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及其环境

由某些地理学家发展的一个论点是：对这一学科内容起主要作用的是它的环境，尤其是它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它们或许更直接地影响其它学科，然后把变化传送到人文地理学中来）。例如，斯托达特（1981b，p.1）主编了一本论文集，它说明

学科的观念和结构都是与复杂的社会、经济、思想和知识的刺激因素相适应而发展的。

对这一点的证明（作为这本论文集中第二个论题）体现在地理学家与他们的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上：

仔细考察地理学最近的历史可以看出，地理学家不仅关注狭窄的学术问题，而且也深切地关注社会问题。

许多注意问题背景研究的地理学家强调，地理学这门学科（其它任何一门学科也都如此）必须与它的环境联系起来，因此学科的变革（革命性的或非革命性的）应当与环境中的重大事件联系起来。所以贝尔杜莱（1981，p.10）把时代思潮看作是影响地理学家行为的一种因素。格拉诺（1981）在这一点上走得更远，他指出（图 9.1）地理学家是科学家共同体中的一个子共同体，而科学家共同体本身又是更广阔的社会中的一个部分，社会中蕴含着一种文化（包括科学文化），这种文化规定了地理学的内容。行为取决于社会结构及其知识基础：研究实践是这种行为的组成部分，这也包括地理学研究。地理学家共同体是一个“机制化的社会团体”（p.26），这一社会团体形成了个体地理学家们彼此交往的背景，同时它又在左右着地理学内部的研究目标，而这种作用又是在外部社会结构背景下进行的。当地理学建立的时候，其主要目标之一是形成一种学科特征，“确定一个可以被看作属于地理学自己的，并与其它学科不同的研究对象”（p.30）。他声称，这是普及社会— 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知识的一个“被动教育作用”（p.32）。但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这种作用却被取而代之了，当时

地理学开始积极投身于改造和重新规划世界。应用地理学应运而生，地理学成为了大学的狭小世界以外的一个专门职业（p.32）。

（另见古德森，1981）。

因此，正是地理学家创造了地理学。正如格拉诺所表达的那样：

正是社会的外部目标促成了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其他科学家对这一事件的发生并未做出任何重大贡献（p.30）。

（不过可参见斯托达特，1986。）正如卡佩尔（1981）和泰勒（1985c）二人所表明的，在制度化的初期地理学主要作为一门教育科目，以满足培训教师的需要，这些教师的活动将会促进扩张中的“民族国家”的利益。因此，卡佩尔指出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是由于

在欧洲各国开始迅速普及基本教育进程的时候，地理学在初级和中级教育中的存在。为小学和中学培训地理教师是导致地理学在大学中制度化和地理学家的科学共同体出现的主要因素（p.36）。

（另见弗里曼，1961，1980a；有关更为严谨的解释，见赖泽，1973。）然而当背景发生变化时，地理学也随之而变，因为

已经建立起来的共同体要用种种办法来达到自身的繁殖和扩大。它决不会选择自我灭绝。即使其他科学家群体采用相同的方法研究类似的问题，或者即使他们所捍卫的概念已暴露出了逻辑上的混乱，这个共同体仍将捍卫自己的生存⋯⋯一切都奉献给共同体的繁衍和发展，包括本学科特有的概念的统一：不同的概念能够在不同时刻或者甚至在同一时刻为自己辩护，而不会对科学实践的连续性产生怀疑（p.66）。

于是，民族利益的倡导和贸易的发展（正如 19 世纪的地理学界所反映出来的那样）都为地理学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后来，变化着的社会结构和需要产生了新的要求，地理学则响应了这种要求。

在变化了的环境条件下重建地理学的一个实例是由斯科特（1982）提供的，他试图回答“地理学家、区域科学家、城市经济学家以及其他人为什么要研究社会事件的空间模式”这个问题（p.141）。他的回答主要集中在后期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上，这种组织，如他所称，主要不是通过市场关系，而是通过政府干预、通过一个包罗万象的国家来达到的。因为“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地理学危机四伏”（p.145），这里斯科特是指通俗意义上的地理学—

