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结构性及“新区域地理学”

本世纪 80 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他现实主义者对前文所述的问题的研究使得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的地理学解释与其他的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社会学家的认识日益相融合。这一切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即虽然资本主义是一种全球现象，但资本主义乃是运行在彼此相互联系的大小不同的空间范围里。泰勒（1981b，1982）关于范围尺度的论文对这种联系阐明得很清楚，他提出了 3 种规模。首先是全球性的世界经济，泰勒称为真实的规模；资本主义的运行没有国界的限制，其运行的机制（在真实的领域）是它所及的全球范围。这种真实的规模超出了人们对于全球资本主义话题的一般理解，但人们的日常生活形成了他们的经验规模：他们感受不到资本主义的直接影响，除非能突破形成他们生活世界的有限的空间范围。在上述两种规模之间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规模——它是把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验与现实联系起来的主要思想力量。上述 3 种规模为泰勒论文（1985b，1989）提供了三段式的副标题，即政治地理——世界经济、国家和社区（参见肖特的论文，1984，三段——资本、国家和社区）——泰勒在研究中阐述了他的基本观点，即资本主义在全球是有组织的，在国家内是有法律根据的，但在局部地区却是经验的。

结构性和地方性

经验的范围是近年来对各种背景下的空间结构和资本重组研究的主要内容。例如吉登斯（1984）就用地方性的概念来描述它。

地方性是指利用空间来提供相互作用的场所，这种相互作用的场所反过来对说明它的背景是极其重要的⋯⋯地方性为社会机构提供了重要的稳定基础⋯⋯地方性的标识通常是根据它的物理属性，要么是它的物质特征，更常见的是这些特征与人造物的结合。但如果认为地方性能单独用这些意义来表述，那就错了⋯⋯一座“房子”之所以被理解为具有地方性，是因为观察者认识到它是一个具有一系列其它属性的住处，这些属性在人类活动中可被对房屋的利用方式加以说明（p.118）。

吉登斯认为，地方性可以有不同的规模，从几间房到数国的领土；它们提供了使相互作用得以组织起来的场所，因此地方性是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背景。

对生活及其结构和重组背景的地方性的认识，使地理化的社会理论和重建地理学得到发展。对于社会理论，思里夫特（1983）发展了哈格斯特朗的观点，对他所谓的组成论和背景论进行了重要区分。组成论根据某种标准对个人进行分类，并相应地划分了他们的信仰和行为的地方性模式（用马克思主义和韦伯的阶级概念）。背景论却着重作为场所的地方性的作用，在这种场所中人们得以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对他们的组成模式只有在特定的地方才能认识。这样吉登斯（1984）提出了结构性这种理论方法，来解释人们认识和改变社会结构的方式。结构性是一个空间性（和时间性）的过程；一个人的背景（包括他的语言：见 p.184）对他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作为地理学家的一种解释和应用，见穆斯和迪尔，1986；迪尔和穆斯，1986）。

作为背景论的一个的例子，结构性理论清楚地指出把社会关系和空间结

构分开的做法是错误的；格雷戈里和尤里（1985）认为：

现在空间结构不仅仅只是展现社会生活的舞台，更是社会关系形成及其重组的媒体（p.3）。

他们俩一起提出了空间性（即社会—空间辩证关系）的过程，索娅（1980， 1985）用它来描述空间的社会生产（哈维，1982）和社会的空间结构相互结合的特征。吉登斯和一些人认为，在他的结构性概念与哈格斯特朗的时间地理学间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格雷格森，1986，有不同的看法），普雷德在他的许多论文中采用上述两个观念来说明它们与认识他自己职业生涯（普雷德，1979，1984a）及某些地区演变（普雷德，1984b，1984c）过程的关联。

我对过去，即贝克莱和瑞典当时当地的认识，出自于我现在所持的知识、态度和价值观念，而此时此地在贝克莱的现在却在不停地消退。但现时我所持的知识、态度和价值观念仍是根植于我过去经历、过去参与的项目和产生这些项目的社会习俗背景（普雷德，1984a，p.101），

而且

传记的形成要通过地方的产生，而地方的产生也要通过传记的形成（普雷德，1984b，p.258）。

较少有人采用结构性研究法。格雷格森（1987b）“在吉登斯的结构性理论被证明对经验研究确实重要之前就对摆在人们面前一些重要的、又没有解决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p.89）。她对穆斯和迪尔（1986）的两个层次的分析法进行了研究：首先（第一级）是对涉及到人的事件产生的个体人的分析；其次（第二级）是对那些人在其中产生作用的结构的高层次分析。他们认为，依照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概念，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是结构与能动个人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他们称之为“抽象性”，但格雷格森却对他们是否真的“在常常是一般的理论范畴和在特定时空发生的具体事项之间”提供了处理方法提出了质疑（p.81），格雷格森认为他们二人提供的只是“抽象性而没有具体性”。她进一步指出（p.83）：

