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未涉及到的领域

美国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1965）的报告（见上文第 105 页）表明人文地理学中没能提到的两个主要系统专业领域是文化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亦见达比，1983a）。另外，尽管贝里试图重新构造（贝里，1964b），区域地理学仍然大体上独立于以方法论为重点的变化之外。当然，并不是所有文化地理学家、历史地理学家和区域地理学家对其他领域的变化视而不见，的确也有一些人站在“革命”的前锋，例如《地理学模型》一书中有两章就是对历史课题做过实证研究（例如哈维，1985c）的人（大卫·格里格和大卫·哈维）所写。但是总体而言，美国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报告无疑是正确的，只是缺乏足够的证据表明新方法论已成功地赢得了文化、历史和区域地理学家的赞同。

上面所说的三类人中，历史地理学家对他们在学科中明显的孤立局面可能最为关心。关于这件事巴克曾就历史地理学家们需要仔细思考的研究方法问题做过总结：

这里有必要进行这样一个假设：方法论的重大发展可以从对其它学科发展的更多了解，从统计方法的更多应用，从理论的发展、应用和检验及行为方法的开拓等许多方面来实现。

重新进行思考很有必要，因为传统的教条不再令人信服。就历史地理学而言，重新思索会引起人们怀疑传统方法和技术是否得当（p.13）。

所有这些都得小心从事，研究方法发展的潜力必须谨慎评估。但巴克毫不含糊地认为，正如经济史和社会史中所表明的那样，变革余地很大。在考古学中尤甚（见伦弗鲁，1981）。这至少是因为可获得的资料具有较好的质和量。历史地理学的某些领域，包括与城市聚落有关的领域（如沃德，1971，亦见约翰斯顿和赫尔伯特，1978，p.20）要比其它领域更易接受这些变革。据报导，这样的研究不断增加（例如怀特汉德和帕滕，1977；约翰斯顿和普利，1982；戴维斯，1985）。然而这样的变革可能还是有意义的，如巴克所指出：

诸如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和历史经济地理研究似乎为更好地理解发展的基础提供了可能性，特别就地理变革随时间发生的过程来看，情况更是如此。这样一种学科结构将视历史地理学为通向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目标本身（p.28）。

在关于历史地理学与“理论和计量革命”的关系的早期探讨中，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定量方面而不是理论上。正如万斯（1978）所指出，不管怎样，理论发展并不一定要进行“数量抽象”。就像他自己（万斯，1970）、普雷德（1977b）、康岑（1971）及其他人的工作所显示的那样。如果可能，可以用数据来验证关于以往空间结构的理论（例如戈欣，1970）。但是，拉德福德（1981，p.259）则明确表示，理论更为重要：

在 19 世纪的美国城市中，做什么事都要采取一些原则以求得出一个富有逻辑的结论。

这种观点认为在历史地理学中建立理论是可能的。正如第六章阐述的那样，一些人就此而争论，因为地理学总体上和历史地理学一样。实证主义方法是客观性的，但地理学家在描述景观时却是主观的：

在描述景观时，难道地理学家不受他过去的训练和经历，即他的成见所

影响吗？就像艺术家所画的一幅肖像，会告诉你关于艺术家及其被画者同样多的信息，所以通过对乡村的描述，你会透视到作者本人的情况（达比，1962， p.4）。

所以对达比而言，地理学既是科学同时也是艺术。说它是科学，是说我们观察到的事实必须小心准确地验证或度量，说它是艺术，是因为这些事实的任何表现（更不用说任何感觉）必须是有选择的，因此它涉及到选择、欣赏和鉴别等问题（p.6）。

这样的立场把对历史地理学持有唯心观的那些人同主张较科学态度的人截然分开，而不是主张定量。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上面引自达比的第一段话同样适用于实证主义工作中（实证主义的训练在选择内容和方法时也带有主观性）。

文化地理学家好像对他们比历史地理学家更明显地偏离地理活动的主流不太在意。这也许是因为在人类学中没有发生如地理学界发生的变革，而人类学又可能是文化地理学家接触最多的学科（关于总体比较，见米克塞尔， 1967）。（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说法，如果不进行变革，人类学研究可能遭受了范式的巨大危机，这在克劳德·莱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研究中较显著。见利奇，1974。）受哈格斯特朗（1968）工作的激发，地理学对传播扩散的兴趣不断增长，并扩大到其他领域，导致空间分析与文化分析学派思潮的接触交流。（克拉克森，1970）。不过，正如米克塞尔（1978，p.1）所说：“顽固的个人主义和对学术风气表面上的淡漠是文化地理学家尽人皆知的特征”，这些文化地理学家偏爱历史倾向，注意环境变化中人类力量的作用，注重物质文化，重视乡村地区；与人类学联系在一起，倾向个人主义观念；喜欢野外工作。（这些可在《作为人类生态学的地理学》这部论文集中看到：艾尔和琼斯，1966）。同样，波特（1978，pp.30—31）在对“作为人类生态学的地理学”这一观点的评论中总结说：

在过去的 25 年中，那些对人与环境的共同联系感兴趣的人在寻求对环境决定论的满意替代品中已走过了有趣的路程。沿着这条路，金光闪闪的重力模型和⋯⋯（其他）模型呈现在他们面前，但一般他们却拒绝使用⋯⋯在空间组织的分析中，同行们的成就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而有时他们可能还有点嫉妒。（但是因为）（人类生态学）影响力是巨大的，全面的和综合性的，它倾向于不用常规科学的分析方法。