—约翰斯顿，1986b——而不是专业意义上的，这就需要“更为精良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管理”的国家行为（p.146），以繁荣科学。然而在参与这些管理工作时，科学家却对对抗势力的出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可能还会卷入其中：

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经济生产和经济增长的危机，产生了对特定的复杂问题和政策的话语的需要，由此可能会实现技术管理。技术管理产生了一系列进步的社会条件。但是在其中却出现了一系列后退的人类困境

——异化、人类情感关系的毁灭、人类和区域规划的重新政治化等等

（p.152）。

因此产生了激进派和人本主义者对空间科学的回应。

于是，地理学家是在社会背景中创建和重建地理学的。必要性不是来自地理学本身，“在科学知识方面没有特别的必要”（格拉诺，1981，p.65）。相反，按照泰勒（1985c）的看法：

地理学是一种社会机构。像所有机构一样，它对社会的价值随着时间和地点而变化。任何社会机构的出现都因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能识别某种特殊需要并找出满足这种需要的东西。当需要发生变化时，为了生存，这个机构不得不去适应这个变化（p.93）。

它也许会失败，所产生的某些科学话语也许并不能开创局面和驾驭问题。斯科特（1982）强烈主张，成功需要对社会需求的明确认识：

只有对准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中现存的问题和对准目前的政治利益的话语，才有可能统帅学者和科学家们的、具有意义的一致行动（p.151）。

在这些论点中毫无宿命论的成份，因为它们依据的是那些能够确定在特定条件下什么是（或者不是）可持续性的事情、并能成功地使自己去满足那些需要的地理学家。他们的做法，则反映了贝尔杜莱（1981）所说的他们个人的“亲缘圈”，反映了在他的学科基地以外的社会关系网。正如布蒂默

（1981）所主张的和二本自传体文集（布蒂默，1983；比林格、格雷戈里和马丁，1984）所提出的那样，为了充分理解那些学者的工作，就必须了解他们的传记。布蒂默为这种方法做了辩护，因为

每个人的生活都反映着他（或她）所处时代和环境的戏剧：总之，只是

有不同程度上的服从或反叛的倾向。通过我们自己的传记，我们获得理解、存在和发展（p.3）。

她认为自传提供了她所称的“舞蹈意识”，即“道德、美学和情感的奉献精神，这种奉献精神与生活经历联在一起，并决定一个学者最终的认识论的表述和实践风格”（p.12），并能传播那种在文字记录中可能是无法得到的东西，那些地理学思想上的先驱者们的影响，通过他们的渗透在教学和野外经验中的灵感，通过他们的劝告和聆听（布蒂默，1981，p.88）。这是普雷德（1979，1984a）使用时间地理学语言时所明确提出的论题（p.135）。然而一个科学家的自传可能有的特殊意义的东西是：影响他职业生涯发展和变化的冲突不一定是人际间的关系。正如伯德（1975，1985）使用波普尔的第三个世界（记录知识的世界）的概念所清楚说明的那样，通过学习那些写下他们看法的人的思想（无论是古代的还是当代的），我们可以受到强烈的影响。所以我们的环境不象那些主要依靠人际之间传递信息的人那样狭小（见约翰斯顿，1984e）——当然，我们也利用那些身边的是（或可能是）有用的材料。（传记是另一种资料来源，但对主要致力于当代工作的地理学家来说几乎没有什么传记是可以利用的：佩特森，1985；约翰斯顿，1986g。）

参考背景关系来认识地理学不断变化着的性质与现实主义者在评价人类的全部活动时的做法是极为相似的。对人类能动作用的分析必须考虑由它的环境所规定的约束条件和许可条件。因此约翰斯顿（1983d）支持将结构理论作为分析本书所讨论的人文地理学变化的框架，他认为：

