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什么？为谁关联？

地理学研究应当更加与重大社会问题关联起来的种种主张引起了关于这种关联的性质的疑问，而且很快就清楚地看出，对于应当做些什么和为什么要做等问题并没有一致的意见。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英国杂志《地区》上刊登了一系列文章展示了由此产生的讨论。

打头阵的是奇泽姆（1971b），他区分了政府官员与学者之间的差别，前者的兴趣在于有利可图的研究和视决策为首要问题；后者中某些人关心的是保护学术自由和他们作为研究什么、发表什么的唯一裁判的权力。从传统来看，地理学家已经作为信息收集者和“熟练的综合者”而向政府提出建议，但他们在制订政策的最后阶段并不介入：他们一直是探索者和中间人，并不是决策者。不幸的是，对于后一角色：

当对计量方法所能提供的“货物”的说明进行仔细审查时，它的魔力似乎不太使人兴奋（p.66）⋯⋯经验科学的危险是缺少对在各种选择中，应做何种选择做出合乎规范标准的引导（pp.67—68）。

按照奇泽姆的意见，人文地理学面临的挑战是规定这种标准。

艾尔斯（1971）则认为关联研究的中心应当是“社会中某些社会的和空间的不公正现象”（p.242），人文地理学面对的挑战是研究社会中作为配置稀有资源机制的权力的分配。因而这种研究应找出相对无权者的不利之处—

—这将为重新分配资源的政策提供依据。

同样是在 1971 年，该年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会上的两个报告将美国地理学界进行的讨论介绍给了英国读者。这并不是首次在会上提出重大社会问题：1969 年的会议原来应在芝加哥举行，后来移到安阿伯，以表示对 1968 年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出现的事情的抗议。在安阿伯，激进派杂志《对立面》创刊了，与会者也目睹了底特律黑人居住区的种种问题。到 1971 年的会议时，“一种失败的情绪深深地影响了许多地理学家”（普林斯，1971b，p.152），这种失败是在处理重大社会问题时遭受的。但正当有些人注意“外部世界的痛苦时”（p.152）。另外一些学者仍然“在个人争论上纠缠不清，全神贯注于平常的琐碎小事，修改和确证已被公认的观念”

（p.153）。

史密斯（1971）在其关于 1971 年的会议的报告中提出，为了反对“地理学过分把精力用于研究商品生产和自然资源开发，而同时却忽略了人类福利和社会公正的重要条件”的状况（p.154），美国的地理学将要经历另一次革命。这一即将到来的革命涉及对研究工作、教育活动以及基本的社会哲学思想作出根本性的再评价，并在会议上通过泽林斯基等人组成的“承担社会、生态责任的地理学家”（SERGE）团体的活动和在年度总会上一项遣责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动议表达出来。然而史密斯不能肯定这场强调社会问题而不是经济事务的革命是否会扩散到英国：

这些在美国促使激进地理学产生的条件包括：大量受压迫的少数民族的存在；富人和穷人在社会公正方面的不平等待遇；一种对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人的需求漠不关心的权力结构和价值体系，以及一场使国家的经济和道德力量逐步削弱的不得人心的战争。这些情况在英国并不存在，或者是以并不十分严重的形式存在，因而激发地理学中社会活动精神的刺激因素远远小于美国（pp.156—157）.

（10 年以后，史密斯也许改变了他的这一看法。）迪金森和克拉克

（1972）对史密斯的报告的反应是：英国地理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着“关联”问题，特别是关于第三世界的。

关于 1971 年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于波士顿召开的会议，贝里（1972c）作了另一种评论，他觉得他已看出这不过是“进入地理学界的新人为寻找‘地盘’的一种新的狂热而已。”他可以确认他们没有真正的责任感：

看来绝大多数新的革命者本质上是“白色自由主义者”，他们善于为想像中的社会弊病而悲叹，把怜悯之心像徽章和旧式学校制服的领带一样挂在身上——而且更善于避开调查分析和行动所需要的踏踏实实的工作。一小部分持强硬路线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给自由主义者的悲叹火上加油。没有任何一个集团对使用民主手段来产生建设性变革怀有发自内心的承诺⋯⋯如果这些都算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新地理学”的话，我可不敢苟同（pp.77

