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发展

本书的其余章节将是关于研究人文地理的与现在谈论的不同的方法。大多数不同的方法都是基于对“实证主义空间科学”的批评。没有人比哈维

（1989b）的批评更刻薄，在评论《地理学中的模型》（乔莱和哈格特，1967）出版以后二十年的情况时，他说（pp.212—213）：

我猜想，那些从轻率的日子以来热衷于搞模型的人，之所以能够那样做，是由于他们对问题的性质做了限定。我承认现在可以为诸如上班路途、零售活动、流行性麻疹的传播、污染物的大气扩散一类的空间行为建立模型，而且比过去可靠、精密得多。我也承认这件事的成就不小。但是，关于 70 年代第三世界借贷的暴涨、对新颖又十分不同的弹性积累方式的明显推进、地缘政治紧张关系的出现、甚至关键性生态问题的界定，我们能说些什么呢？关于重大的历史——地理的转变（资本主义的兴起、世界战争、社会主义革命等等）我们还能更多知道些什么呢？况且，沿实证主义的路子去追求知识，并不一定能产生可用的概念组合与理论。到目前为止，在地理文献中，一定有上千种假设，在某个适合的意义上，被证明是正确的，这给我留下的印象好似沧海一粟。

这是他第二次关于许多地理研究的脱离实际的空间科学风气的评论（第一次是在 1973 年，详见本书 267 页）。在他初次发表意见的讨论会议上，引起众多反响，这些反响都反映在麦克米伦的辩解中（1989b）。

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假如我们在第一章（第 14 页）讨论过的范式模型问题对地理学是有关联的，那么本章所谈论的研究兴趣则有所减弱，如果不是完全消失的话。相对来说，减弱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出现了另一种世界观

（本书后面将予以讨论）吸引了人们实质性的关注。但是，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工作依然牢固地站立在本章所讨论的世界观立场上。这类世界观的一部分拥护者试图接受批评（如威尔逊，1989a），但另一些人进行了反击，强调他们观点的合理性与生命力。在反击者中有一种基本一致的看法，即尽管在向前发展中着重点有不少改变，但模型的方法仍是人文地理研究的可行方法。近来的评论认为，人文地理学之中的模型方法导致了学科的“引人注目

的进展”（威尔逊，1989b，p.29），“从长远来看，它的贡献是实质性的”

（克拉克和威尔逊，1989，p.30）。威尔逊承认这个方法的局限性——模型“对个人行为所直接提供的东西相对不多”，但又认为它们是重要的工具， “可以帮助我们处理不同情况下的复杂问题”。他的评论主要集中在寻求发展“经典”的区位论（如杜能、韦伯、伯吉斯和霍伊特、赖利；还有克拉克和威尔逊，1985）的工作（不少都是他自己的）。他认为在这一方面，通过数学的精制加工，对理解提供了实质性的进展。（威尔逊，1989b，声称由于用数学对复杂事物建立模型，使他的工作与实证主义拉开了距离：统计在测定和实验模型时是需要的，但是“单纯的统计方法对理论和模型建立的范围是有限的，而且“更直接地与实证主义有关联”，p.41。）

模型化的成就同样得到麦克米伦的赞许（1989a，1989b），他把它同“计量理论建设”相提并论。对他来说，理论是可以受经验检验的对“一切实际命题的陈述，即规律性概括”（1989a，p.93）。所以，模型化研究涉及包涵可以检验的“量化命题”的理论发展。它已然“帮助地理学取得了广泛的、具有意义的进展”（1989b，p.292）。在研究模型的学者群中，人们的感觉

是“挫折下的乐观主义，而不是悲观主义”（p.291）。他反对回到对地方独特性问题的研究（见第八章），认为：

如果我们要理解饥荒，我们一定要注意在任何地方发生的饥荒的过程，对照它们检验我们的理论（p.305）。

不过，有些作者认为要改变研究中的重点，这是受近来信息技术发展与资料的可获得性增大的影响。麦克米伦（1989b）区分出模型研究的三个不同领域：统计学的、数学的和数据库的。奥彭肖（1989）对最后一类做过有力的论证，称“在假设—演绎的框架中应用数学工具对城市与区域系统进行模型化”，就像在威尔逊的研究中那样，是个“高尚的目标”（p.7）。他指出，已有的模型可惜还没有被充分利用（另见巴蒂，1989），这导致了一种局面，使计量人文地理学的大量智力资本被包裹在理论模型中，而这些理论模型看起来在地理学以外毫无用处（p.72）。以演绎方法来理解事物，后来又进行应用，“已走得太远，并且没有什么特别的成功”（p.73）：

无论是对于工作的质量还是数学方法的功用，都是不容怀疑的。而批评的焦点是在缺乏现实的应用性，和缺乏对实际问题研究的倾向，以及没有鲜明的地理特色。

自从这些工作开展以来，曾出现收集资料的热潮，以及大量的可供机器阅读的信息（不过奥彭肖和戈达德，1987，指出了其中的问题，即许多资料像商品一样被掌握在私人部门）。奥彭肖建议把资料财富资本化，以一种他称之为“信息经济中的电脑资料模型化”的工种来操作。

按照奥彭肖的意见，资料拥有者（包括那些在公共部门中日益需要调整收集资料的成本以便将其出售的人员）首要考虑的是对信息的“增值”，分析如何使它更便于使用，从而更容易销售。理论对现实的联系能力大大小于它对空间资料分析的指导能力，这种分析主要依靠的是归纳法而不是演绎法，即他所承认的实用主义，不过他是要将其作为保障这个学科在近期内能够生存的手段（p.81）。他是这样说的：