在任一时间和地点，学科的内容反映着每个人在他的社会化的知识的背景内，对外部环境及影响的反应（p.4）。

米克塞尔（1981）虽然没有使用结构的语言，但他在描述美国的地理学史时正是采取了这一立场。他宣称，那一历史是以一连串“短暂的令人激动的事物或事件为特征的”（p.9），那些事件的本质是对当代美国环境中的刺激因素的反应——因此出现了几十年中城市研究的盛行，从越南撤退以后对外国区域研究的衰落，以及 70 年代全民关心自然环境的浪潮。他还进一步提出环境影响对地理学家个人修养的作用：

第一代美国地理学家是在一个仍然受着小城镇风俗强烈影响的国家中成长起来的。现在大多数被地理学所吸引的学生不仅仅是生长在城市环境，而且也越来越多地来自郊区环境⋯⋯地理学的职业已经发生变化，并且，由于现今成员大多是中产阶级的郊区居民，变化仍在继续（pp.11—12）。

波特（1975）提出了类似的论点，他确定了两种类型的美国地理学：一种是以“乐观主义、有行动性、‘可行’为特征的”中西部类型（p.17）；另一种是以索尔的思想为基础的加利福尼亚地理学，这是一种“历史的、严守学术的、纯理论的、对政府持怀疑态度的、对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英国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感兴趣的”地理学（p.18）。

当然，关于环境影响的论点可以走得更远，应当避免使这种论点发展为环境决定论。米克塞尔指出，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城市地理学的繁荣不仅在芝加哥，而且也在衣阿华州出现。但这确实意味着必须在人文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家所处的环境条件中去研究它们，而且正如卡佩尔（1981）明确指出的那样，学科共同体（或者其中的主要分子）通过适应环境中可知的变化来维持它的地位（如帕特森——1986——对人类学者所做的清楚的说明那样）。另外，如米克塞尔（1981，p.13）所主张的——追随哈维（1973）和

其他人的观点——这种对环境变化的反应是由个体学者作出的，他们寻求的不仅仅是捍卫和促进他们所选择的学科的发展，而且也在学科范围内捍卫和促进他们自己的地位和职位：

革新继续被看作是一种美德。在美国地理学中出现的许多进展，是各个学者力图要使自己不同于（或者至少看上去不同于）竞争对手的结果。大多数学术团体视革新为美德，意味着对革新会有回报。

米克塞尔没有对革新的规模进行讨论。它是否必须包括一个研究项目的积极启发性（这里使用了拉卡托斯的术语）的发展？或者是不是需要推出一个新的研究项目？一个人能够带来比其他人可能更大的收益或是灾难吗？

本书已经多次描述了环境影响这一论题的重要意义。在 70 年代后期和

80 年代早期，作为经济衰退、削减高等教育经费、抨击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果，地理学受环境的影响尤其大。这种影响还包括对“新右派”的政策的反应。“新右派”政策的设计，是要通过支持已广为人知的、利用自由经济和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获得的“弹性积累”（赫德森， 1988）而达到摆脱经济衰退的目的（甘布尔，1988；约翰斯顿和帕蒂，1990）。许多人已经对这一点作出反应，他们把人文地理学强调为一门“应用学科”，为解决当代的问题提供相关技术（第七章中对此有介绍）。基什和沃德（1981，p.8）在发表于美国地理学家协会 1981 年 12 月的《通讯》上题为《地理学和其他濒临危机的学科的出路》一文中写道：

1981 年 6 月 19 日，密歇根大学评议委员会经投票一致决定在1981—1982 学年末停办地理系。

基什和沃德根据这一决定的经验，对其他地理系怎样才有可能反抗类似的遭遇提出了意见。他们强调教学的作用，力图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吸引学生，并“以使人兴奋和完美的方式提供我们的产品”。这就应当研究