不要以为结构性理论能提出经验研究问题或提出适宜进行经验分析的范畴，那是不合情理的。并且⋯⋯把结构主义者的观念直接搬进经验分析中也是没有道理的。

这是因为结构性研究的是次级问题，是关于社会科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靠获取实际材料的方法不能解决，而不是社会科学中第一级的问题。

格雷格森关于“结构主义的观念和范畴不会、也不应该被用于去规定特定经验研究”（p.84）的观点似已被其他一些学者接受，他们反过来，仅用它来建立经验研究的组织框架。他们认为：地方性由社会系统构成，社会系统为个人成为“有见识的行为者”提供了舞台，萨雷等人（1989，p.43）把“见识”定义为：

从复杂的、矛盾的社会形势和社会过程中推断出主要的规则和最有利的战略、战术的个人能力。

人们运用见识的能力又反映出他们按自己希望的方式行动的“能力程度”。因此，他们的地方性既是能动的，又是受限制的，即：说它能动是因为地方性为人们提供资源——见识——他们行动的基础，说它限制是因为地方性限制人们所能采取的行动（既包括它所提供的见识，也包括它可被人们利用的环境）。他们的行动又形成一些规则，这样就使社会系统继续约束并促成下一步的行动（他们的和其他人的）。但由于他们行动并进行了选择，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可以改变规则，对未来行为形成一套新的、能动的、限制性条件。按照这种思路，“因此历史的进程既不是固定的也不是不受约束的，而是一些规则和资源在其中既重新形成又作某些变化的过程”（p.45）。这样一个理论框架如何运用于经验研究中？萨雷等人（1989，p.46）认

为：

吉登斯没有提供多少关于方法的说明，虽然他强调这件事应当是解释性的。它的确是双重解释性的：社会科学家必须解释社会现实，而社会现实又十分关键地涉及到行为者自身的解释。传统因袭的研究只是沉浸于社会的某个特定领域，研究者们只是去“得知”人们在其中“如何能够”行动。不过这并不一定能导致同一性——研究者们必须比行为者更多地了解有关的规则和资源的性质以及某些特殊局面与外部结构联系的方式。

因此研究者们关注特定地方的行为，必然要了解这个地方的社会系统，并且弄清楚当地居民怎样解释这个系统：研究者们必须将经验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中来观察，并且还要研究行为者如何做同样的事情。他们认为这要采纳由塞耶（1984，参见萨雷，1987）发展起来的现实主义方法。不过，现实主义的实践性仍在发展之中（萨雷等人，1987，p.10），所以：

我们应利用熟悉的资料收集和分析方法，但也要试着去用正在兴起的现实主义和结构主义观点去诠释我们收集而来的资料（萨雷等人，1989，p.53）。洛夫林（1987）曾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他认为现实主义是对已有方法的

非折衷主义的综合，避免了经验主义、折衷主义以及简化

主义（见图 8.2）。不过这种论调使一些人把现实主义研究与经验主义等同起来（如贝内特和托内斯，1988），并且在接受基本的现实主义—结构主义观点的一些人中引起了大量的辩论。这些辩论曾清楚地体现在一个重要的研究项目中。

“地域体”

英国的地域体研究始于马西（1984a）关于当地经济活动地理分布变化的研究。其主要的观点是，要弄懂工业的区位模式需要考察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间的关系。马西认为当地的社会结构是根据劳动组织过程的变化而变化的，她还从两个典型研究区域比较中得出结论（p.194）：

虽然这两个区域⋯⋯在更广泛的劳动分工中归于一个相似地区，但它们在以前的劳动地区分工中所起的作用却很不一样；它们的历史各不相同。它们各自的阶级结构及社会特征互不相同，因此，它们的变化⋯⋯也是不同的。

（如不考虑术语的不同，马西的观点与前述吉登斯的结构性理论有类似之处。）这样我们可以把工业地理分布的变化与社会地理分布的变化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新的“覆盖层”叠加在早期的层面上。

这些进程发展的结果就是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由各具特点的地区拼合而成的区域反映了行为者们对形成英国工业地理分布这一过程的认识。（《劳动地区分工》一书的重要性，反映在一些澳大利亚作者对这本书写的 10 篇评述文章中，发表在《环境与规划 A 》的第 12 卷第 5 期＜1989 年 5 月＞上。）马西后来根据每个进程的 3 个传统关注点——空间、环境和地点，在她题为“地理问题”（马西，1984b）的论文中进行了总结。如对于空间，她认为：

“空间”的不同层面对建筑、功能设置、重构以及社会的总体变化及社会各组成部分的变化都很重要。距离和间隔常被各公司用来建立垄断控制的等级。

对于环境，马西认为“自然界”这个概念的产生是由社会形成的，所以在地区间不尽相同，是各地区社会系统的反映。对于地点，马西认为一般的进程在不同特殊地区有各自的结果，这与吉登斯的观点极为一致。因此地理研究需要解决个别与一般的关系：

