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环境

本章到目前为止的讨论说明科学的学科（和/或范式）是一些共同体，即小型社会，是包含着它们的微型世界。所以，社会学是研究它们运作的合适的方法，尽管哲学也可以提供正式的观察框架。

社会学对当今社会的研究认为，共同体不是独立自主的，它们的成员并非脱离了外部世界。（当然，最早的一些僧侣科学团体是脱离外部世界的。）他们需要外部社会的支持才能生存，因为社会需要学术。虽然科学家们有时候有能力决定优先做什么，但外部因素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社会的、技术的、经济的决定性因素，时常影响着科学发展的速度和方向⋯⋯的确，许多科学发展的产生是由于甩开、而不是听从外部的干预或财政控制⋯⋯在某些领域的⋯⋯非利益性研究的进展，恰恰是由于它们与其他事物的关联性（巴尔内斯，1972，pp.102—103）。

所以，研究一门学科的发展一定要联系其社会背景。然而，没有必要认为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会百分之百地接受社会环境产生的指示和推动。他们可能要反其道而行之，并利用学术作为其表达不满的基地。但是，对这种不满的（潜在）限定是实质性的。大多数科学家共同体都是在大学里，多数要仰仗政府分配的公共基金才能生存，而政府则可以利用经济力量去影响（假如不是指导）他们教什么和研究什么。有些大学的财政来源是私人基金，所以校方一定要向资助人确保学校的工作与目前的社会问题紧密相连（见泰勒， 1985c）。那么，什么是本书所涉及的时代的社会问题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方便的历史界线，是英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本书所关注的英美人文地理学史从此开始。不过，对这个历史却不能孤立地考察。此前的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和冷战、经济复苏及随后的衰退与重建，对本书所讨论的问题都是很重要的。尽管二战中牺牲的人口甚多，但首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即重大的国际争端不仅仅决定于海战与陆战中牺牲的生命。战争所增加的方面不只包括成为战场的天空。战斗的双方也不只是手拿武器的军队，还包括双方的科学家。盟国科学上的优势促进（如果不是保证）了胜利的取得，这在广岛和长崎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标志着科学技术的“成熟”。长期以来，科技是西方工业化发展中的重要因素，但在战争时代确立了它们的控制性地位，而且这种为战争所做的许多技术进步并没有衰退。所以，是战争宣告了机器控制人的时代的开始。

与科学活动和声望（在政府与社会中）的发展相并行的是所谓社会工程的发展。1929 年华尔街股市大跌最终引发了 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它对政府行为的性质产生了巨大影响，导致了许多旨在解救贫困、保障人权和平息自由主义思潮的措施的出台。在美国，以罗斯福政府的新政为代表，要解救贫困，鼓励工业，并通过社会保险措施帮助那些非本人原因造成的贫困者。英国政府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这些措施在战争年代已露端倪，例如关于社会保险的贝弗里奇报告的内容，还有 1945 年工党的胜利，它预示着许多民主政策的形成，使政府在和平时期发挥比以前更大的作用去组织经济和社会。

随着这种社会工程的发展，社会科学的地位日渐提高，其研究领域也有相当大的扩展。由于凯恩斯和其他人在解决萧条问题上的贡献、战争年代对经济的组织、以及战后对世界新经济秩序的规划参与，经济学首先获得声望。其他学科紧随其后。社会心理学研究曾被军队广泛用于人事工作，战后的心

理调查为政治家及其他有关人员提供了宝贵的报告，而市场研究日益被工业部门采用（伴随心理学的广告效果研究）。所有这些学科都采纳了那些更具声望的硬学科的“科学方法”，它们的成功吸引其他学科向其模仿，包括社会学、社会管理学，以及后来的地理学。只要科学化就会有用，就会受到尊重。

在战争年代，武器生产带动了制造业的发展，从而结束了经济上的萧条。在其后的冷战时期，军工产业大体保持不变，容纳了大量就业人口。之后，是多年的不考虑回报的生产、充分的就业、政府对经济的指导和干预的不断增加，还有对工业重新装备的需求，这些造成了西方世界战后 20 年的经济繁荣。除了政府对经济的更大干预以外，这个工业发展时期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巨型企业，包括跨国企业的发展。资本的汇聚与集中发展迅速，工厂企业的平均规模扩大，世界经济变为由政府推动的少数机构企业所掌握。