应用地理学的优势。随着学生的职业意识越来越强，或许需要相应增加一门着重于技能的课程。这可以证明地理学在实际中的重要意义，并增加对学生的吸引力（p.14）。

基什和沃德在《求助于传统主义者》一文中宣称，他们并不提倡改变地理学的主体，“而是仅仅试图增加地理学对学生数量的吸引”。（另见福特， 1982；鲍威尔，1981。）

无论是在研究还是在教学中，地理学向着一门应用学科发展的趋向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因此，在宣布《职业地理学家》新的编辑方针时，1982 年 4 月出版的美国地理学家协会《通讯》报道说（p.1）：

布鲁恩希望重视应用地理学方面的工作，并且将有关公司活动、州和地方政府计划、联邦政府活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举办的活动以及研究计划等信息包括进来。

对更多应用工作的需要在美国人文地理学家中已被普遍承认为是重振，甚至是发展学科的一种必要手段。它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例如某些人强调要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制图学和地理信息系统，见 p.109），正如米克塞尔（1981，p.14），所指出的：

具有稳固教师职位的、幸运的地理学家将对他们应当做些什么感到焦虑。对此最好的回答可能就是决定去做他们一直在做着的事情，但要对背景更为重视，更乐意受到环境的影响。

在英国，外部压力与 80 年代一样大，并且一直存在着对应用地理学的迫

切需要，作为这一学科对解决当前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一种贡献（见第七章）。例如贝内特（1982，p.69）在评论英国地理学家协会 1982 年会议时发现：

确定一套稳固的和日益增长的焦点是可能的（如果它们还不能界定一个新的核心的话），这些焦点至少表明了一种日益明显的利益共同性。对作者来说，这些焦点是对“关联”研究、计量方法和分析方法的重新提出以及近年来摈弃反经验主义运动的一种广泛确认。

贝内特对这些现象表示欢迎并指出，

热点（即关联性）问题并不是那些英国地理学家被要求特别解决的问题。结果，这一学科缺少公开露面，和明显缺乏对公众和个人决策的影响力。

而且

当整个高等教育面临重大挑战的时候，当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某些学院中经受特别巨大的压力时，在这次会议上看到对热点问题表示出关注，是令人振奋的（p.71）。

几年以后博蒙特（1989，p.172）附和了这一点，他当时强调说：

提交给下一个 20 年的议题是实践和发展，而不是研究和确定方向。未来是未知的，但如果地理学家打算从事地理学研究（或许是和新的伙伴）的话，那么未来可能是令人兴奋的。

与此相反，有些人将社会中的变化视为挑战，例如哈维（1989a，p.16）要寻找同盟，这些同盟可以“缓解（如果不是挑战的话）统治资本主义积累的原动力，以控制社会生活的历史地理”。

时代模型？

外部背景对人文地理学科的性质影响的重要性意味着范式也许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述为一个时代模型（约翰斯顿，1978c，1979b）。这表明外部环境的变化为学科内部的变化提供了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刺激条件，如果这种变化不是要发动一场革命或是创立一门新的常规科学的话，那么就可以解释为是试图发展一个新的研究纲领。与外部条件的变化相伴的应该是学科内部与环境的新需求相适应的一组条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条件都由年轻学者去创造的。施特格米勒（1977，p.148）认为：

正是大多数年轻人把新的范式带进这个世界。也正是年轻人以宗教的热情积极拥护新的事业，为之摇旗呐喊。

然而为了获得影响，尤其在高等教育界财力短缺的时期，这些年轻的工作者需要学科中某些权威人士的帮助（见第一章）。根据勒迈纳等人（1976， p.5）的意见：

孟德尔及其后继者们的工作是对科学问题的回答，但是直到一个强有力的科学家集团——由于这些科学家的学术背景和在研究团体中的地位——愿意放弃现存的概念时，孟德尔等人的成果的科学含义才被肯定。