一方面是区域间不平衡发展和区域间相互依存的主次系统，另一方面是各个地方的特性（p.9）。

这已成为学科的中心问题。

马西在《劳动地区分工》（1984a）一书中通过大量案例调查，全面阐明了她的观点，并在一篇关于妇女就业的论文（麦克道尔和马西，1984；参见罗斯，1988）中提出了一些其他看法。她在一项由英国经济社会研究院资助的关于调整城镇区域体系（CURS）的重大研究项目中也发挥了作用。这个项目由协调人（库克，1986）发起，并在他的一本专著中对由这个项目支持的7 个案例研究作了总结（库克，1989a）。这个研究项目和马西早期的一本著

作一起，研究的是英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进行经济重构的空间变化过程。因此（p.ix）：

这个项目总的目标就是探究在国家和地区层次上经济重构的影响，并且评价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处理重建过程的问题时的政策，这些政策通过各种社会和政治组织起着推动或约束各地域体发展的作用。

（术语直接来自吉登斯。）另外

还包括一个重要的研究方面，即通过参考大量的社会科学理论和研究，探求建立“地域体”概念的理论地位。

当传统术语——社区——和吉登斯自己的术语——地方被摈弃后，“地域体”这个概念就取而代之。就像库克所解释的那样（p.10），

当需要一个集中于某地的社会活动范围的对应概念时，社会科学文献里却是空白，这个概念说明的不仅是地方的影响和内容，它也不限于以稳定性和连续性来说明地域的范围。

不用地方性这个术语是因为它的空间范围不明晰，让人觉得对行动而言，它是一个被动的而不是一个积极的环境，缺乏特定的社会含义。然而地域体却是指（p.12）：

大多数居民日常工作和生活的空间，并且居民的公民权利在其中得以界定。

在其总结的最后，库克认为通过 7 个典型案例的研究支持了他早期的观点，即地域体在重构过程和创造及再创造不平衡发展等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他强调这些案例阐明了（p.296）：

不同层次地域体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从高层次往下传输运气和灾难的单向通道。相反，各地域体虽然不必是自己的主人，但对涉及自身的变革却很积极主动。地域体不是简单的地方或平等的社区；它们是由各种不同的个人、团体和社会利益在空间上相结合而产生的社会力量和动因的总和。它们不是被动的或多余的，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集体意识的中心。它们是干预个体和集体日常生活、甚至是在更大范围内影响当地利益的事件的内部运行的基地。

这一结论及其得出这一结论的途径，一直是热烈辩论的主题，提出质疑的主要是概念问题，原因就像考克斯和迈尔（1989）所指出的，什么是必然的区域性和偶然的区域性目前还没有明确界定。

尼尔·史密斯（1987）发起了最初的批评，他认为调整城镇区域体系计划可能只淹没于统计信息的泥沼里，并没有比那些“着意研究特定地区自身，却没有得出一些理论和历史结论”（p.62）的早期经验主义者的研究成果提供更多的有用东西。他还提到界定地域体的空间规模的含混不清。但他却赞成把区域认识和理论分析统一起来。库克（1987）驳斥了经验主义的观点，他认为调整城镇区域体系的首要目标是对已有资料的“理论探询”（p.75）。厄里支持他的观点，最早认为（1986，p.239）“存在一些有意义的地域体—

—特定过程”，随之列出社会科学家讨论这些过程的 10 种不同方法（厄里， 1987；参见厄里，1985）。

还有一些其它的批评，科克伦（1987）怀疑调整城镇区域体系是否“只是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之上加了一个人性的面具，或者⋯⋯是一个带着复杂理论的面具却倒退回经验主义中去”（p.355）。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调整区域城镇体系计划隐含着危险，作为政治行动的指导，让人觉得地方斗争就能解决问题（他称为“微观结构主义”）而没有认识到局部不能游离在整体之外。格雷戈森（1987a）没有那么乐观，她认为进行 7 个典型研究的理论目的很不明晰，很有可能掉进经验主义的陷阱，因此她指出，由于调整区域城镇体系没有明确的理论内含，“它只是对以前错误的区域研究的重复；而如果有了理论内含，就可以做更多的事”（p.370）。博勒加德（1988）批评这个计划没有指出应用于实践的明确方向，对采用激进理论进行社会变革缺乏指导。乔纳斯（1988）主张“流入经验主义”的观点。

邓肯（1989）的批评最为全面，他承认这个概念中含有一些重要的东西

——空间差异和特性——但他却认为“地域体的概念是误导的、没有得到有力支持的”（p.247；在别处他还认为——邓肯和萨维奇，1989——它是“含混的、不令人满意的和多余的⋯⋯是故弄玄虚”，pp.202—204）。他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空间差异”。首先，社会进程是在各地发生的，由于以前的“覆盖层”（引用马西的术语）不同可以引起空间差异。其次，各种行动是在各地区发生的，所以也可以引起空间差异。最后，随空间变化的行动可以产生随空间变化的环境。但对他而言，地域体这个概念意味着“社会自主和空间决定论”（p.247），对这二者他都持否定态度。他不认为地区差异有多么重要（与总的一般进程相比）。所以他认为（p.248）：

