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应用

运用现实主义的研究传统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现实主义是一个集合名词，包括各种不同的派别。）首先是对实证主义的空间科学和行为地理学、以及对人本主义地理学的批判，如里塞尔（1973）和梅西（1975）的研究。其次是提供一般性的理论框架，使经验研究能在其中开展（如泰勒的研究， 1982，1985b；哈维，1982；关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一些重要论文集——迪尔和斯科特，1981；斯科特和斯托佩，1985）。再次是寻求在结构性的规则范围内进行个人行为的研究（约翰斯顿，1983c，对这一方面有研究）：如艾尔斯（1981，p.1386），就曾强调虽然“离开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或任何社会科学都不会完整”，但这是不够的。还必须关注实际生活的世界，即“家庭、社会关系、社区和邻里”的微观世界，这就需要把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人本主义哲学结合起来。随着研究人员的日益增多，更多的人开始关注人们生活和行动的场所的重要性（常常称为“区位”和“区位性”），并且要求建立一门“新区域地理学”（吉尔伯特，1988；普杜普，1988）。

最初，现实主义的大部分研究主要是揭示受实证主义影响的研究的缺陷，尤其是对行为地理学。如格雷（1975）在城市地理学方面就提出对房屋市场运行研究的批判，这种研究热衷于追随人们的居住迁移方向，并认为这是人们择优选择的结果。格雷认为这种研究（1）假定人们可以自由选择房屋类型和房屋位置，而实际上大多数人只能在限定的城市的某一地区和某种类型的房屋中选择；（2）假定这种居住模式是大多数居民决策的结果而不是少数开发商和机构负责人所决定的；（3）认为要认识城市地域的结构，研究消费者是关键。但人们是不可能自由选择的：

相反，许多群体由于他们在房屋市场的地位，其选择受到限制，只能进入特定的住房形势，而少数个人和机构⋯⋯控制了特定的住房体系（p.230）。与格雷批判相一致的研究关注于住房选择的控制者，即被称为“城市管

理者”的个体。帕尔（1969）的一篇富有创新的论文认为，城市居住模式是两组约束条件的结果：接近资源和设施的空间约束，通常用时间/成本距离来表示；社会约束——由政府管理者操纵的官僚主义的条例和程式——它也左右着空间约束并反映了社会权力的分配。这样对后者的研究就着重于关键的管理群体，诸如住房建筑协会及其租赁政策（博迪，1976；丁吉曼斯，1980）、地方政府公共住房的管理者（格雷，1976；泰勒，1979）、负责私房重建的地方政府机构（邓肯，1974，1975）和组织房地产次级市场的房地产代理商

（帕姆，1979）。帕尔（1975）指出，规划者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管家和房地产代理人，权力很小”（p.7：不过，帕尔后来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见帕尔， 1979），因此关注规划者和其他管理者容易趋向：

从生活低下的当地居民的眼光看问题，认为地方官员控制太多、应负较大的责任，却不归绺于当地的雇主和国家政府⋯⋯这种针对“地方社会机构管理人员”和“其他具有各自目的和利益的中间层次行动者”的批判，可能导致人们对社会名流和统治机构不加鉴别的迁就（pp.267—268）。

因此，管理者是经验世界的重要角色，但却不是独立的能动者，他们相当于图 8.1 模拟中的凸轮轴。讨论管理者必须以他们处在约束条件下为前提，在约束之外研究他们就可能象某些行为地理学那样，成为简化主义者（参见威廉斯，1978，1982；伦诺德，1982）。

当管理者流派关注对那些诠释机制并使其运行的代理人的研究，并提出居住分异模式时，哈维则更注意对机制本身（虽然只涉及某一方面；哈维， 1974e）的研究。居住分异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差异重新组织的一种方式，是由对金融资本的操纵行为造成的。金融资本的运行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机制，并产生了一系列空间上分隔的次级房地产市场，各个家庭在其中进行选择，从而形成各种小范围的迁居模式。

但这种行动有一定的尺度，否则，个体将丧失对社会生存条件的控制⋯⋯ 当面临不可抗拒的力量，在特定的制度下，甚至对总的政治机制的控制都会感到绝望（哈维，1975a，p.368）。

