母体中的话语概念问题，富科没有指明这种母体的性质是如何改变的，它很可能部分地通过母体与那些话语的相互作用。

富科的理论将对科学的研究牢牢地置入广阔环境的背景之内，处于（并且为了）这个背景环境而进行研究。这里所谈到的其他人，在这一点上，均不如富科，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把科学研究从社会环境中抽离出来。（如贝尔杜莱——1971——所说的，“由于焦点是在科学内部的发展，所以对历史背景或知识氛围没什么兴趣”（p.9）。这种抽离对社会科学来说尤其不利，社会科学探索社会环境并与之相互作用，如果从广义而不是具体细节来说，社会科学的内容应受到社会环境的强烈影响。仅仅社会科学与社会相互作用的问题就需要详细研究（当然，自然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也是如此，因为自然

科学的内容显然也受到环境的限制影响）。富科的关于单一知识型控制性的想法是否有效，也仍值得讨论，但对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应结合社会背景这一点则不容怀疑。本章的以下部分就来讨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