地域体⋯⋯只有在地域体影响成为解释一个事件的偶然因素时才显得重要。而且地域体可能真没那么重要。

这是一个“未经证实的”裁决。库克（1989，p.272）的回应（针对邓肯和萨维奇）十分犀利：

地域体的社会过程是当代社会生活一个明显的持久特征。邓肯和萨维奇对此置之不理，却停留在结构层面上，在超区域、超国家等等之上来描述空间差异，拒绝承认社会团体对地域体形成的作用，既过时也多余。

他得出结论：

“地域体”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复杂的概念，对地理理论和经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对用于调整城镇区域体系计划中的“地域体”这个称谓的讨论，只是确

认地方这一概念在形成社会科学认识中的作用的广泛尝试的一个方面。例如阿格纽和邓肯（1989，p.1）在《地方的力量》一书中的引言中写道，这本书是“把社会学和地理学各自的‘想象’结合起来⋯⋯从而对在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实践中的具有地理意义上的地方的学术意义进行探究的一次尝试”。阿格纽（1989）分析了数十年来地方为什么在“正统的社会科学”中日趋衰落的原因，并且着重论述了地方与社区的混淆。他指出，传统上把社区的衰落与“现代化”等同起来，是“无地方”社会取代了社区——被看作“自然的、合法的、普遍的”（p.16）一种过渡，并把它与具有“超越地方的思想观念” 的民族主义等同起来。同样，由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另一种观点也淡化了地方的影响，而强调“人们不受地方的限制”（p.22）。（恩特里金在同书的论文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1989。）这本书的目的是想矫正上述倾向，并且通过理论探讨和经验说明，“抨击当前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中流行的过分强调社会学的作用，而忽视地理学的影响”（p.7：参见阿格纽，1990，关于他从结构上关注场所地方与哈特向的论点——p.42——关于地理学是对地区间差异性的研究——之间的异同）。

阿格纽（1987b）在一篇关于政治行为的专题文章中对政治社会学进行了批判，他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得到充分体现。他从以下几个方面回答了自己的提问“为什么采用地方的观点”。

首先，采用地方观念可以对抽象问题（如阶层），在日常生活背景下进行分析。作为一个流动的力量，阶层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可以有，也可能没有，即使存在，其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中心，力量也可强可弱。阶层就象诸如宗教信仰之类的范畴，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情况，对行为的理解，需要根据特定环境正确认识它们的特点。
其次，通过把地方看作一种产生结构性环境背景，人们避免去探索普遍存在于时空中的行为规则。这种探索是实证主义的核心。地方观念可使人们不用放弃对因果论的支持，而认识到地方的独特之处：

因此，日常生活中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在各个地方有许多共同的要素（如：阶层、地方中央政府关系等），但不同的地方却形成不同的结果。（p.42）

第三，通过对地方的关注，人们可解决结构驱动作用中的问题，因为它使人们“意识到在同一时间内人的行为既是有目的的，同时，也是受社会结构调节、并且生成社会结构的”。阿格纽指出认识到这点是很困难的，很容易陷入唯意志论或决定论（约翰斯顿分别称为“个别的陷井”和“一般的陷井”，1985d）。
第四，认识到地方间的不同，就不用再把历史划分成各个阶段，在不同的地域，各个社会的发展不同，即使是在相同的过程中，发展的速度也各不相同。（阿格纽在此提出了后来索娅及其他人也涉及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1989，见本书第 342 页）。
最后，一旦认识到地区差异是对文化差异的反映，就产生了一种与经济决定论相反的观点。文化现象不仅仅是对经济决定因素的反映，更反映了人们在实践中建立起来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在这种实践中经济规则才得以运行。“日常生活的实践性”（p.43）提供了人们活动的环境背景，而人们行动的结果又重新创造了环境。

阿格纽用许多研究案例详述了这种观点的益处，尤其是一个从地理角度对苏格兰民族主义支持者的研究案例，对此他认为当前的政治社会学不能满

意地解决这个问题。他指出他的观点把“地理学和社会学的想像”在微观社会过程中结合起来，而宏观社会结果（如：选举苏格兰国民党的投票模式）是研究地区各个微观过程的总和。这种观点基于如下的原则（p.233）：

政治秩序是通过微观社会（场所和地方感）的日常事务形成和再形成的。不管权力关系的性质如何特殊，它们都不能独立于行动的领域和日常生活实践之外。宏观秩序（区位）在日常事务和各地人们的实践中得到体现。