在美国这种力量包括对郊区化的倡导，哈维（1975b，1978）认为郊区化是在生产过剩的危险潜伏时期刺激消费（指住宅、汽车和耐用消费品等）的一个重要手段（亦见沃克，1981a；关于它的某些结果，见约翰斯顿，1984b）。对于现实主义的城市地理学家而言，其基本的任务是把对资本主义（或其它）社会的运行机制讨论、主要代理人（管理者和关键人物）对机制的诠释以及实际后果和经历结合起来研究。因此他们更关注于社会怎样运行和为什么运行的研究，而不是寻求一般的经验结论（如巴塞特和肖特的研究，1980；巴德科克，1984；约翰斯顿，1980b）。

城市居住模式的研究只是城市化研究的一个方面，斯科特（1985）把城市化与资本主义的性质直接联系起来：

生产机制、企业间的紧密联系和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相结合共同产生了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者追求利润（降低成本）的本性的必然结果，直接导致资本和劳动力在空间上的大量聚集（p.481）。

因此，城市既是劳动力市场，也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场所，类似卡斯泰尔

（1977）等人所说的由国家生产的，而不是在市场上购买的商品的“集体消费”（参见平奇，1985）；时至今日，斯科特更明确地指出，一些城市也是“国际城市”，是跨国公司经济的控制中心（参见约翰斯顿，1987）。斯科特（1986，1988）进一步提出了有关资本主义城市化起源和“先进工业化” 国家城市近期发展趋向的理论雏形。

根据这一观点，城市化只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平衡的地区开发过程的一个方面（见哈维，1985a；N.史密斯，1984）。一般来说，发展模式传统上是经济地理学家而不是城市地理学家研究的内容。近年来，对现代化模式和进程

（即变化模式：海和约翰斯顿，1983）的研究是关注的热点，它选择一系列的变量来代表社会经济变化的不同方面（根据资本主义的、技术上的定义），对这些变化用统计方法处理制成所谓的现代化轮廓图（如古尔德，1978b；里德尔，1970；索娅，1968）。德赖斯代尔和沃茨（1977）对这种研究比喻道：

有时，地理学家就像一个旁观者，坐在山颠上俯视战场，被峰烟升腾的方向所吸引（p.41）。

布鲁克菲尔德（1975）对此作了严厉的批评，指出这种含有价值观的描绘虽然作为一种描述练习是有用的，但却使人联想到

一个极好的匠人忽略了自己制作所采用的材料。这种愚蠢方法的最好说明是（古尔德）一群人在日益需要地理学家直接参与的地区作出自己真正贡献时⋯⋯的长期失败（p.116）。

这种参与包括地理学家对政策法规的干预，但布鲁克菲尔德发现这方面尝试更麻烦。例如，贝里（1972a）曾写过一篇论文，把开发的扩展比作中心

地等级体系内创新和疾病的传播；布鲁克菲尔德把这篇论文描述为“使用他著名的、却是令人怀疑的美国电视传播的相关数据来讨论等级体系传播的一篇高等数学论文”（p.110）。同样，布莱基（1978）批评这种传播研究走进了“空间的死胡同”（参见布劳特，1987）；而斯莱特（1973，1975）利用它们发动了一场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他称这种研究是“盎格鲁—撒克逊主流” 的抽象经验主义。

与经验主义者研究现代化的外貌和传播模式相反，现实主义者（包括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研究不平衡发展理论，强调（斯莱特，1975）

任何空间结构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盈余在空间的循环、集中和利用的方式（p.174）。

哈维（1982）的《资本的极限》一书是关于这方面的重要论著——它对马克思经济学作了重大修订，把原先大部分被忽略的空间因素考虑了进去。哈维关注的核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他认为“那些看来不可调和的矛盾把资本主义带进了社会危机的大灾变中”（第 xvi 页）。考察过那些危机的经济原因后（如，利润率下降和通货膨胀等），他转而从理论上去研究资本和劳动力的地区流动，以揭示

资本主义的矛盾至少在原理上是如何受“空间不变”的影响的——地区扩展和地区不平衡发展阻止了矛盾四起的资本主义矫正自身的可能性

（p.xvii）。

这种“空间不变”不是逃避危机的永恒办法，（尽管“空间组合确实有可能解决一点儿问题”——（p.429）因此，虽然资本日益流动（按照某些人的意见：高度流动，罗斯，1982）以逃避危机，但全球性的危机终将出现（参见约翰斯顿和泰勒的论文，1986，1989）。

