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派的贡献

在目前所论及的范围内，自由派被定义为“许多当代美国自由主义者所共有的一种观念，这些自由主义者的特点是，为了减少社会弊病，他们既信仰民主资本主义，同时又极为热心于行政和立法运动”（布洛克，1977， p.347）。因而自由派关注的是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不能低于某一最低福利水平（有各种不同定义），并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准备在资本主义体系内进行全国性运动。在地理学领域内，在这种思潮引导下的大多数研究都集中于描述事实，而不是构建理论。只有少数例外，其中包括奇泽姆（1971a）的对作为不涉及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规范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潜力的探索（参见威尔逊，1976b）。

由“应用地理学家”在他们的研究和相关活动及教学中所做的自由主义的贡献，早已有之（有关评论见豪斯，1973；霍尔，1981b）。在英国，作为收集和综合信息的应用地理学也有很长的时间和丰富的记录。20 世纪 30 年代斯坦普的《英国土地利用调查》，他对战后土地利用规划准备工作的参与，以及地理资料在这一准备工作中的利用等，就是这方面的重要例证（斯坦普， 1946）。30 年代和 40 年代土地利用规划的其它方面，也使地理学家产生了兴趣。就此，在皇家地理学会进行过几次讨论（弗里曼，1980b）。在美国地理学界亦有类似的参与（科尔摩根，1979）。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时期地理学家作为情报综合者与搜集者——后者包括航空照片的判读——做了许多事情以后，在大范围内开展了土地利用规划，训练有素的地理学家在这些工作中占有很大比例。许多专业地理学家一直在应用领域积极工作。例如，制图学和数据处理技术的发展使他们得以参与为国会选举重新划分选区（莫里尔，1981），各种各样的制图活动（莱因德和亚当斯，1980），以及建立人口普查统计的区域资料库（库姆斯等，1982）。各种政策得到了评价（基布尔，1976），许多熵最大系统模拟为共同进行土地利用和运输规划提供了操作方法（威尔逊，1974；另见巴蒂，1989）。

这些研究大多数是在经验主义和（通常是隐含的）实证主义的框架中进行。就前者而言，地理学家被认为在收集和整理数据（例如在土地利用调查）方面具有出色的技能。对于后者，这种数据的使用常常预设了某种关系的存在和保持这些关系的必要性。例如，农业土地利用规划预设了在自然环境和农业生产率之间有一种明确的因果关系；而工业区位规划则预设了通过使总的运输成本最小化而获得效率的需要。（有意思的是，正如某些批评家指出的那样，这种最优化模型的最大限度的利用并不在“资本主义的西方”，而是在“社会主义的东方”。由于实证主义工作的开展（例如在土地利用配置和交通流量的布局方面），地理学在空间规划工作中的潜力得以加强（许多最初被培训为地理工作者的人转而成为专业规划人员）。这些工作大部分是各种技能的实际应用，但也有一些是试图在这一范围内评价政策的影响力（如霍尔等，1973）和建立一种决策理论（霍尔，1981a，1982）。

地理学家的经验主义角色在 20 世纪 80 年代继续得到了加强，既是对经济危机和与之相关的危机的持续反应，以及人们对确凿数据的需要（这种需要并不总是被某些政府意识到，例如他们试图减少收集公共数据的数量），亦是对国家要求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为解决社会问题多做贡献的压力的反应。例如在英国，政府在 1983 年提出了一个 3 年规划，目的在于为各大学的

研究工作提供“新鲜血液”：设立了 792 个讲师职位让各大学公开竞争，此

外在信息技术领域还有 146 个名额。各大学地理系得到了 11.5 个职位（占总数的 1.1％；在 1982—1983 年，地理系全体人员在所有大学的在职人员中占2％）。D.M.史密斯指出，地理学不仅在这场竞争中相对来说是失败了（“赢家”是工程技术、物理学和生物科学），而且在地理学内部，这些职位有选择地集中分配给了某些部门：例如研究遥感数字制图的有 5 个，研究各种数学模型的在 3 个以上，（2 个在自然地理学）只有一个反映“地方特色”问题的职位分配给了历史—文化地理。史密斯对这种情况作了如下解释：

遥感（及与之有关的数字制图）的突出地位反应了一种观点：地理学是技术上先进的收集和显示信息的手段。地理学家作为制图者把同时代的重要问题与信息技术连接起来的传统⋯⋯似乎是将地理学的需要与一种社会需要的概念（其中重点主要放在经济而不是社会上）相融合。很难看到一两个以上的职位是为解决社会问题而设立。给人突出的印象是：这是一个反社会的世界观，在这里面社会关系、阶级结构和政权力量似乎都奇怪地消失了