在人类历史中，从未有过如此大量的关于如此众多的人的空间行为模式的信息被储存在电脑里，因而，从理论上讲，可以方便地拿来分析。但是很可能，如果地理学家在将来也要得到如现在这般如此丰富的资料资源，那么，他们面对信息服务，则或者要付钱，或者参与进去成为资料持有者（pp.81

—82）。

他选择的发展途径是后一种情况。地理学者运用分析技能，包括 GIS

（p.109），不是要发展理论认识，而是要用归纳的方式寻找可行的方法，以改进事业和预测效果，比如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在给定某一地区人口状况的前提下，什么是可期望的消费模式？”还有“该区的房屋价格能否准确地预测？”所以，资料库应当开发，以便确立模式，提供有用的、可销售的信息。在这一背景下，他搞出了一个他称之为“地理分析机”的东西（奥彭肖、查尔顿、怀默和克拉夫特，1988），可用来识别疾病群的暴发，并提出发病原因的假设（奥彭肖、查尔顿、克拉夫特和伯奇， 1988）。他还用 GIS 技术去探讨英国境内遭受核打击的可能的影响后果（奥彭肖、斯特德曼和格林，1983），探讨核电站的位置（奥彭肖，1986），以及核废物的处理（奥彭肖、卡弗和费尔尼，1989）。

奥彭肖呼吁返回归纳方法，将其作为对资料增值的手段，从而验证地理学在现代社会中的有用性。这一呼吁得到其他人的支持，他们认为技术能力

就是计量法，是地理学家最被广泛接受的东西之一（如博蒙特，1987）。因此，莱因德（1989）认为，地理学家应成为有用信息的“守门人”，以保持“行动的中心”位置（p.189）。这显然是在呼吁更具应用性的地理学（对这一问题后面要详细讨论，p.188）。此外还有海宁（1989）的关于更精深的技术分析工作的论证。不过，象克利夫和哈格特在研究疾病传播问题上的应用

（1989，又见斯莫尔曼—雷诺和克利夫，1990）已显示出基于演绎模型的精深的空间分析能够付诸使用。

在归纳法的“摊数字牌”与“演绎模型”之间出现的界线，说明了在计量人文地理学家群中生长着的裂痕：一方面，有一些人采用的是熟知的、常常是比较直接的、容易运用的方法，并力求它们的广泛应用。另一方面，一些人则推进精深研究法的发展，这类方法的使用要求有相当的专门技术。考克斯（1989）认为后者对地理学整体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因为：他们向人们显示了空间资料是“混乱不堪的”，需要特殊的分析手段，而一般说来这种手段却并不现成，所以造成了“知识上与实践上的困难，（这些困难）限制了认识理解的广泛性和对已获得的较为正确手段的应用性”（p.206）。其次，除了少数例外（诸如克利夫和哈格特的研究），这些方法手段尚未用在地理认识的主流问题上，在已知的“人文过程或行为”中没有地位，从而处于大多数地理学家兴趣的边缘。这样，大多数计量分析研究在地理学领域中已退居边缘。不过，奥彭肖方法和 GIS 的拥护者们已然能够推行容易被欣赏的专门技术，这些技术是可销售的。

很明显，专攻地理信息系统的地理学家只有把高超的技术同对现实政治，如拨款、合同、委员会、管理人、企业家等问题的趣味与才干结合，才能继续生存。对商务和政治现实的机敏洞察力，像任何特殊学术素质一样，是必需的（p.207）。

他认为，将产生一种危险是，“根据资料的先入为主会取消想象力与创造力”（p.208），然而正如应用地理学后来所显示的那样，在考虑实用性与销售性是工作的关键特征的情况下，许多人把它看作保存学科的主要办法。少数地理学家继续提倡发展地理研究的分析方法，而且一些人至少已经

看出这种发展涉及更好的解释手段和预测方法，这些手段与方法将导致地理学技能的更广泛应用。但是，更多的人则既不大关心方法的精深，也不大关心高度概括的研究。正如弗劳尔迪（1976）很有说服力地指出的，他们研究的经验性的趋向很强，目标是描绘他们所接受的“客观”世界，描绘那些突显的需要研究的因素。很大一部分研究是描述世界的变化着的地理，在对变化的规模与速度的研究方面，有大量论著发表。例如，在全球范围内，记录人类生产活动地理的重大演变（如迪肯，1986；诺克斯和阿格纽，1988；华莱士，1989）；就区域来讲，各个国家的地理演变已成为重要的关注题目（关于英国：约翰斯顿和多恩坎普，1982；约翰斯顿和加德纳，1990；刘易斯和汤森，1989。关于美国：诺克斯等，1988。举的仅是少数例子）。同样，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它们的地理结果也是重要焦点，例如研究服务产业的兴盛

（丹尼尔斯，1982，1985；普赖斯和布莱尔，1989）。

这些研究并非全然不讲理论——如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批评家所说的无价值观和中立性，选择研究什么问题（如，什么有意义）和怎样去研究问题，一定有理论背景，即使是潜在的——这些研究也没有脱离地理学内到处进行的理论方法的发展讨论。很多地理学家并不愿卷入那些讨论，但愿意从中吸

收他们认为适用的成果，来充实自己的研究。他们自己研究的趋向则近于哈特向的众所周知的观点：“描述和诠释作为人类世界的地球上的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不同特征”。本书所勾画的讨论与发展仅仅直接涉及了一少部分（当然超过了起码的数量）从事研究的地理学家，而这些地理学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他们在地理学中的个人嗜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