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着的背景与应用地理学

如上所述，开展一般称为应用地理学研究的要求在最近几十年中有所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对英美人文地理学家所工作的社会环境的变化的反应。按照泰勒（1985c）对地理学史的分析，这并不是一种出人意外的趋势，他认为，在经济萧条时期，削减有关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公共基金在预料之中。而为了弥补资金的不足，地理学家被迫四处寻找财政援助（包括承担研究项目的国家军队部门）。只有学科中有些个人，甚至是代表学科的各种团体能够让可能的赞助人相信，对地理学和地理学家投资是有价值的（即可能的“收益”），才可能得到支持。根据这一论点，同时受到格拉诺 1981）的影响，

（他确立了影响学科发展的两个外部因素），“在学术界内部，地理学家必须侧重于基本知识，以保持在学术界的资格地位；而在更为广阔的外界，地理学必须证明自己花费了公众钱财的活动是有用的”（p.100）。这就分别产生了“纯理论的”地理学和应用”地理学，两者对学科的未来都是必要的，但在不同的时间和地方，对两者的重视程度将有所不同。因此

外界压力在经济萧条时期特别巨大，此时各类公共开销必须花得值得。所有学科都将强调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时我们可以期望应用地理学将占有优势⋯⋯相反，在经济增长和社会状况良好的时期，外界压力将减小，因而可以预见学术界受到的外部困扰较小。地理学家因此能够仔细考虑学科问题，而对这种行为并没有多少内疚感。可以预见，“纯理论的”地理学在这一时期将会有较大发展⋯⋯

基于这一论点，泰勒认为，纯理论地理学和应用地理学的交替周期与经济繁荣的周期是一致的。

按照泰勒的分析，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应该属于应用地理学占优势的时期。这一预测被那些年代的状况所证实。根据对实现经济目的作用对学科进行调整的压力是很大的，对各类研究合同的寻求变得更有决定意义

（结果连诸如《地区》这样的学术刊物都开始每季报道一次由地理学家和诸如英国地理学家协会等团体获得的资助和合同的消息，试图促进学科的发展并强调其实用的一面）。在 20 世纪 80 年代，随时间的推移，经济衰退减弱，但对应用地理学的压力并未减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机器内部的态度不利于恢复为高等教育提供资金的形式，在英国尤其如此（但并不仅仅是在英国），而这种形式将会支持一个新的纯理论地理学的时期。相反，纯理论的部门仍然需要从外界赞助人那里募集研究基金。

改变重点

对可不可能要求应用地理学在一段连续时期里一直占有优势，是上面所讨论的那种争论的进一步的焦点。有些人明显地接受了这一时代思潮，强烈主张在地理学内部开辟一条新路。但他们主要关心的要么是地理学在哈维

（1973，p.193）所称的现状理论的应用中发挥其已被认识到的特殊技能（如帕乔内，1990）。要么就是探究地理学如何才能对实现变革做出有责任的贡献（克拉克，1982）。

贝内特（1989）把对地理学所做的工作的重新定向建立在“时代文化” 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信条上。这个变化是，脱离了“福利主义”——一种

旨在通过集体和政府干预改善生活质量和必须品供给的普遍的思想方式—— 而转向他所称的“后福利主义”。后者强调个人决策而不是集体决策，强调市场的作用而不是政府的作用（p.286）：

新兴的“时代文化”已经兴奋地看到市场既导致了新的需求，又满足了这一需求。人们趋于将社会主义、甚至还有社团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看作与令人憎恶的、家长式的对待个人的方式相联系，而不再把市场看作是残忍的和实行剥削的制度。

这导致了他对那些采纳“社会理论”的，和接受福利主义的地理学家的批评，那些人必定是“政治的左派”。他向他们的“相对贫困的核心概念及由此产生的对相对不公的关注和对‘社会的’和‘空间上的’公正的关心” 提出了挑战（p.285）。贝内特并不愿看到这样一种社会，即在其中“出现的所有差异，都交给国家干预来解决”（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在所有事情上全面干预”的状况），而是认为（p.286）：

在撒切尔时代宣布消费者选择和经济变化的时候，社会理论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则试图保卫生产方式，并诱导人们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和容易受到技术革新影响的乏味的工作。个人市场自由的精神已经预示了一种消费和服务经济的出现，这种经济使人们摆脱了最没有吸引力的劳动，并且似乎提供了满足许多人最贪婪梦想的可能。

他将这个新的、市场化的社会看作是向那些考虑应用性作用的地理学家们提出的严峻挑战。

在贝内特看来，那些主要作用是协助政府干预，但并不追究那种干预的有效性的地理学研究已不再可行了。他也反对下一章所讨论的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态度。他认为，对地理学家的挑战包括不再接受建立在强调权力和相对需求的社会理论之上的福利国家的概念，因为基于这种理论的政策“不能被证明是有效的⋯⋯甚至社会民主主义也很难提出解决办法”（p.287）。但市场确实失败了，所以：

后福利主义社会面临的两个关键问题是：第一，（政府）支持如何才能通过被证明是有效的，并且是具有合理成本效益的实际政策加以改善；第二，政府行为应到什么程度为止⋯⋯因此需要的是更好地认识什么是以及什么不是通过集体行为所能实现的“社会的”可能。或许社会理论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允诺太多，因此导致了在它自己的允诺中的理想的破灭（pp.287—288）。

回答这些问题是他分配给地理学家的角色的中心任务：

学科的宏伟目标应当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做出贡献。但它一定是在实践上的贡献。

这需要一门对实际手段的关注比关于理论目标的争论要重要得多的学科。在一个后福利主义社会中：

福利国家及与之相关的公共决策，不再具有仅仅通过相信公众或国家利益的陈述来证明是正确的特权地位：公众利益和提供给他们的政策必须被证明在满足社会需求方面是有效的政策必须发挥作用，并且必须比其他方案更为有效（pp.288—289）。

尽管贝内特以赞赏的口吻提到了奥彭肖（1989）的论点，但他没有详细说明这种后福利主义地理学应该是什么样的。他只提出了二个简短的意见。第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及有关著作的批评：

关键⋯⋯是要更好地认识经济刺激和经济权利的结构，而不是阶级⋯⋯

我们需要确定一种新的关于“权利”或“性质”，而不是阶级的语言。这里我说的是权利的“选择”概念，它促进自治、自由、独立自主和人类发展；而不是权利的“利益”概念，它使人们接受其他人的服务而成为被动的受益人。

另外是一条建议：

对于纯理论的地理学科而言，这意味着要有相适应的教学和研究框架。我认为这种情形的一个方面是需要在各种分析方法上的更为严格的训练。这些方法包括以模型为基础的方法，信息系统和要素分析技巧等。

因此，地理学家要参与对福利国家的重新评价，将注意力集中于对个人选择和集体行为二者的限制方面，并发展一种将会促进政策评价，从而对研究过程，政策辩论和实践贡献“有用的知识”的分析技巧（p.290）。在开创应用地理学的新形式方面，这一号召得到响应的程度还有待于观察。在这本书（其中有贝内特所写的一章）的最后的评论文章中，麦克米伦评论说：“关于福利主义传统大势已去的想法，看起来大有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