对环境变化的反应或许包括试图创建一种新的范式或新的研究纲领，或者他们仅仅需要现存范式/研究纲领的新分支。不管是那一种，只要符合一定的特征，就可能获得成功；或有可能建立进一步发展的立足点，甚至在已经取得了支持时也是如此。这些特征包括（范登达埃勒和韦恩加特，1976）：一个独立的评价和承认系统；一个独立的交流系统；在学科基体范围内解决疑难问题的新的能力的确认；一个提供扩充新的团体成员的训练计划的正式

组织；一个有领导者的非正式组织结构；以及研究经费。在学科发展时期，这些特征很少会产生问题；正如卡佩尔、米克塞尔、泰勒和其他人指出的那样，如果创新为学科带来地位，影响力和经费，那么它是受到鼓励的。在学科发展停滞不前、经费紧缩时期，情况就很不令人满意，只能在本学科现有的成员中用革命来取得重大转变。时代模型表明后者的情形是罕见的。关于研究成果，劳（1976，p.228）劝告人们说：

科学家确实特别着重科学论文，但我的直觉是，在这个问题上科学家之间有着极大的（和重要的）差异。对某些人而言，科学是在实验室里所做的事情，是你所谈论的事情，是令你兴奋的事情；另一些人则认为科学是他们所写的和在杂志上读到的东西。我甚至可以假定（与不引人注意的学院观念一致）那些感到自己比别人高的人，认为科学是在他们自己或别人的头脑里，而不是在杂志里。

许多学者几乎从不在他们的专业杂志上发表文章，而且就某些人而言，当他们的学科发生变革时，他们就会被遗忘。他们继续讲授的“常规科学” 可能是以他们过去适应社会需要的世界观、专业气氛和范例为基础的。但他们后来的适应了社会需要并受到随后环境条件影响的同事，却以不同方式行事。与变化着的环境相结合，学术圈内即使不产生多种范式的研究，也会产生多种范式的教学。

时代模型（经约翰斯顿修正，1978c）的主要特点是：

外部环境对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中与环境密切相关的学科）的内容有重大影响。
这种环境的性质有时可能发生变化。这会在学科的少数成员中引起反应，他们力图在学科实践中改变老一辈人的做法，同时引起年轻一代对变革的兴趣。后者往往比前者成功得多。
与此同时，这一群体表现为一种新的“思想学派”。在有些情况下，可能会导致与旧学派对立的新学派的出现。
新学科被纳入学科的职业构成中。
上一代的研究成果减少，新学派的著作在学科研究成果中占据支配地位。
学生在系里的教学内容中面对二个或更多的不同时代的学派。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学派成员在本学科中成为资深人士。

这一模式可能会导致几种后果，其中之一是如果一门学科不能对变化着的环境做出反应，它就会停滞不前。因此革新者将会受到欢迎。另一个后果是，某些潜在的革新者可能发现他们不能影响学科，因为环境并不合适，原有势力不一定对他们的建议做出反应。邓肯（1974b，p.109）借用哈格斯特朗（1968）关于空间扩散作用的著作的例子说明了那些“在科学本身范围内阻碍新的科学观念的过程”。哈格斯特朗的观点最初发表于 1953 年，邓肯的关于人们引用哈格斯特朗的情况的研究表明，与地理学中所有发表文章被接受平均速度相比（斯托达特，1967a），哈格斯特朗的观点得到普遍承认的速度则缓慢得多。邓肯认为这种情况的原因既不是语言问题，也不是哈格斯特朗身居相对偏远的瑞典的问题，而是他的工作与那些贯穿着另一种范式的工作明显不相关。只有当空间科学被建立起来时，哈格斯特朗的重大贡献才得到承认：

哈格斯特朗本人宣传他的研究的尝试遭到了正统派拥护者的抵制，但受

到了新地理学群体的热情支持。信息最终传播到这一群体主要归功于坚持不懈的个人努力，而不是常规科学正常的交流系统。直到专业信念完全重新调整后，哈格斯特朗和研究才能得到普遍承认（p.130）。

然而，甚至在一个新的观念被接纳以后，那些研究它的人可能也会分成二个或更多的实际上独立的集团（加特雷尔，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