任何空间范围内发展的空间结构都引起了现实主义地理学家的浓厚兴趣，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作为一种评论，见科尔布里奇，1986；巴尔内斯， 1985，1989a，1989b 他选用新李嘉图流派与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流派相对照）。哈维（1982）的理论分析认为，不平衡的空间发展是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先决条件；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个必然的后果。但布劳伊特（1984）反对这两种立场，他认为：

虽然区际不平衡可以加以利用，并在重建过程中由于资本的引入这种不平衡将日益加剧，但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p.156）。

布劳伊特强调真正的剥削关系并不存在于贫富地区之间（对他而言这只是空间表现的具体化），而是存在于劳动力与资本之间，如果仅停留在空间上就偏离了对真正问题的研究。N.史密斯（1986）称这种观点为“反向崇拜”，如同空间崇拜一样都是对事物的歪曲，他提出了相反的看法（在 1984 年的著述中有较全面的论述），认为

任何空间范围内的地区不平衡发展，在逻辑上都是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

（p.97）。

科尔布里奇（1986）对他所称的“激进的发展地理学”作了大量的批判，他感觉它过多地沿袭了武断的宿命论的内容（即假定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规律在时间、空间范围内基本保持不变）（p.245）而没有采用“批判的观点（即强调资本主义的时空变化及其存在条件）”。他不能确定最终将采用上述哪种方式。如哈维（1982，1985b）的研究因倾向前者而受到批判。初期，过度

积累问题是通过“时间修补”——信用制度——来解决的。当这种方法不灵时，资本主义转而采用“空间修补”——帝国主义。但帝国主义也终将失败，随后将爆发世界大战。

这种宿命论根本不是我谈及时间、空间及存在条件时所想的东西⋯⋯如我们真想搞清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比如说）巴西和台湾的不同影响，那么我们必须进行一些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研究，这些模式没有固定的中心，也没有固定的外围（新马克思主义）；或者仅根据帝国主义势力的⋯⋯需要建立第三世界的理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更确切地说，我们对资本主义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差异的解释，必须承认变化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原动力总是通过现存条件（人口增长率、性别关系、国家政策等等）发生作用，这些现存条件随时空而变化，并且不直接受制于宏大的“世界体系”。

（pp.246—247）。

这种观点有点类似于后面提及的有关区位和结构性的讨论（p.236）。沃茨（1988，p.163）把科尔布里奇的观点概括为“对宿命论轻率的批判”，并且坚持认为科尔布里奇所提出的问题都是激进的发展地理学关注的大部分内容。科尔布里奇（1988，p.239）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研究的内部有一个持续的交流”（在这方面他引用了沃茨自己的研究成果：见沃茨，1989）。但他保留他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存在严重的缺陷，必定会出现问题”（p.254），因此他期望从法国法规主义学派及其不同的积累观点中获得启示（如弹性积累，见 p.251）。

科尔布里奇（1989）在后来的一篇论文中评论了他称为“较为宽容的后马克思主义”（p.225）的发展，与古典马克思主义及其分歧相比，它少有一些宿命经济主义的成分，认同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时空变化的观点，因而把发展研究同属于“新区域地理学”（p.245）的一些趋势联系起来。后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为基础，但同时也批判了它基本的组织观念。与古典马克思主义一样，后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主义基础，强调社会财富及权力的不平等分布，承认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产生的矛盾，赞同人民创造历史的原则。与古典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是，它不认为任何非马克思主义的观念都是与己不相容的——科尔布里奇据此提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一些观念的谨慎结合”的概念”（p.246）。它认为经济问题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它怀疑古典马克思主义作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它从诸如女权主义等一些派别汲取思想提出了公认的关于权力和文明社会的一般理论，它不承认革命必然是唯一可接受的政治途径。科尔布里奇指出，虽然还留有许多待做之事（主要有 7 个方面的任务），但在发展地理学中已有一些这样的著作。

国家在造成生产的地理不平衡性的各个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激发起人们对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兴趣。国家在社会内作为一种机构的性质始终是人们在理论上和经验上很感兴趣的题目，人们试图认识国家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必要作用、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机构所相应的自主权，以及国家作为一种具有明确地域界定的制度所特有的特征（例如，见克拉克和迪尔， 1984，对这些问题有充分的讨论；泰勒和约翰斯顿，1985，用同样的观点审视英国）。哈维和泰勒意识到了国家的重要作用，如哈维（1982）把不平衡发展过程与全球地缘政治联系起来；泰勒（1985b，1989）在认识了国家发展资本主义并使其合法化的功能后，对政治地理学许多基本方面进行了重组。从而使人们认识到国家干预下的空间变化（如泰勒的研究，1986），但这种