（pp.241—242）。

克莱顿（1985a）的响应是：这未必是干涉学术研究方向的唯一实例（又见他的关于地理学应当如何对政府干涉做出反应的分析，克莱顿，1985b）。的确，1986 年大学资助金委员会公布了每所大学各系研究成绩的等级——依据的标准并不明确，但其中从外部挣得的研究收入明显地占据重要地位—— 并开始有选择地向反映出这些等级的大学分配经费（见史密斯，1986）。

除了一些人主张更多地投入经验主义/实证主义风格的应用地理学研究，因而不言而喻地要接受某种思想方式外（约翰斯顿，1981a），还有一些人对这种观点是解决紧迫社会问题的最好方法持怀疑态度。对他们而言，需要的是重新评价地理学家怎样才能有助于认识这些问题的根源，而不是提出很少能抓住根本原因的解决办法。这两部分人的主要作用是下一节讨论的主题。

编绘生活状况图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在因子生态学的总标题下，发表了许多运用多元统计方法对体现人口空间差异特征的大型数据矩阵进行分析的研究成果（见本书第 109 页）。按照史密斯（1973b）的看法，这些工作过分依赖某类普查数据，因而没有提供多少关于社会状况的信息。在早期曾有人试图对这类数据进行结构分析，以达到特定目的，例如农村社会学家在关于农民生活生平—

—由刘易斯（1968）引入地理学文献中的一个概念——的研究（哈古德，1943）和汤普森等人（1962）在对纽约州各地区间经济繁荣水平差异的调查。然而只有到了 70 年代，因子生态学的分析方法才被有效地用于编制社会福利地图的工作。

有两位作者在这方面走在了前面，诺克斯（1975）认为，地理学的一个基本目标是表示出生活质量的社会和空间差异，这既作为规划程序的基础，也作为对目的在于改善福利的政策监督手段。为了这一目标，生活水平的概念以三组变量来表示——自然需要（营养、房屋、健康）；文化需要（教育、休闲和娱乐、安全）；高层次的需要（由剩余收入来满足）——而统计方法可用于对满足这些需要的空间变化做出准确的描绘。利用这种绘制好的地

图，地理学家接着必须决定他们是在唤醒人们认识贫富悬殊的程度上发挥作用，还是在“一种责任驱使下去帮助社会改善这种状况”（p.53）。

史密斯（1973b）的十分类似的工作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即美国社会指标变动和人们日益相信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在广义上说并不是度量生活质量所必需的直接尺度”（p.1）。他的目的是创立地区性社会指标的收集和传播，指出在美国出现的居住地地域方面的歧视程度。多元统计方法再一次用来提供所需要的州之间、城市之间和大城市内部等尺度的地图（参见考克斯，1979，他把讨论扩大到了国际范围）。在后来的一本书中，史密斯（1979）试图“提供一种基础，凭借它可以更好地理解作为一种地理状况的平等的起源和在人类生活的机遇中促进更为平等所面临的困难”（p.11）。用奇泽姆的话，这两本著作把地理学家比拟为挖掘工和制榫工，是一位

信息提供者，在这一信息基础上才能制定更公正合理的社会规划。另一些关于单纯变量的研究，在规划中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也提出了可以导致社会改善的空间政策。例如哈里斯（1974）研究了犯罪率的空间差异和司法管理，并认为在实证主义框架中建立的犯罪类型的预测模型有助于安排警察的活动；香农和德弗（1974）与菲利普斯和约瑟夫（1984）调查了保健设施的提供方面的差异，主张进行改善提供给患者的服务的空间规划（它不同于预防地理学；富勒，1971）；莫里尔和沃伦伯格（1971）研究了美国的贫穷地理，提出了减轻这类社会问题的社会政策——较高的最低工资、稳定的收入、有保障的职业、强有力地反对种族岐视的法律——和空间政策——诸如使经济分散到区域增长中心网络上的全面计划——这将缓解主要的社会问题。

邦奇提出了一个不同的、高度个性化的图示人们生活状况差异的做法，他为故乡——底特律的黑人聚居区的一部分——编纂了一部“地理传记”（邦奇，1971）。他是一个对人类前途深切关注的人道主义者，他解释说这是保证儿童健康成长的一种需要；他希望对专为儿童设计的区域实行“儿童专政”