因此阿格纽的目的不仅仅是地理学中地方（或地域体）研究的复苏，还包括这项工作与其它社会科学的更紧密结合。

“新区域地理学”

关于地域体的讨论是有关地区特征重要性众多研究的一个方面。很多研究都采用了背景方法，阿格纽（1984，1987b）关于选举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选区社会背景的影响的论点（参见约翰斯顿，1986e）以及对各地公房供应差异的详尽分析（这个问题也受到现实主义观点的影响，见迪肯斯等，1985）都属此列。一些学者还从这一普遍的关注进而转向呼吁区域地理学的复苏和重建。如马西（1984b）在她的呼吁结束时写道：

我们很有必要再次重申独特事情的存在、可说明性和意义。我们（必须做的）⋯⋯是再次进行传统区域地理学的挑战，摈弃它的答案，但承认它提出问题的重要性（p.10）。

这是对早先由格雷戈里（1978a）提出号召的响应，格雷戈里说：

自从区域地理学被认为衰亡以来，⋯⋯地理学家出于他们的荣誉感，一直努力以种种方式让它复苏⋯⋯但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需要了解区域的社会形态、区域的接合和区域结构的构成⋯⋯（而形成）一个意义双关的人文地理学：人文的意思是，一方面它的概念是由人类形成的，根植于特殊的社会形态，并且能够——要求——持续的检验和批判；另一方面，它使人类回复到自己的世界，并使他们能参与对他们自己的人文地理的共同改造

（pp.171—172）。

这一号召并没有得到立即响应，尽管弗莱明（1973）、斯蒂尔（1982）、哈特（1982）等人曾呼吁复兴传统区域地理学——哈特的意思是“建立良好的区域地理学——提倡一些利于促进理解和正确认识地方、地区和区域的描述”（p.2）。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人们开始响应格雷戈里的号召（参见格雷戈里，1985b），并且主张——如李（1984，1985）和约翰斯顿（1984c，1985a）所做的——重建区域地理学，他们认识到（李，1985）：

虽然各个社会进程是一个整体，但它们却运行在历史和地理的特定环境中，对它们的认识需考察地理变化（区域的马赛克结构）；
社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由人类的行为进行着再创造。既然这些行为发生在特定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下，因此社会的再创造也是因时因地多变的；
地方的变革是在广泛的社会关系背景下发生的；
所出现的区域并不是固定的地域划分，而是变化着的社会构成。地理学的一项主要目标应是揭示区域的性质。

上述论点强调变化，说明在地理学这门学科总纲内，历史地理学需要有明确的位置。研究过去可以更好地理解现在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提法，只是随

着基于结构/背景论的方法论的发展，从历史的角度透视显得日益重要。历史地理学家确实也在本文讨论的问题上作出了重大贡献（见贝克和格雷戈里， 1984），他们吸取了诸如《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思想（贝克，1984；普雷德，1984d，例如着重例举了布劳德文的研究工作）。他们的一些解释，诸如一个社会的长期演变（如邓福德和佩隆斯，1983）及其区域构成（兰顿，1984）、一个工业（如格雷戈里，1982a）或农业（普雷德，1985，1986）区域的根本变革、和特定地区的形成（如哈维的著作，1985c，以 19 世纪巴黎为例，详尽分析了在特定环境下意识形态是如何形成的）等，都吸收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说明了作为一种总趋势结果的变化之发生过程，而这一总趋势是在特定的环境下由特定的人的作用下进行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持这种观点：见迈尼希，1978，尤其是 p.1215。）同样，文化地理学不再与地理学的其它分支有明显的区分。长期以来，文化地理学是北美地区独有的分支学科，主要关注人文景观，而如邓肯（1980）指出的那样较少关注文化概念本身。如果文化可看成是一个社区全部的遗产——物质的和非物质的，那么一个区域的“内涵”就能等同于它的文化，这为文化地理学的复兴提供了基础（科斯格罗夫，1985；思里夫特，1985；杰克逊，1989）——同时并不妨碍对作为文化反映者和文化再创造者的景观的继续研究（科斯格罗夫，1984）。

普杜普（1988）的一篇论文清楚地分析了区域地理学“新”、“旧”两派的区别，她认为后者倾向于经验主义：“而理论上讲，中性的立场是地区描述的基础”（p.374）。传统的区域地理学如今被重建的区域地理学代替，新区域地理学的根本点是“把澄清了的区域问题当成自己的研究对象——简而言之，就是地理学家为什么费心地把区域研究放在第一位”（p.379）。普杜普指出答案可从普雷德（1984c）关于瑞典南部地区和格雷戈里（1982）关于西约克郡的论著中找到：区域是地域实体，人类的作用使它们形成、重新形成和变革。这儿我们的观点类似于泰勒（见本书第 325 页）关于经验范围

