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家和政策

这里提到的大部分研究一直关注于社会内部各种问题的识别——包括它们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并提出解决它们的办法。地理学家应当更多地介入制订和监督政策，这一基本论点一直是他们各种方法的基础，然而，是哪种政策？如何介入？

贝里（1973a）曾经提出规划政策可以分为 4 种类型。第一种是起改善作用的解决问题的类型，包括识别各种问题和提出即刻的解决办法——例如排除交通阻塞点。这种解决方式很可能导致在后来产生更多的问题，因为它抓住的只是近因（交通阻塞的特征），而不是真正的原因（车辆的增长）。第二种类型——布局的趋向调整：面向未来的规划——包括识别各种趋势，评估这些趋势可能产生的最好结果，然后分配资源，引导被规划的系统去达到那个目的。第三种类型——寻求开发的机遇：并行于未来的规划—

—识别种种趋势，然后寻求从它们那里获得最大的利益，不考虑可能的长期后果。与前面的类型相比，这一类型有一个主要的短期重点。最后一种类型是为了未来的规划目标定向规划，以阐述目标和未来的前景开始，然后制订一项保证目标将能够达到的战略。

政策的制订很少属于第四种类型；而大部分包含其它 3 种类型的内容，并对目标作一般的阐述，但是对于可预见的将来没有明确的策略。正如下面将详述的那样，某些批评者认为，这意味着参与决策和评估的地理学家不加批判地承认了社会中的控制势力，并导致这样的观点，即他们主张的科学客观性和中立性只是蒙在关于社会性质的思想政治判断外面的一件伪装（常常不被人察觉）。不管他们个人动机如何，这类地理学家的行为代表了依靠维持不公正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来生存的（私人和公众的）既得利益集团。

克拉克（1982）承认这些观点，他认为：

学术团体并非是独立的：在各种有争议的解释和因此提出的各种政策建议之间并无客观标准（p.43），

但是他仍然同意“政策分析的原则和学者参与决策的做法”（p.48）。然而这种参与不能被看作是中立和客观的，因为所有社会科学的“解释”都是不完备的，因此为与别的解释竞争而提出巧妙的解释和解决方法。于是，克拉克提出了将会引导学术界对政策分析做出贡献的 4 项建议（pp.55—59）：

学者们在做出政策选择和影响评价时，必须了解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
政策分析者必须是某些特别理由的拥护者，而不是想像中独立的、客观的知识评判者；
政策科学应当是对现状持批评态度。
主办机构必须支持所提倡的信仰，并使之能为公众接受。

在接受这些建议以后，参与政策分析的学者应当被看作是“政治过程的一部分”（p.57），其作用将保证

选择将毫不含糊地被公开，并成为依赖于政治（而不是专家）的过程

（p.59）。

当前的状况是把专家当作偶像崇拜，助长了社会科学是客观的、中立的知识的神话。克拉克的观点是，社会科学家不可能是一名中立的专家，因为他们的“价值观、旨趣和规范的世界观”意味着他们的表述虽然是高深缜密

的，但必然是片面的。（1981 年塞耶从稍有不同的角度作出类似的论述，强调任何周密的社会科学考察必须立足于合理地维护价值判断。客观性并不要求中立性。）

在另一篇论述地理学家在应用工作中的作用——仅限于城市地理学家—

—的文章中，帕乔内（1990a）认为实践者们对构成他们所做工作基础的概念问题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他提出了纠正那些错误的 9 条“原则或准则”：

（1）纯粹客观研究的想法是一种幻想；（2）城市，作为地方，是可以研究的有着含义的实体；（3）空间观点是非常有价值的；（4）应用城市地理学主要强调解决问题；（5）现实主义者的立场为这一工作提供了视角（见本书第 305 页）；（6）和（7）分析者必须综合考虑各种空间尺度；（8）必须借助于各种有关定性和定量方法的工具；（9）地理学必须综合多学科的发现。约翰斯顿（1990b）向帕乔内提出了 6 个问题作为反应：问题是什么？问题总是能解决的吗？什么是科学？什么是地理学的视角？谁来解决问题？什么类型的社会？他得出结论说，有些原则/准则并不是不重要和/或与实际无关，有些是未经验证，还有一些是错误的，因此帕乔内对应用城市地理学的理论说明的贡献是微小的。在约翰斯顿看来，如果帕乔内“不准备着手解决‘问题是什么’和‘如何解决它们’这类基本问题，那么，他不大可能对我们中间那些既想让当前所认识到的问题得到解决，又期望出现一个不再产生这类问题的社会的人有所帮助”。约翰斯顿认为很多问题是难以解决的，指出只是需要在几种相反的观点之间做出裁决，这些观点没有一个具有绝对真理的性质。（这一点在关于不同地理学家如何看待以色列地理学的讨论中以另外方式得到了表达：沃特曼，1985；法拉赫，1989；霍特和沃特曼，1990。）

因此，从事以“关联”为特征的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有关联——向有关的个人提出了重大问题。这样，按照米切尔和德雷珀的观点（1982），当发挥倡导人和顾问的作用时，地理学家必须有意识地决定如何解决这

样一个矛盾，即是考虑推进一种观点，还是对所有观点进行严格评价并取一种平衡态度（p.2）。

还存在着伦理学的问题。米切尔和德雷珀认为，

当发挥的是一个纯粹研究者的作用时，地理学家必须以对获取必要的资料的考虑去平衡对所研究的人或物的尊严（p.3）。

这也适用于“关联性”研究。他们宣称，地理学家大大忽略了这些伦理学问题。他们的专业团体与其它学科的不一样，没有颁布过行为的法典。他们表明矛盾常常存在于力求“发现真理”和尊重被研究者的权利之间。他们拥护个人的、机构的和外部的控制。

这种对地理学家要更多地参与政策分析的观点的评论，完全是抱支持态度的。他们强调了敏感的地理学参与。另一些人对这种参与的基础表示怀疑，他们把重点放在了发展革命性的理论上（见本书第 267 页）。这些内容将在下一章予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