——“愿这是个充满世界幸福的区域”（p.331）。这要求减少对有害于儿童健康的机器的推崇（邦奇，1973c），并绘制从未被外部的机构收集过的差异类型图，这就需要在世界各大城市内开展地理调查。这些地图应包括吸食大麻的区域、没有公园的区域、没有玩具的区域和鼠类伤害儿童的区域（邦奇， 1973b）。有人已为底特律和多伦多绘制了一些这种地图（邦奇和博德萨，

1975）。

在理解上的尝试

上文讨论的调查地图在极大程度上是描述性的，所提出的任何方案都是以有限的理论为基础。另外一些调查研究则试图确立必需的理论理解。例如考克斯（1973）考察了美国的城市危机——种族紧张关系和骚乱、城市的财政崩溃和政府在城市经济中的作用——对争夺权力占有而发生的冲突作了分析。这是打算作为教育课程的一部分，因为：

如果认为我们能够在我们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将是不切合实际的。区位问题和政策的区位后果交织在一起，成为一张复杂的网，使问题难于解决。所有我们能够期望去做的事情是提供情况。意识到这些问题及其复杂性也许会在公民中引起某种敏感，他们到目前为止对其他观点已经很不耐烦了（p.xii）。

尽管如此，他的著作中最后一章的标题是“政策的含义”，讨论了在提供公益服务时求得更大公平的两项需要——道德需要和效率需要（后者适用于社会生活状况的总体水平）。书中提出的政策涉及为达到期望的公正而进行的空间再组织，包括都市一体化、社区管理、人口的再分布和交通的改善。马萨姆（1975）评论地理学对社会管理的贡献时也把视野集中在空间再组织上，他是按照距离和可达性的空间变量来评价服务设施的，用主要章节论述了行政区域的规模和形状，以及在这些行政区内设施的有效布局（参见霍贾特，1978）。

考克斯的著作预示了地理学对一个几乎完全被忽略的领域——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的更大的兴趣（参见考克斯、雷诺兹和罗坎，1974；迪尔和克拉克，1978；约翰斯顿，1982a；考克斯，1979）。在传统上，政治地理仅从宏观尺度上关注国家，研究政治区域和边界以及国际政治体系的运行（例如缪尔，1975），同样尚不成熟的选举地理学曾强调投票情况的空间差异，但在地理因素对投票的影响和投票转化为政权的地理性后果两方面却很少涉及（泰勒，1978，1985a；泰勒和约翰斯顿，1979）。正如比沙南（1962）和科波克（1974）所强调的，政府在许多方面都与经济地理和社会地理有关，但很少有地理学家考查过这方面的情况，或考察建立政府的选举基础（布鲁恩，1974；约翰斯顿，1978b）。

科茨、约翰斯顿和诺克斯对理解生活状况的空间差异进行了尝试

（1977）。在界定了生活状况的组成并在三个范围内——国际、国内和城市内部——用地图表示出它们的差异后，他们提出了造成这种差异的三组原因：劳动分工、商品和设施的可达性和对区域的政治管理。（参见考克斯， 1979。）最后，他们评价了目的在于减少空间不平衡性的空间政策，如以各种形式存在的区域歧视。对于他们提出的三组原因，他们的结论是劳动分工是社会生活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这种分工虽然有着明显的空间后果，但它的形成是一个社会的而不是空间的过程，因此，

空间上不公正的根本原因不能单靠空间政策来处理。不公正现象是社会和经济结构的产物，披着厚厚伪装的资本主义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当然，不公正现象可以采用空间政策加以缓解⋯⋯但是缓解不等于根治：不过，在资本主义统治时代，补救性社会行动也许是可能的最好办法⋯⋯不公正现象必须在社会重建中寻求解决（pp.256—257）。

（参见约翰斯顿，1986h。）哈格斯特朗（1977）得出了即使不是更悲观的，也是类似的结论：

当这个世界处于稳定状态，并且/或者是不受束缚的自由主义流行的话，那么对于地理学家来说，除了为了生存而在大学地理系内尽力保持资格并培训师资，说这个世界安排得是多么智慧以外，或许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