和吉登斯（见本书第 326 页）关于结构性的看法：人们在区域中获得文化，并促成文化的延续（思里夫特称区域为“相互作用的场所”：1983，p.40）。对这些进程的性质采用理论的方法可得到正确的认识，这种认识要通过一种由确定的词语所构成的叙述，“以经验处理的形式把理论表达出来”（p.383：参见塞耶， 1989a，1989b）。这些经验处理应关注什么仍是人们争论的问题

——如果根据区域的显著特征确实能得出一致的看法，那么区域就应该是研究的重点。（见约翰斯顿，1990a，他建议，讨论“新”区域地理学时，“我们不需要区域的地理学，但我们需要地理学中的区域”，p.139。沃夫，1988， p.57，指出用实证主义的“‘没有理论的区域’地理学”来代替传统的区域地理学，将很快变成“没有区域的理论”地理学。）

吉尔伯特（1988）发展了普杜普对“新”区域地理学特征的刻划，她从近来的一些研究区域特征的著作中总结出了 3 种独立的观点。

一种是把区域看成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在局部地区的产物，这主要是讲英语的学者所持的观点。如哈维和其他学者研究不平衡发展时就指出（见本书第 317 页），地区差异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反应，因此又重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对这些问题的在政治经济学（可能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围内的认识，是新区域地理学的研究目标。
另一种是把区域看成是鉴别确认（或“地方感”）的中心，这主要是

讲法语的、着重文化分析的学者所持的观点。他们认为对地方（区域）的认识只是理解文化特点的产生和再创造的一个方面。

第三种是把区域当作社会相互作用的媒介，区域“在社会关系的形成和更新中起着基本的作用”（见本书第 291 页）。这是一些讲法语，也有讲

英语的地理学家所持的观点，对“地域体”的研究就属此列（见本书第 331 页）。

吉尔伯特指出上述 3 种观点都表明了与“传统”区域地理学的区别，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各种趋势趋同（参见皮特，1989）的情况下，对区域差异的持续存在的认识，为区域地理学在抵制这些趋势的呼声中，提供了实践意义；“新”区域地理学的研究是建立在结构论基础上的（如阿格纽在关于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中的美国一书中所阐述的那样，1987a）；对区域演变过程的认识是辩证的而不是自然主义的；要认识到在区域形成、重建和变革过程中人类作用的重要性。上述种种，提出了一种研究方式，它的目的是要认识并取得社会变革，这也提出了使“地理学成为一门对社会有用的科学”的要求（见本书第 306 页）。

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逐渐具有影响的流派，一些人把它和“新”区域地理学联系起来，另一些人又把它们分隔开来。索娅（1989）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是对现代思潮中占据主流地位的历史主义的冲击的一个方面，历史主义强调事物的发展过程（个体和群体）而忽略空间性；索娅（p.15）认为历史主义：

过分强调社会生活和社会理论的历史承启联系，实质上掩盖和淡化了地理或空间的作用⋯⋯暗示空间从属于时间，削弱了社会世界可变性的地理学解释。

由于上述原因，本世纪初地理学在社会科学的理论发展中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那些理论假设了“历史发展步调的肤浅的一致”（p.33），而没有认识到在不同的地区社会发展的进程不同，因此历史的长河并不是在各处都是一样（在后现代小说的结构中出现明显的“混乱”，缺乏连续的描述，后现代建筑也缺乏明快和实用的结构：诺克斯，1987）。索娅利用上述许多研究成果，并将其放入后现代主义社会思潮的广泛背景下。对另一些人而言，后现代主义是回应现代主义的一个方面，而现代主义是一种世界观（p.16），如格雷戈里所强调的（1989a，p.68），关注“推理的力量和理性的进步”：它是一种均化力量，反映在“启蒙”文学和实用建筑风格上。拉希和尤里

（1987）把“有序资本主义”（有人称为“福特主义”）时期的均质性与当代“无序资本主义”（有人称为“弹性积累”：见哈维和斯科特，1989，及

《环境与规划 D》杂志特刊：社会和空间，第 6（3）卷，1988，斯科特和库克编辑，1988，还有赫德森，1989）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异质性相比较，认为后现代主义排斥这种“整体”观念，而强调现代生活日益出现的不连续性和分离性特征。对一些地理学家而言，后现代主义强调“异质性、特殊性、唯一性”（格雷戈里，1989a，p.70），从而为研究区域差异提供了理论背景。如格雷戈里（pp.91—92）指出的，要认识到

世界上的无序远比我们最初所见要多得多，当人们真正觉察到时，这些

无序才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必须回到地区差异的问题上：但要用新的理论装备起来，去认识我们生存的世界和探索我们认知世界的方法。

