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式地理学的醒悟和幻灭

卡斯佩松（1971）预见到了人文地理学中即将到来的一场反对行为研究中固有的保守主义的革命：

在地理学中，研究对象从超级市场和公路向贫困和种族主义的转变已经开始，我们期望它会继续下去，因为地理学的目标正在发生变化。新一代的人们看到地理学的目的和医学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延缓死亡和减少痛苦

（p.13）。

资深地理学家、1973 年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AG）主席威尔伯·泽林斯基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这种变化。他的观点也许并不完全具有代表性，但肯定比他的同辈人所持的观点陈述得更为明确，反映了地理学界内部对过去的

成就日益增长的失望（参见库克和罗布松，1976）和对未来方向的彷徨。泽林斯基（1970）的首次阐述是这样开始的：

这是一本小册子⋯⋯请读者考虑在人文地理学家的议事日程上我认为是最适时和最重大的课题：研究先进国家中人口持续增长的实质；研究这些国家中商品生产和消费的加快；研究新旧技术的滥用，以及研究对由此造成的各种困难的有效反应（p.499）。

他发展了三个基本论点：

人类正在将自己引向一种严重困难状态和生存危机之中；
这种状况起源于“先进的”国家，而且只能在这些国家中解决；
目前的“增长综合症”有着深刻的地理含义。

他认为物质的积累不能再被认为是进步的了，因为它不是可持续的；目前人们的努力错误地用在了追求规模上，对人们的努力重新进行合理分配是地理学涉及的一个主要任务。

泽林斯基提出对增长综合症的种种问题有 5 种态度： 1.不予理睬；

承认最终将会产生重大后果；
承认种种问题的存在，但是认为它可以很容易地由自由市场得到解决，或许也要有政府的指导；
声称束手无策，但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将生存下去；
认识到潜伏着紧迫的、空前的麻烦。

显然，泽林斯基本人的态度属于这 5 种中的最后一种，他建议面对这场

正在来临的灾难，地理学家可以充任 3 种角色。首先，地理学家作为诊断专家，将“地理诊断器运用于十分紧迫的人口学”（p.519），绘制出他所谓的地表人口负荷量、环境污染、人口拥挤和压力的地图。这一点承担的政治责任最小，而且“应当不得罪甚至是最僵化的保守派学者”（p.518）。第二，地理学家如同预言家一样，要设计和预测未来。最后，地理学家作为乌托邦的设计者，对于种种问题及其可能的解决办法进行教育，并对具有指导社会渡过即将来临的“伟大转变时期”的政治愿望的不知名的领导者给予支持。

泽林斯基以一种悲观的语调结束他的“良心宣言”，关于地理学家，他说道：

我们是如此可悲地缺乏实际工作人员，既劣于质，也贫于量，而且我们还缺乏与现实相关的技能，但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我们在思想意识、理论和适当的机构设置方面都茫然无知（p.529）。

然而泽林斯基的批评范围并不局限于地理学，在他对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所做的主席演说中（泽林斯基，1975），他把这些批评指向全体科学家。科学对泽林斯基来说是 20 世纪的宗教，但是他宣称科学并没有阻止正在来临的危机（参见哈维，1973，1989a，将在后文予以讨论）。科学的各个学科的专门化和相互隔绝“使对重大现实问题认识模糊不清”（p.128），而“比较有新意、深刻的见解，与出色的文章一起，都出自当代敏锐的新闻记者笔下”

（p.129）。

泽林斯基确定了 5 条基本原则作为科学的基础： 1.因果性原理对于研究一切现象都是适用的；

所有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存在着一个完备的知识的终极状态；
研究成果具有普遍的有效性；
科学的绝对客观性是可能的。

他指出，社会科学未能遵从这些原则，有几点理由：社会科学的不成熟性；社会科学被用作平庸之辈的庇护所；研究有关人与人之间联系的题目的困难性；观察和实验方面的种种问题；在应用其提出的解决办法时涉及的政治和其它问题。此外，社会科学失败的主要原因还在于自然科学的模式与对社会的研究不相关：

如果我们除了信息或知识以外再没有别的追求，那么拷贝所谓硬科学中一项研究的标准公式还有些价值

⋯⋯然而如果我们追求的是比知识更为深奥、更为珍贵的东西（即认识）时，那么这种简单的说教形式的价值是极为有限的（p.141）。

换句话说，被实证主义的空间科学家所采纳的自然科学方法有助于描述世界，但无助于理解它。

泽林斯基的观点得到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另一位主席金斯伯格在就职演说时的响应，他（1973）写道：

地理学中的很多所谓理论⋯⋯是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但当我们对它们进行检验时，却几乎难以承认它们的现实性⋯⋯日益增长的要精确地揭示日常琐事的要求已经给整个社会科学带来了困扰⋯⋯由于最重要的问题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因而人们往往回避这些问题（P.2）。

大约与此同时，美国地理学家协会设立了一个社会和公共政策常务委员会（金斯伯格，1972），怀特（1973）希望该委员会应该“注意辨别那些愚蠢的问题和平淡无奇的消防活动或软弱无力的改革活动”（p.103）。怀特是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 1970 年年会的一次关于地理学与公共政策的会议上讲这番话的；英国地理学家协会（IBG）1974 年年会选择了同样的主题。然而应当指出，并非所有地理学家都接受怀特提出的目标——利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去影响公共政策。但同时，人们不否定地理学方法在社会管理中的价值。按照特里瓦撒（1973）的说法：

当他提出成为社会变革的一个工具应当是我们专业团体的共同义务时，我必须反对⋯⋯从一开始，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的唯一宗旨就是把地理学和地理学家的事业向前推进；它过去从来没有打算成为一个社会活动机构⋯⋯所有各种研究，无论是纯理论的还是应用性的，美国地理学家协会都应当一视同仁地予以支持（p.79）。

根据以上所回顾的材料的内容，可以确定两个主要论点：地理学研究应当与解决重大的社会问题关联起来；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空间科学的方法论对完成这样一种任务也许并不合适。正如有些人很快就指出的那样，这些论点都没有特别新的内容，尤其是第一点。例如豪斯（1973）回顾了英国地理学家介入公共政策的传统，而斯托达特（1975b）认为 19 世纪后期雷克吕和克鲁泡特金的观点是“与社会关联的地理学的起源”（P.190）——后者后来又由“激进派”重新发现（皮特，1978）。与自由主义“决裂”的那些更“革命”的方法也不是特别的新东西。例如桑托斯提醒英语国家的地理学家注意琼·德雷希的论述资本在非洲流通的著作和琼·特里卡特论述阶级冲突和人类生态学的著作，这两部著作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出版；基思·布坎南的关于需要研究“国家（特别是在非西方世界中）的地理的绝对首要地位”的主席演说（布坎南，1962）遭到斯佩特（1963）

尖刻的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