认识决不是决定论的；与现实主义观点一致，国家的行动（即在它的范围内带有权力的那些）就是那些聪明的代理人以特有方式表演他们角色的行动（克拉克，1985，和约翰斯顿，1984b，都对美国的法院作了阐述；参见约翰斯顿和泰勒，1986）。

不平衡发展的研究还包括对社会与自然关系的研究。如前所述（p.204）， 60 年代末及 70 年代初，对环境的关注日益增长。哈维（1974d）把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引入到这一领域，指出当前对资源、人口关系的认识是以先入思想为主的，是通过研读马尔萨斯、马克思和李嘉图的著作所确认的。离开对自然的社会评估，资源是无法界定的，并且这些评估反映的是当前的生产方式。因此，诸如《增长的极限》（p.206）之类的预测，代表的是眼下的理论观点

（p.196），而其它的理论则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简单的句子：“人口过剩是因为满足巨大人口生存条件所需的可用资源的匮乏”。如果我们把（生存、资源和匮乏的）定义带进这个句子，就是：“世界人口过多是因为我们所要求的某种目标（连同社会组织形式）和自然中我们能够加以利用的资源不足于提供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p.272）。

对于第一种说法，应对的政策很简单——减少人口。但对第二种说法，哈维就要分析以下 3 种可能：（1）改变对目标的要求和社会组织；（2）改变对自然所进行的技术和人文的评价；（3）改变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造成匮乏的基础的认识。哈维认为，埃利希—康门内的认识（p.206）属于第一种，并被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利用作为一种大众观念（控制生育的需要）的思想支撑。比沙南（1973）同样认为第三世界控制生育的观念是“北方白人的”帝国主义政策的一部分，目的在于保证它继续使用国际周边地区的资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破坏环境，造成资源匮乏：布拉德利，1986；布莱基，1986），约翰斯顿、泰勒和奥洛克林（1987）连同其他一些和平科学家探讨了比沙南

（1973）所称的结构贫困地理：

贫困作为无节制生育的一种表现，更应该是一种结构贫困，它是由极少数国家不负责任地浪费世界资源所引起的（p.59）。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环境（或自然界）同劳动力一样被当作商品，可以买进、开发并出售。就像 N.史密斯（1984）指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思想意识中，自然被当作社会以外的事物，作为“人类生产力的对立面⋯⋯它具有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p.32）。但分析表明自然界实际上是受资本主义影响的。这样，

当资本主义盲目向前发展时，它为自己的将来设立了新的障碍，造成社会资源短缺，降低尚未枯竭资源的品质，滋生新的疾病，开发威胁整个人类未来的核技术，污染为了再生产我们必须生活的整个环境，并在日常工作中威胁创造社会重要财富的人们的生存（p.59）。

就像空间组织和重组是资本主义连续积累过程的产物一样，自然也是如此（菲茨西蒙斯，1989）。佩珀（1984）指出，自然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对社会而言是没有价值的，它之使人感兴趣只是因为它是人类活动的空间。佩珀因此把“自然的历史性”（自然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是如何与人类活动相关的）与“历史的自然性”（自然条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这一关系在环境决定论中有不成熟的阐述）分离开来（p.40）。一个社会的形成部分地涉及自然历史性的问题。

劳动是人类把自然改造成于己有用形态的手段。自然一般不会提供人类现成的生存物资，人类也不可能直接拥有自然资源。人类必须对其进行转换。这个转换过程就是一个社会的过程——人们必须同另一些以某种特定方式组织起来的人共同实现这一过程⋯⋯所以通过改造自然，人们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社会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p.162）。

由上所述可以明了，就像社会关系（利用资本剥削劳动剩余价值的手段）的形成是社会构成的一部分一样，社会—自然关系的形成也是如此；并且也像社会关系内部就蕴含着资本主义积累危机（阶级冲突）的种子一样，社会

—自然关系也是如此（环境问题）。约翰斯顿（1989b）对不同生产方式以及国家法规干预作用下的社会自然关系作了进一步研究：布莱基和布鲁克菲尔德主编的论文集（1987）对这一主题作了全面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