在北美人文地理学中，文化地理学非常令人着迷，而在英国，很少有地理学家称自己是文化地理学家。在北美由卡尔·索尔创立并领导了几十年的伯克利“学派”是研究的主流，关注景观形态学（索尔，1926），尤其是景观演化过程中种种的人类干预活动，如植物和动物的驯化，火的使用，思想的传播和人造物品的扩散及居民的建立等（所有这些问题托马斯都有评述， 1956）。索尔的方法是生态学的，明显与其他研究者的决定主义观点对立，邓肯（1980）认为该学派的大多数成员都愿意把文化具体化。进而上升到文化决定论，而不是把文化看作是人类的一种创造，可以培养也能束缚人类再创造和改进文化的能力。

对这种文化地理学主流观点的另一种批评是，在很大程度上它忽视了某些社会联系。那些直接与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有关的文化要素，结果，文化地理学家几乎无助于越来越多的对经济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怀有兴趣的空间科学家，也无助于那些推动社会地理学，把主要兴趣放在社会阶级概念上的人。

因此在关于文化地理的导论中，斯潘塞和托马斯（1973）给出了下面的定义：文化是人类后天习得行为和做事方式的总和。文化由在不同群体中生

活、工作的人来创作、发展，并逐渐地加以改造。因为每个人群都位于地球的特定区域，形成自己专门的和独特的文化系统。相关的单个文化因素在实践中结合一起形成文化综合体；而大量文化综合体调和到一起则构成文化系统。一种文化系统背后必然伴有居住在地球特定区域的人口，从而形成一个文化区。一组有关的文化区就叫做文化世界（p.6）。

但是他们书的内容仅仅集中在人造物品和社会组织某些方面（宗教和语言）。关于“人类后天行为的总和”的许多引人注目部分只字末提。泽林斯基（1973b）写的《美国文化地理》也有同样的偏颇。虽然他对社会组织的政治内涵提供了较多的素材，这一情况在后来编辑出版的《美国和加拿大社会文化地图集》（鲁尼、泽林斯基和劳德，1982）中仍然存在。

地理学的这一特殊分支学科由于许多原因而遭到了批评。科斯格罗夫

（1983）声称它忽视了自然和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

它不是沦为唯心主义的文化观，将文化作为变革的动力，就是陷入美化为“可能论”的半决定主义的泥坑。⋯⋯这也使文化地理学理论上空洞化，许多研究存在着理论的真空（p.3）。

他认为文化地理学

太分散，以致人们不太愿意用统一的目的或手段来刻画文化地理的特性，而更愿意将文化地理拒绝使用的经济理论或社会理论作为指导原则来刻画文化地理学的特性(p.3）。

科斯格罗夫提倡的经济和社会理论是本书第八章所探讨的那些理论，而不是空间科学的那些理论。空间科学家看到文化地理的反理论和经验主义倾向，也常有邓肯（1980）所说的隐含决定论特点。但两者之间根本无法发展任何联系。

最后，关于区域地理学的状况佩特森（1974）已做过调查研究，他的论文包括“关于区域地理学的写作问题”和“区域地理学能够发展吗？”两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他调查了六个问题。包括基层材料越来越缺乏（小区域研究），区域特征越来越模糊，虽然如果区域地理学家准备完成下述任务，即向读者介绍区域基本要素，用分析的眼光来阐明景观，只进行一定程度的变革还是可能的。地形和气候是所有地面景观的共同要素，人类活动与大多数地面景观关系也是如此。那么如何避免重复呢？（p.8）

只要区域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不管它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就有工作需要地理学家去做（p.16）。

尽管存在局限，他并不否定区域地理学有发展的可能：他认为，以内容和洞察力这两条标准衡量，区域地理学能够向前发展。其中，泽林斯基的书已说明当前正在讨论的内容范围的扩大，而对迈尼希工作的讨论（如迈尼希， 1972）则显示了区域地理学家敏锐的空间洞察力。不过佩特森不得不承认冒险性并不是我们中大多数人从事区域地理学的精神（p.9）。因此，区域研究的道路是敞开着的，区域研究不太受老框框束缚，不必介绍关于区域的所有情况；较多的实验性，以及，贴切地说，比过去更具有想象力，包括较广的感知能力，它或是大众层次的，或是专家水平的（p.23）。

区域地理学⋯⋯的目标是一般性的，而不是特定的，它主要不是针对问题，而是意在全面均衡；它的成果是普及而富有教育意义，而不是实用性的

或太专业化的；它通过吸引两个普遍的人类反应好奇和关注来获得关联性⋯⋯，人们可能会想起梅多斯的断言？在科学中，我们正在逐步地从奇特事例的负担中，从特殊事物的专制中解

脱出来，由此认为，有一种心境独特事物不是控制性的，但有强烈的迷惑力（p.21）。

米德（1980，p.297）坚决支持地理学家“占取他人地盘⋯⋯，分享他人文化⋯⋯为有关的知识积累做出贡献”。哈特（1982，p.29）认为，在“地理学家的最高艺术形式中”一个重要之处是地理学家要“选定一个地区，把自己融合事例在当地的文化中，从而对区域获得一种专家水平的认识”。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是，一方面是许多历史地理学家，另一方面是大多数文化地理学家和区域地理学家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期间人文地理学的其他分支发生的变革中，都感到不同程度地“落伍”或被“冷落”。可以肯定，历史地理学家似乎已被迫思考进行方法论变革的可能性，而文化地理学家和区域地理学家在他们已有的传统领域继续开展工作（也见米克塞尔，1973），但并不是所有历史地理学家都赞同巴克根据系统理论所作的“历史地理学有很长的缓和期”的简单类比（p.11）。第六章显示了他们向实证主义方法发起攻击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