（p.329）。

（在这一情形中，哈格斯特朗关于自由主义的定义毫无疑问指的是经济自由主义，它支持在“市场”上进行价格竞争，而反对“国家干预”：布里坦，1977，p.188）。

史密斯（1977）在他的书中对解释生活状况的空间差异做了更为努力的尝试。他在书中主张：

作为一种在空间上可变的社会生活状况应当是地理研究的焦点⋯⋯如果在人文地理学中人类是我们渴望了解的对象，那么他们的生活质量永远是使

人感兴趣的（pp.362—363）。为进行这种研究，他

围绕生活状况这一主题来重建人文地理学⋯⋯在评价和政策制订的标准范围内提供正确的知识指导（p.ix）。

这本书内容的顺序是从理论出发，然后是标准，然后是应用。理论部分是规范的福利经济学与马克思的价值论，加上为夺取权力而进行政治斗争的混合体。

这一分析不可避免地会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竞争的——物质化的社会的某些根本弱点，但是对现存结构进行更为激进的批评却被阻止，采用的是基于学科的已然具备的一种传统方法（p.xi）。

有两种对已被认识到的空间不公正问题的解决方法，即：自由主义的干预和进行根本的、结构性的改革——前者被视作重点，因为“最重要的社会变革是渐进而不是革命”（p.xii）。因此，尽管后来地理学家被要求“充分解放思想，去认识在苏联、中国、古巴等国家实施的有着并不很顺利的成就的发展战略的重大长处”，但作为结论的一章——标题为“空间的再组织和社会改革”——强调了行政区域的再组织。另外，既预见到了反对革命的可能性——“过分关注空间的再组织可能会掩盖一些更为根本的问题而符合目前富人和权势者的利益”（p.359）——也预见到某些社会主义的论点——“空间和自然资源应当由私人拥有这一点，包括对空间和自然资源的利用受个人的贪婪、利他主义或一时奇想的支配，愈来愈不合时宜了”（p.360）。结论是：

作为地理学家，我们有一种特殊的作用——真正的创造性和革命性的作用，即去揭示空间的机能失调和不公正现象，并能设计一种社会空间形态，在其中人们能够真正自由地满足自己，这肯定将是地理学的进步（p.373）。

他在后来的一本论述同一主题的书中认为（史密斯，1979），那种设计将涉及多国合作的公共管理，而且在那一管理中将有更多的公众参与，并伴随着权力分散。但他对这会导致与社会主义平等观念有关的论述并不抱乐观态度，因为“追求不平等似乎已成为人类生存的一条准则（p.363）。

环境论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是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迅速增加的时期，正如米克塞尔（1974）在描述美国的情况时所说：

到了 60 年代末，美国公众因一场环境危机即将来临的断言而感到不知所措⋯⋯从那时以后，关于危机的讨论和对种种复杂问题做出简单回答的想法就让位于对环境理解的比较深入和慎重的研究。生态学研究也就机构化了

（p.1）。

对于问题的起因，进行公开辩论的两位代表人物的意见不一致（奥赖尔登，1976，pp.65—80）：埃利希认为人口增长是首要原因，并普及了人口零增长的概念；康芒纳则认为是技术的发展及随之而来的资源的迅速消耗，加上各种污染物的积淀，造成了这些重大问题。

正如泽林斯基和其他学者所认识到的那样，这两种论点都包含有明确的地理学成份，而且地理学家在资源保护方面有着大量的活动记录。例如在美国，乔治·珀金斯·马什在 1864 年就写出了关于这个题目的著作（洛温塔尔，

1965）；在 20 世纪 30 年代，气候学家沃伦·桑斯威特就已积极投入到了由“尘暴”现象而引发的土壤保持运动中。他们对于改善景观的兴趣被索尔及其追随者所发展，并反映在《人类在改变地球面貌中的作用》这一专题论文集中。在其他国家也同样有人对此表示关注，例如由坎伯兰撰写的论述新西兰土壤侵蚀的开创性经典著作。不过，米克塞尔写道：“地理学的发展一直是这样的；在国家面临环境问题的几个时期中并没有引起我们对这些问题的一般警觉和发展这方面的技能（p.2）。

作为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对公众事务增加义务的一部分，它的大学地理委员会设立了环境教育小组，并进一步建立了一个环境质量特别工作组。后者认为（洛温塔尔等，1973）地理学家在当前的教育任务中能够成为优秀的领导者，因为：

地理学家学识广博，具有处理和综合各方面的资料的能力；
他们承认因果关系的复杂性；
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可以获取广泛的信息；
他们对事物的分布的兴趣；
他们在这一领域内有长时间的研究传统。