迪尔（1988）也投入到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中，因为这是对现代主义的概括性研究并寻求“普遍真理”的抨击。后现代主义认为，一种理论观点不能超越另一种理论观点，因为二者彼此的长处是“不定的”（p.266）。因此地理学内部不可能达成一致，相反无序状态将占主流地位。语言是认知的基础，所以当我们用语言来表述我们经验的秩序时，反映的是我们的文化，而不是真正的“事物性质”。因此地理学（和其它任何学科）得不出“宏大的理论”，而只能解释“社会穿越时空过程的同期性问题”（p.272），迪尔并且认为在地理学内部，经济、社会和政治地理学等分支学科的地位在其它分支学科之上。如果地理学按照这种模式重建，那么它能“宣称自己与历史学并驾齐驱，是对人类知识进行时空重建的两个重要学科之一”。

像许多“激进派”的情况一样，人们接受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是因为它猛烈抨击空间科学和它的（有时只是隐含的）实证主义基础。格雷戈里

（1989b）在人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某些层面追踪到“现代主义”的观点，而这些学科在 19 和 20 世纪曾影响地理学的发展。他集中研究了主要“现代主义”范式的两个方面：

一个是牢固的自然主义基础（好像“对我们这种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相结合的学科，具有特殊的意义”：p.352），以及对自然科学的研究目的和程式的信任，认为它们可以用于研究人类和人类社会；
一个是科学的总体观念，即寻求一个“系统的秩序，其内在逻辑将一深刻的协调性置于人们混乱的直觉印象之上，空间科学的重要性正来源于此。

近年来，由于总体观的自然主义研究不能解释变化的世界，其观念受到了挑战。在政治经济方面，马克思主义“束缚于传统的自然主义陈旧的观念”

（p.356），跟不上“无序资本主义”的发展（拉希和厄里，1987）；在社会理论方面，总体观的话语不能揭示时空的差异，对于这些差异吉登斯的结构性理论说得很清楚；在“文化科学”（如文学研究）方面，对总括式的叙事

（见下文）的抨击，使普遍理论的声誉开始丧失。格雷戈里认为，上述各方面的冲击揭示出“现代性的危机”，而这种危机却被后现代主义解决了：

后现代主义发出响亮的声音，揭示出（并且应当揭示）当代社会理论的特征（p.379）。

如果普遍理论（或总括式叙述）不能解释地理学家观察到的差异，那么就需要一个能做到的方法。后现代主义为此提供了一个框架，格雷戈里将结构论和哈伯马斯的批判社会论放入后现代主义的框架，但——也许和许多“潮流学派”一样——后现代主义“需要置身于其反对者和拥护者之外。它的主张必须公开地、审慎地、清醒地实施”（p.379）。

哈维（1989a）对后现代主义的许多见解及其对地理学家的意义，研究得最为全面，尤其是结合从福特主义向弹性积累转换的设想。他的评价如下

（pp.113—115）：

后现代主义在对待差别，沟通困难，以及利益、文化、地方诸如此类的复杂性和细微差异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现代主义在总括式语言、总括式理论和总括叙述方面，却掩盖了重要的差异，并且没有关注意义重大的分离性和细节⋯⋯（它）视自身为一个有意的，而且有些无序的运动，为了

克服预想到的现代主义的所有不当之处。

但哈维没有像一些人那样完全信服后现代主义的主张。他同意对“历史主义”的批评（如被索娅拓展出来的），但他不愿意（下文详述：第 351 页）抛弃某些总括式叙述，尤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反映了

（p.116）：

（现代主义）⋯⋯一种特有的危机，后现代主义强调不连续、短暂和无序的一面⋯⋯（而马克思却极妙地把这一面分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而对任何永久的、不变的传统规则是如何被构想、表达出来的提出强烈的怀疑。

哈维认为，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走得太远，近于虚无主义。他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总括式理论和总括式叙述的力量，但承认，认识到后现代主义者和其他“新区域地理学家”提出的空间变化（见 p.355 上他的重要事务）有助于对资本主义动态的实际运行的完整理解。哈维像格雷厄姆（1988）一样，不接受后现代主义提供“原本完整的碎片”（p.60）的提法。格雷厄姆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深化成总括式理论，因为（p.65）：

后现代主义不承认一切经验和社会生活从属于阶级斗争和积累规则，而马克思主义却能够而且应当做到。

其结果将产生一种理论能解释普遍趋势，并结合这种趋势来认识地区间差异，而这正是区域地理学研究的内容。

男女平等主义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阶级冲突是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基础，但近来文化地理学的发展显示，仅对冲突的分析不足于正确理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地区间的经验差异。杰克逊（1989，p.x）指出，文化

是一个领域，与政治和经济同等重要，在这个领域内控制与服从的社会关系既有约定也有抵制，其中的含义不仅是强加的，也是抗争的。

这一领域内，性别冲突成为近年来引人注目的话题，大大促进了文化地理学的扩展和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差异的认识。

麦克道尔认为（1986a，p.151），男女平等主义地理学“注重性别的不平等和妇女在各个生活领域受压迫等问题”。其目的之一是在地理学行业内指出这种不平等和歧视（泽林斯基，1973a；泽林斯基、蒙克和汉森，1982；杰克逊、史密斯和约翰斯顿，1988；约翰斯顿，1989），但其主要任务是（麦克道尔，1980，p.137）：