对战争所蹂躏的欧洲的重建也对社会提出了新的要求，规划专家们告别了早期的默默无闻，在设计新的社会秩序的蓝图中发挥重要作用。英国在战时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并就日后的土地利用、不同区域的经济空间格局等问题准备了一系列报告。大城市要重建，新的城镇也要发展，要确保工业与就业的区域分布更加平衡，保护农业用地，改进居住环境。所有这些都需要社会科学家的、如同工程师们一样的大量工作。土地规划在极其尊重土地私有权的美国发展稍慢，但后来也成为热门，那是由于土地所有权意识的高涨和汽车的使用而使问题成堆，伴随汽车工业和高速公路行业的发展，交通产业和交通规划迅速发达起来。

面对所有这些课题：经济增长、经济规划、空间规划、社会管理、技术转变、行业管理等等，产生了对受教育人才的需求，这向高等院校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要培养学生以满足社会需求。教育迅速发展，原有的学校扩展，许多新学校建立。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科系因学生增多而扩大。教学之余则可以从事科研，科研加快了范式的发展和问题出现的速度。科研成果为政府和公司所用以实现它们的目标。大学不再是教育少数精英和某些优越的个人由着自己的兴趣做研究的地方，而是社会发展的中心——“白热化的技术革命”，这是 60 年代早期 H.威尔逊向英国人许下的诺言。研究项目越来越大，外界为研究提供大量经费，特殊的研究生小组承担研究项目，出版成果的速度和数量飞跃增长。

在 1945—1965 年的时期里，科学技术成为决定性的东西。人们相信，生产中的问题已经解决，商品和各项服务可以满足所有的人。分配的问题则尚待解决，因为供应的不平均性到处可见。不过人们以为，这些问题能够被解决，人们广泛谈论着繁荣和健康的生活前景。科学正在以自身的进展为各种问题的解决做出重要贡献。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在解决着食品、住房、消费品的生产以及医疗中的问题。而社会科学的进展则有助于成功的管理。投资于教育就是投资于社会进步（也是投资于一些个人的生命）。

尽管有战后初期的这些成功，而问题依然存在着。到 60 年代中期，问题

变得严重起来。到了 70 年代早期，它们开始在国际舞台产生重大影响。问题出现的根源有很多。最开始，人们关注的是核武器与战争的问题，这在美国尤为明显，与越南以及其周围国家的战争日益不得人心，在那里面对顽强的抵抗技术并不能为所欲为，出现的却是越来越令人悲叹的伤亡率。在博爱的面纱之下，不平等的问题持续存在，这既出现在世界上，也出现在所谓“成

功的”资本主义社会。贫困没有得到缓解，即使有所缓解，贫富悬殊却不断加大，而且世界许多地方的绝对生活水平依然低得惊人，造成大多数人口由于持续贫困而寿命不高。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景，与几年以前相比，则很不乐观。

在成功的社会里，人们渐渐意识到成功的代价是巨大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机器和大型企业的控制。由于技巧性劳动已被自动生产线所取代，工作对大部分劳动者来说是更加枯燥的重复。对人的异化愈加严重。在社会里，由于偏见和歧视，一部分人的苦难比另一部分人的更多。少数民族的苦难最多，许多社会中的妇女也是如此。这些都是民权运动所关注的问题。最后，是环境掠夺的蜂起，以支撑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欲望。

个人尊严、压制少数民族、生活品质以及环境资源的消耗等问题，在 60 年代晚期，并不算新问题。人们也并非首次意识到这些问题。人们发现的问题是，20 年来社会的这种“进步”，在许多方面其实是在加剧、而不是解决那些问题。随着这种认识的发展，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被提了出来。有些人认为，通过更多的政府干预可以解决国家的或国际的问题。必须保护人权和公民权，必须通过对财富的重新分配而达到更大的平等，必须保护环境。在前一时期，研究纲领依然如故，多数努力都是以正面启示的方法去解决大量反常性问题。在另一些人看来，这些方法不足以解决问题，而只能导致新的反常问题的出现，因为随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的增加，人们认为它们都是有利于社会的那种所谓“进步”。资本主义是靠不平等、异化、剥夺环境而生存。只有用新的研究纲领才能使社会变得更好。