—78）。

贝里主张从事学院式学术研究的地理学家应当提供能够用以制订政策的知识基础，这涉及到对未来的政策制订者进行教育的问题。不过布洛尔斯

（1972）却认为：“这并不是我们怎样能够与决策者合作的问题，而是我们是否应当合作和在什么意义上合作。这是一个价值观问题”（p.291）。他认为贝里提出的东西是对现状的强烈支持，不大可能产生根本的社会改革。史密斯（1973a）回答贝里说：“怜悯心有时候能够帮助我们把注意力投向重要的问题，而且马克思主义者在寻求改变现有制度和政策时，能够做出有价值的贡献”（p.1）。他还指出：目前的“狂热”并没有比 10 年前计量学者的那种狂热更厉害。然而较早的那次“革命”的结果并没有解决多少社会问题，因此史密斯对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作为其地理学和公共政策运动组成部分而提出的几项巨大设想有无价值表示怀疑。研究的焦点应当集中在某些特殊问题上，同时教育应当强调“人与自然界的和谐，而不是对自然界的统治；强调社会的健全而不是经济的健全；强调公正而不是效率；以及强调生活的质量而不是商品的数量”（p.3）。奇泽姆（1973）主张在权力中心要小心谨慎，因为地理学家已经做了大量不恰当的研究来支持一种“强行推销术”；艾尔斯（1973，p155）认为任何进入那些中心的人都“假定导致政策选择的结构基本上是健全的”；布洛尔斯（1974）写道，在权力中心一个人只能够施加影响，并不能做出决定，对于后一任务，地理学家必须增强政治信念，并在行动上相应地一致。

地理学家是否应该以及怎样投身于解决种种社会问题的辩论，是英国地理学家协会 1974 年年会的主要议题。科波克（1974）在他的主席演讲中，陈述了地理学参与制订公共政策时所面临的挑战、机遇和内容，他认为是受到当代学生欢迎的一种参与。他感到决策者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地理学贡献的潜力，但与此同时，地理学家似乎没有意识到“实际上当代地理学的各个方面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公共政策的影响”（p.5）。科波克试图改变这种状况，让地理学家明确他们所能够做出贡献的地方，鼓励他们去进行与这些贡献相关联的研究，并与能够对公共政策起指导和完善作用的人进行对话。

会议的另一些参加者却既没有科波克那样的乐观精神，也没有他那种责任感。黑尔（1974）是加拿大政府的一位顾问，他对未向地理学家充分咨询的抱怨所做的反应是“谢天谢地”。他的论点是，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与公共政策制定这一另外的领域没有关联，尽管地理学家因其个人有广博的知

识，可以提供许多有价值的意见。他的结论是“地理学不必，地理学家可以”

（p.26）。他的观点是对斯蒂尔关于增加对社会关注的意见的一种不同反应，后者（1974）向英国地理学会说：

作为地理学家，我们常常因为许多理论经济学家受到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咨询而恼怒。我们认为如果世界银行的各国调查报告由地理学家来起草（至少其中一部分）就会完善得多⋯⋯不知道各大学地理系为什么不比现在更经常地以咨询为立足点进行工作，而且我们对伦敦的海外开发总署的总部中只有几位地理学家而感到惊奇，我们认为那里应该有一大批地理学家才更为合适（p.200）。

黑尔（1977）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最近几年中地理学没有对公共政策做出贡献的一个主要原因也许是地理教育的落后：最近几年中我们“把地理系一股脑儿并入艺术与科学学院中的社会科学部，在那里，我们从充当地质学家或评论家的副手，学会了去充当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副手”

（p.263）。他认为，地理学家必须以社会—环境相互作用为核心基础，以大力依靠生物学思想和资料的全新的自然地理学来重建他们的学科。因此：

我们必须重新申明这个古老的、重要的真理，即地理学是研究作为人类栖居地的地球，而不是这一巨大课题的某些小的枝节（p.266）

而且区域综合必须得到重视，因为

认识到区域观点在政治中的必要性就可以找回强者地位（p.269）。

（亦见斯蒂尔，1982；哈特，1982。）

黑尔关于当前地理学与公共政策不相关联的观点得到霍尔（1974）的支持，他认为：

地理学既没有明朗的，也没有含蓄的基础规范，这在所有社会科学中是最明显不过的⋯⋯空间效能⋯⋯

不过是人类在现实情况中寻找做些什么的记述⋯⋯而不是⋯⋯所要达到的目标或最大功能目标（p.49）。

决策者必须到别处寻求他们的规范准则。与此同时，地理学家必须发展一种新的政治地理学，它将有助于在构筑空间体系中理解各项政治决策的关键作用（约翰斯顿，1978b）。

提交给英国地理学家协会 1974 年年会的另外两篇论文反对科波克的纲领。例如利奇（1974）宣称，政府作为一个财务出纳，已经限制了地理学者的研究内容，其结果是地理学家被利用了；他们唯一可选择的是政治。哈维

（1974c）的论文题目是《哪种地理学为哪种公共政策服务？》，他认为，诸如个人抱负、学科扩张、社会需要和道德责任等因素，促使一些人期望参与决策。从另一方面说，在整个学科的层面上，通过大学，地理学被日益与大公司联手的政府所吸收，而地理学家则在旨在维持现状的决策过程中，有着具有某种权力的假象。的确，对哈维来说这种公司化政府是“原始的法西斯主义”（p.23），是向奥威尔《1984 年》一书所说的野蛮主义道路过渡的一步。他主张学者的作用是反对这种倾向，消除种族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和来自学科内部的堕落的家长主义，而且树立人本主义的主题，并以此帮助全体人类“控制和改善我们自己的生存状况”（p.24）。

哈维（1973）先前曾经认为，地理学中流行的分析模式，对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没有多大作用：

