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系统性研究的增强和“科学方法”的采用

确定某一学科转向的最初时间，甚至是一个大概，都是不容易的。包含这种新观点精髓的只言片语可以在著作中发现，但是它们通常转引自其他人的学说，而这些人的观点从来就没有公开发表过。并且，当众多的改革者激发变革的时候，这种改变可能起源于同一时期的几个不同的方面，尽管他们通常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因此，企图确定第一次反对区域地理学的浪潮出现在何时几乎是徒劳的。鉴于此，本章仅讨论那些地理学家发表的、最重要的和最有影响的观点，并去探讨它们对地理学界的影响。

正如第一章指出的，一个学科的改变，包含了对现有方法的不满和对可接受的变通方法的准备，这些变通是新的学科母体（如果不是从世界观考虑）。这是由弗里曼（1961）阐明的，他论述道：“对区域地理学家工作的不满导致许多人怀疑区域地理学方法在学术上是否总能令人满意，从而转向专门化或该学科的系统分支学科”（p.141）。他提出了这种不满的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许多区域分类是幼稚的，尤其是大范围的分区。至于概括，例如赫伯森的世界气候区域，在详细的研究中发现与实际有较大的出入。第二个原因，也许对大家都很重要，就是一系列“令人厌倦的”关于自然的和人文的“事实”的罗列，这是许多区域地理著作的特点（仅管不全是，见詹姆斯，1942，《拉丁美洲》），“问题也许在于许多区域地理学家试图包罗万象”（p.143）。第三个原因，他阐述道，区域地理学著作的模式，源于对法国景观的研究，认为整个地球表面可以划分为确定的区域。每一区域都有各自的特点，然而对区域的实际研究证明实际并非如此，一些地区缺少这种特性。

当弗里曼关注区域地理学的失败的时候，美国 20 世纪 40 年代末到 50 年代初的情形是，人们坚持占主导地位的区域地理学，从而阻碍了相关的系统研究。这一点由阿克曼（1945）的一篇文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该文章报导了他在战时情报服务中的工作经历。他发现那里的专业地理工作者的两个主要的缺陷：他们的外语能力的不足和热门专业知识的欠缺。至于后者，他批评道，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很多地理工作被这样一些学者所引导，他们“或多或少是所研究方向的门外汉”（p.124）。因此，当他们被召集起来为战时翻译提供情报资料的时候，这些地理工作者所提供的内容相当空洞。区域地理学者仅能提供肤浅的分析。大家专注于地球表面的某一区域，致使该学科的分工既缺乏效率也没有效果。（古尔德，1979，p.140，把 1950 年前的 50 年的地理学称作“业余的和古板的”。）

阿克曼建议，矫正地理工作的这些主要缺陷需要在系统专业方面进行大量的研究和训练。这与该学科的基本原理—一它是区域综合的根本——并不矛盾，他主张，更详细的系统研究将进一步深化区域解释。没有迹象表明该文章立即对地理界产生冲击。然而，后续几年里美国地理学者的著作，包括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提供的论文摘要，显示出随着回到战后“常态”，在科研的方向上并没有大的改变。两个极少的例外是，1953 年在克莱文兰由加里森和麦卡锡提供的论文摘要，它显然基于一种与被广泛采用的不同的方法（见下文，第 78 页）。正如詹姆斯和琼斯（1954）编辑的评论中所指出的那样， 系统学领域在阿克曼的论述之前无疑已受到重视，以后也是如此。但是，直

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叶，这一地理学研究本质的显著变化才与它的方法和基本原理的广泛变革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