所有这些，促进了在环境感应、植被演替、土地利用和土壤侵蚀之间的关系等工作中专门知识的发展，这些专门知识可以作为环境影响报告、环境选择分析和国际合作研究的基础。

地理学关于社会—环境相互关系的工作分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传统地理学的方式，注意描述和分析。这方面的书籍有《环境问题透视》（曼纳斯和米克塞尔，1974），还有关于城市地区的自然环境问题的专门著述（德特韦勒和马库斯，1972；贝里和霍顿，1974；贝里等，1974）。第二种方式更明确地把注意力集中于环境管理问题（奥赖尔登，1971a，1971b），并尤为重视它的经济方面和社会对环境公害作出的反应（休伊特，1963）。正如凯茨

（1972，p.519）所指出的：经济学为 20 世纪 60 年代（及其后，见里斯，1985）提供了理论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一个特别令人感兴趣的题目是对休闲的研究，即对人们日益增长的对娱乐设施的需求和娱乐活动对环境影响的研究（帕特莫尔，1970，1984；并参见欧文斯的著作中对多数此类工作的评论，1985）。

尽管做了这种努力，但米克塞尔仍在 1974 年的著作中做出结论说，到那时为止，地理学对环境主义的贡献并没有多大。例如，对于《增长的极限》

（梅多斯等，1972）一书中的种种预测，他评论说：“这一对所有方面都最富有意义的问题的争论显然没有引起地理学家的注意”（米克塞尔，1974， p.19）——除了艾尔（1978）以外——他进而做出更为普遍的结论说：“必须迅速地补充一句，对近年来暴露出来的许多环境问题和在环境保护运动期间进行讨论的许多社会问题和哲学问题，地理学家都没有给予充分注意”

（p.20），细看一下近期一些地理杂志的内容和奥赖尔登（1976）的冗长参考书目，会发现这一结论是对的。

斯托达特（1987）更进一步认为，地理学不仅要在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方面做更多的工作，而且这种关系的研究应在整个地理研究中占据中心地位。他开始就说明，他的许多同事并没有庆祝一个世纪以来地理学取得的专业成就，而是“不仅对地理学的现状，而且也对地理学的未来感到沮丧，几乎不抱任何希望”（p.328）。他认为这是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要么放弃，要么从未认识到我所说的我们学科的中心的含义及其在知识界所具有的不言

而喻的作用”（p.329）。他认为地理学已变得分散，缺乏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应该是（p.311）：

地球的多样性和资源，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

这涉及一门自然和人文统一的学科，在这门学科中：

任务是要确定地理学的问题，即区域内部人和环境的问题——不是地貌学的、历史学的、经济学的或社会学的问题，而是地理学的问题，并利用我们的技能去尽力缓解这些问题，或许还能解决它们。

他认为，这要求地理学家们去“找回自己的大道理”，把焦点对准“关于人、土地、资源和人类潜能等重大问题”，而放弃许多目前已经做的东西：

极其坦率地说，我对那些无视这些挑战的所谓地理学家没有多少耐心。我无法认真对待那些提出如“地理在加拿大电影业中的影响”或“特拉维夫快餐店的分布”这类研究题目的人。我也不能把过多的时间用在我只能称之为是当代迷恋于我们自己富足的城市化社会中细枝末节的沙文主义式的自我放纵上面⋯⋯我们不能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投入如此多的精力。如果你愿意，你尽可以随意去说，但至少应该认识到“罗马在燃烧”

伯德（1989，p.212）指出，尽管斯托达特倡导“重实效、统一和承担义务”的地理学，而且“对斯托达特而言，这一地理学显然是存在的，但我们并未被准确告知它究竟是什么”。

其他人也有类似的呼吁，不过不那么响亮（例如道格拉斯，1986；戈迭， 1986；亦见科斯格罗夫和丹尼尔斯，1989）。结果斯托达特所忽略的当代社会科学许多方面的关联性已经被发展为评价社会—环境关系所必须的了（布莱基，1985；布莱基和布鲁克菲尔德，1987；约翰斯顿，1989）。

斯托达特的观点显然是建立在文化生态学的影响之内，他的观点是在一篇首先提交给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举行的第九届纪念卡尔·O.索尔报告会的论文中提出的。凯茨（1987）在同一年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对空间科学在地理学中占主导地位感到失望，并且认为当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环境问题成为与公众及政治事务有关的大事时（p.526）：