现存的有生态学问题、城市问题和国际贸易问题，但是我们似乎对于它

们中任何一个都不能说得很透彻。当我们谈到它们时，都是些陈腐而且十分可笑的看法⋯⋯正是这些暴露出来的客观社会状况和我们明显的无力应付这些问题的素质，充分说明了地理学思想革命的必要性（p.129）。

哈维承认有 3 种类型的理论：

现状型。它准确地反映出现实，但只是静态的方面，因此它不可能做出将会导致根本社会变革的预测；
反革命型。它也反映出了现实，但掩盖了真正的问题，因为它（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重要的形成因素，因而所能促进的变化将不会明显改变那些真正因素所引发的变革。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非决策的手法，因为它把注意力从根本问题引向了表面的或并不存在的问题”（p.151）；
革命型。这种类型立足于它试图反映的现实，因而它的体系中包括着形成社会变革的各种矛盾和冲突。

哈维明确希望采用革命的理论，从而推翻现在流行的范式。他为地理学设想的蓝图

并不需要另外一种经验性调查⋯⋯事实上，向人类描述再多的人的明显的非人性的证据，是反革命的，意思是，它允许我们之中那些有着侧隐之心的自由主义者去假称我们正在解决问题，而事实上，我们并没有。这种经验主义是不具备关联性的。信息已经足够了⋯⋯我们的任务并不在这里。它也不在那类只能称作“道德手淫”的东西那里，与那种东西相伴的是受虐狂式的一套日常不公正事情的档案堆。这也是反革命型，因为这仅仅起到了赎罪的作用，从来没有促使我们去面对各种基本问题，更别提针对这些问题做些什么了。沉湎于那种吸引我们和穷人生活、工作在一起“一段时间”的感情旅行也不是一种解决办法⋯⋯这些⋯⋯方式⋯⋯仅仅起到了使我们放下手头重要任务的作用。

当前的紧迫任务不是别的，而是通过对我们现存的分析构架的深刻批评，自觉和有意识地为社会地理学思想构建一个新的范式。这就是我们最应当去做的事情。我们毕竟是用学术的手段进行工作的学者⋯⋯我们的任务是调动我们思想的力量，运用它去完成引起有人性的社会变革的任务（pp.144

—145）。

因此，在哈维看来，与实际问题相关联的地理学涉及到地理学理论的修正，这种新型理论将建筑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它的传播会通过教育过程达到社会变革的目的。（这一通过教育推动改革的渐进主义者的观点，在哈维的著作中只是很含蓄的。约翰斯顿，1974，p.189；1986g。）布劳特（1979）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利之处是能够处理两个实证主义理论不能解决的严重问题：日益加剧的不公正与突出的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

10 年以后，哈维（1984）在一篇副标题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宣言》的论文中，对他的观点做了详尽而有力的阐述。他坚决认为地理学不但要记录、分析、贮存关于社会的信息，而且要对“这些状况是怎样因人类活动而产生连续性变化增强自觉的意识”（p.1）。由于它收集和传播的知识的性质反映了地点上和时间上的社会背景，因此在“资产阶级时代”，地理学的作用像是“一个传播种族、文化、性别或民族优越性的活跃的工具”（p.3）。当时实证主义者的活动是寻求建立关于空间关系的普遍科学，但遭到了人本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后两者共同提出建立一门注入新的活力的地理学，但是他们缺乏

一个明确的脉络，一个理论上的参考框架和一种能同时把握当代重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全球过程和个人、群体、阶级及社区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所发生的具体事件的语言（p.6）。

哈维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那种框架（但 E.赫斯特在 1985 年的一篇文章中认为，如果哈维继续坚持他在 1972b 那篇论文中的主张，即学科界限是反革命的，那么就很难理解他后来怎么能提倡一个以学科为基础的宣言）。哈维认为，地理学家不可能是中立的，所以他们的工作必定对社会内部

某一特殊利益集团有价值。他明确认为那个集团不应当是“将军、政客和大公司的头头们”（p.7），而是被剥夺权力的人。他的“深深根植于大众意识的活水源头，贯穿于日常生活千丝万缕之中”的民众地理学，

还必须敞开各种信息交流渠道，打破狭隘的世界观，而且要对抗或推翻统治阶级或国家。它必须通过确定共同利益的物质基础来穿越种种障碍达到共同的认识（p.7）。

这样一种地理学将不是单纯地向被剥夺权力的人揭示社会是如何建立和重建的，于是研究

城市中心对外围地区的剥削，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征服，资本主义势力为控制受保护空间（市场、劳动力和原料）的竞争。一个地方的人民对另一个地方的人民的剥削和压迫（p.9）。

它也应有助于他们去

确定一个设法在历史的和地理的条件下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计划⋯⋯我们也必须确定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方针：即探索超越物质需要的自由王国；开辟通往创造新型社会的道路，在这个社会中普通人有权按照自由和相互遵重对方利益的想法来创立自己的地理学和历史学。仅有的另外一条道路⋯⋯则是维持建立在阶级压迫、国家统治、不必要的物质剥夺、战争和否定人性基础之上的现状地理学（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