在社会之中，教育机构是这些思想发展的中心。在 60 年代晚期，大学生，特别是伯克利、芝加哥、伦敦和巴黎的大学生，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产生了巨大对抗。学生站在反战运动的前列。除了这些直截了当的表达而外，学术界，尤其是社会科学界，对这些问题也表示了关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关心的是“生产性”问题，而社会科学认为重要的是“管理上的”问题。有三种不同的做法。第一种，要社会科学家更加积极地去解决分配的问题和环境消耗的问题。社会科学要加强“关联性”，加强“政策取向”，但局限在既定的研究纲领之内。第二种，更关心人的异化问题，人应当从机器和大型组织机构的过分控制中松解出来，应当鼓励他们在创造自己的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抵制那些越来越不可信任的专家。最后，第三种，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要说明虽然个别问题也许可以解决，但另外的问题又会出现，而且根本性的问题依然存在，因为它是这种社会组织方式的固疾，所以呼吁重大的社会改革——有些人认为要革命——这是唯一的长期的解决人的尊严和不平等问题的办法。

这些观点的影响力可以从多方面看出，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是，在学生中间科学的和技术的题目不再流行，而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需求则越来越大。不过，很快出现了进一步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世界在 7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经受了经济衰退。有些人认为，这是由于阿拉伯国家在赎罪日战争期间以石油为经济武器的决策所致。这一重要资源的价格数年间增长了好几倍，对经济的各个方面造成了重大影响。但另一些人认为，经济衰退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如 60 年代后期英国出现的问题，阿拉伯国家的决策只不过是附加的重要促进因素。越来越多的分析家认为，经济衰退反映了政府依照凯恩斯原则的需求管理政策的失败。为寻求另外的途径，各个政党之间出现了

越来越大的分歧。例如在英国，对需求管理的较高度的共识在 1970 年以后解体，保守党主张注重自由市场并减小政府的作用，而工党则走向左倾，主张相反的做法。有人认为，这种两极化的思想发展使英国的问题更为严重，因为政府更换政党会引起巨大的政策变化，这造成了未来的不稳定性。

一些社会理论家认为，经济衰退及其影响后果（特别是失业）会促进对改革和革命的要求。70 年代末，在本书所讨论的国家中，英美两国都选出了右翼政府，主张激进的经济复苏措施，减少公共开支，释放资本主义动力，而这些动力正是造成就在十几年前还广受谴责的不平等现象的根源。整个 70 和 80 年代，教育受到这些政策变化的实质性影响。在英国，20 多年来首次削减高等教育开支，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数目减少。相比较而言，在削减开支时对科学技术有所保护——经济进步需要它们的提高，对社会科学则做实质性削减。许多人认为，社会科学是左翼激进分子和不满情绪煽动者的大本营。研究基金也被削减和重新分配。在对这些政策的反应中，有的要保护学术的独立和自由，要求社会中的“批判的良心”，但也存在着在学科之内调整研究方向的愿望，以增加学科与现实社会问题的“关联性”。

在过去的 40 年中，包含着许多科学研究部门的教育系统深深地卷入了经

济、社会和政治的变革。它曾受益于前 20 年的社会繁荣，教育发展迅速，科学研究活跃。在后来的岁月却遭到削减，因为至少有些决策人物认为，教育扩展，尤其是艺术和社会科学（商学和管理学除外）的扩展是一种奢侈，会产生弊病。经济进步并不需要大批学生和未来的研究者去学习与社会的目前需要无关的学问，不需要他们研究批判社会结构的题目。教育要削减，资助项目要紧密结合目前的需要。学科和学者要在市场中检验自己的现实意义和出售自己的技能。学术自由并没有完全取消，但是如果发现滥用学术，则要加以限制，减少资助。结果，科学事业在 50—60 年代的繁荣之后开始衰落，学界内外信心动摇，研究题目多是跟随政治的指挥棒。

到了 80 年代末，对高等教育的政治看法出现转变，但在提供资助方面尚无改变。在英国，人们逐渐认识到，在重组的世界经济格局中，竞争需要发展人才资源以满足潜在的需求，要大量增加 18—25 岁的人的参与率，并且要

扩大对 25 岁以上年龄的人的持续教育。所以，尽管出现了人口减少（尤其是

社会经济阶层中 20 岁以下人口的减少，在这个阶层中缺乏接受高等教育的传统），大学和专科学校还是要准备扩大规模和数量。不过依照执政者的经济思想，学校应提高教学效率（例如不增加设备，但要增加学生），并扩充政府拨款以外的收入来源（主要通过研究和成人教育）。另外，人们开始注重“消费者付款”的原则（即北美长期使用的原则），这会导致学生更加注意“钱的价值”，并且增加了职业性课程的地位。大学地理系对这些政治的、体制的和潜在的市场的变化务必做出反应，并相应调整自己的课程和科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