就在知识界和科学界的领导作用而言，没有一门学科像地理学这样处于有利地位。旨在环境革命的自然科学应当是关于人类环境的科学。然而学术的领导却被分割为生物学的、经济学的和工程学的。它们将各自有关自然界的理论、经济学的理论或技术科学的理论运用到了人类环境范围之中，但没有谁能提供一种真正综合性的观点⋯⋯因此，人类环境的理论成了植被或动物生态系统的理论、普遍外在性理论或者是技术或管理安排的理论。

于是，对地理学家而言，没有能力满足环境科学家的要求（提供“能够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界限，提供分析、综合和领头作用的地理学家”）就是失去机会，“有路不走”。但马尔萨斯理论的两难困境仍然存在，给社会出了一系列的巨大难题，而地理学家在寻求这些难题的答案的过程中可以发挥他们独特的学科优势（p.532）：

我们拥有比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更多的东西⋯⋯我们拥有一些有用的处理数据和信息的工具⋯⋯我们拥有以观察为基础的野外研究的牢固传统⋯⋯而最重要的或许是：我们尊重并且也教育别人尊重他人的理论。因此，关于为什么需要地理学的问题⋯⋯我们的答案是：社会是需要我们的，我们是有用的。当我们的学生向前发展时，他们了解众多难题的性质、拥有

比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更多的东西，他们去过野外，收集并处理了新的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了理论分析。

但是为了确保他们被要求以这种方式发挥作用，地理学家必须进行必要的改革，某些部门应当在人类环境的传统中重建专门知识的中心。

地理学家已经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当代社会的其它“巨大难题”，例如核武器和核动力的问题。关于将核技术用于福利事业，地理学家对于民防政策以及由核爆炸和放射性尘埃可能造成的死亡等持批评态度（奥彭肖、斯特德曼和格林，1983），并将注意力放在了地理学对和平研究的正在发展的贡献上（佩珀和詹金斯，1985）。关于核能的和平利用，比如说，他们主要分析了与核电站的位置有关的问题（奥彭肖，1956）和核废料的运输问题。另外一些人则强调了地理学在和平研究的其它方面的贡献（佩珀和詹金斯， 1983），例如国际关系（范德伍斯滕和奥洛克林，1986）。没有人比吉尔伯特·怀特说得更严厉，他将人类之家看作是“受到它的新发现的能力的折磨和驱使，通过更为残暴的行为把一个完整的过程置于一种不良状态”（p.14）。

《一个危机中的世界？》（约翰斯顿和泰勒，1986，1989）的两个版本将重点放在了许多此类问题上，从大范围的地缘政治的研究到对个人的人权的考察。

奥赖尔登的著作标志着现代环境论研究的深度。这部著作的大部分内容是遵循本节已经叙述过的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传统。奥赖尔登得出四点结论：环境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许多方面提出了挑战；它指出了一些不甚明确的、似是而非的解决办法；它令人相信较好的生存模式是可能的；它是一场具有政治色彩的改良主义运动，其基础是认识到面对即将出现的萧条需要行动，和对西方民主缺乏信任（pp.300—301）。一个新的社会——环境秩序是必要的。奥赖尔登确定了三种可能性——中央集权、独裁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他的选择是自由主义的，为了走中间道路：

我们必须个别地和合作地抓住当前形势的机遇去结束剥削时代，而进入一个人道主义关怀的新时期，并怀着迫切的愿望共同努力重建舒适节俭和愉快共享的古老的价值观（p.310）。

这个新时代将包括建立在地方自主和超国家主义相结合基础上的一个新的政治秩序，它可以通过教育来实现——环境教育将会为公民精神打下基础。

对于某些作者来说，对环境问题恢复兴趣——主要通过研究资源及其管理——提供了一条连接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的当代纽带。然而没有多少研究著作和教科书指出两者的结合（约翰斯顿，1983a；1989b）因为焦点总是集中在由一门分支学科所研究的过程上。例如自然地理学家是将人类行为看作促进环境过程的因素和作为诸如人口增长、技术进步、城市化以及对资源的需求等趋势的结果来研究的。但他们认为这些趋势是理所当然的，并不追究产生它们的过程。同样地，人文地理学家把自然环境的资源看作是给定的，并不探询它们的起源和发展。这样，当横跨人文—自然地理学分界的桥梁建立起来时，并没有把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的研究整体化。对人文地理学家来说，他们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的联系就远比与环境科学家的联系密切得多

（例如，在奥赖尔登 1976 年的著作中缺乏自然地理学的参考文献就是一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