表明妇女在地理学中的作用，指出在地理学内没有考虑性别差异抑制了地理学的研究和教学⋯⋯（另外）仅仅把妇女吸收进来作为一个方面是不够的。男女平等主义地理学与妇女地理学不同，要求对地理学有一个新的视角。它对目前的学科分类方式提出了几个棘手的问题，并对现行的地理学的教学和研究提出了挑战。

因此它的目的不是为地理学增加一个单独的、可能被排挤的男女平等主义题目，而是表明男女平等主义的观念涉及到人文地理学的所有方面。

约翰斯顿（1989）认为，男女平等主义地理学包括认识妇女经受和抵抗男人压迫的共同经历、致力于结束这种压迫从而“使妇女能够掌握自身的命运”（p.85）等方面。这包括评价地理学实践，以揭示它是“性别主义的、

家长式的、男权为中心的”，这些都助长了对妇女的压迫。通过这种揭示，解放应能实现，同样，应用于阶级压迫的理论批判也为解放铺平了道路。因此，男女平等主义地理学不同于妇女地理学，一般而言，像激进地理学一样，它提出的观念被当成政治实践的指南（鲍尔比、刘易斯、麦克道尔和富得， 1989）。

鲍尔比（1986）认为有关性别不平等的研究有 5 种观点： 1.认为它既无理论意义，实际也并不存在；

认为它是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物；
认为它是家长制的产物，而家长制是社会不平等的主要形式；
认为家长制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紧密地联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单一的资本主义家长制体系，其结果造成性别不平等；
认为它是家长制与资本主义制度相互作用的结果。

鲍尔比等人（1989）认为第二种和第四种观点是最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人们关注资本主义造成的性别不平等的方式。富得和格雷格森（1986）持第五种观点，认为家长制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之外，虽然二者在实际中明显地联接在一起。他们提出就像资本主义可被看成生产方式特有的形式（它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呈现唯一性）一样，家长制也是性别关系特有的一种形式，

（也呈现唯一性）。

富得和格雷格森指出，就一般情况来说，人类和环境间必然的相互关系需要一个社会组织来确保人类的生存，并且“所有的社会关系必然涉及到性别关系，所以⋯⋯性别关系将植根于社会关系的一切形式中”（p.199）。因此性别关系是任何社会关系必含的组成要素，与生产方式无关：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性别关系可能在实际中联接在一起的，但它们不是同一结构的组成部分。家长制是性别关系的特有形式，男人主宰着人口的繁衍，而实际研究考虑的是这种主宰在“特定时期和地点”（p.206）的性质：“就像其他关系要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一样，构成这些关系的实践也是如此”——因此在区域研究的背景下研究性别关系意义重大。

富得和格雷格森的观点导致这样一个结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男女平等主义理论不能结合在一起，因为性别关系和社会关系是两个独立的领域。但麦克道尔（1986b）进行了资本主义的阶级分析，反对女性受压迫是天经地义的看法。麦克道尔认为，人口的再生产是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组成部分，并且指出（p.313）：

家长制社会关系受到国家的政治和意识功能的强化，为了自身的巨大利益，国家支持被剥削阶级中个体男人对个体女人的主宰。

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追逐剩余财富而产生的矛盾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而不是什么两性关系的问题（p.317）：

阶级社会中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以性别为基础的家庭控制形式，以及亲属关系网络，是历史，而不是性别关系的因素造成的。

另一方面，吉尔和沃尔顿（1987）讨论了富得和格雷格森关于性别关系是否对所有社会关系都是必然的问题，提出（pp.56—57）：

人类学、历史学以及其它学科的一些证据表明，性别并不总是被用作界定男性和女性性别差异及其相应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因此）这个观念的确立只是人类意识和人类社会的产物。

根据这种观点，性别差异和所有其它差异一样，是社会造成的，而不是

必然存在的（参见诺普和劳利亚， 1987）。格雷格森和富得（1987，pp.373

—374）坚持自己的观点，对此作出回应，他们提出生产方式和性别关系是“进行分析的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和独立的对象，它们间有特定形式的联系（资本主义和家长制性别关系），但不能归入概念的范畴”。不过，他们不承认这会导致妇女受压迫是天经地义的理论。

这场辨论显示了男女平等主义地理学所涉及的东西比具体观察的要多得多，不只是说妇女在当前社会受压迫和在一系列广泛的行动和各种时空中存在着重大的性别差异。有关的研究（妇女和地理学研究小组，1984；利特尔、皮克和理查森，1988）为考察这些差异提供了原始资料，但是就像麦肯齐

（1989）和鲍尔比等人（1989）所认为的那样，男女平等主义地理学促进了地理学的理论讨论（富得和格雷格森的工作在观念上明显属于现实主义），并且进一步揭示出社会关系在时空中形成和再形成的多种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