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大西洋的转换

到 60 年代早期，计量和理论革命对美国以外的国家已产生巨大影响，结果出现了两件有影响的大事。其一是核心学术刊物上美国反传统主义者的成果的发表。其二可能也是更主要的是在 50 年代至 60 年代期间，许多英国地理学者不是作为研究生就是作为访问学者来到了美国，一些人带着新概念回到了英国，在他们的学生中传授这些见解。并通过英国地理学家协会计量方法研究班来向他们的学术同行传播（格雷戈里，1976）。（另外一些人留在了北美，贝里就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在英国也有一些基础，主要是在自然地理领域，其中气候学家很早就使用了统计学方法（例如克罗，1936）。结果有点出人意料，第一本供地理学者用的本科生统计教材是由英国大学教师编写的（格雷戈里，1963。注意在格雷戈里的书中，实证主义方法完全没有挑明，他的序言只提到地理学家的原始材料“变得更具有计量性质”，需要用贴切的数量术语把资料和结论同时展现出来。＜pp.xiii—xiv＞。所以要求使用统计技术，但对统计技术在假说检验中的应用没有加以阐明。见p.72）。此外，对区位论也有些人感兴趣。例如 50 年代早期在伦敦的大专院校（哈尔沃森和斯特夫，1978），还有对聚落结构（迪金森，933；斯梅尔斯， 1946）和工业区位（史密斯，1949；罗斯特朗，1958）的研究。

虽然 60 年代中期，英国几所大学的地理系开设了统计课程，至少有几个

教员在教授科学方法论的内容（怀特汉德，1970），但在这 10 年中的早期阶段，只有剑桥大学是把“新地理学”介绍给英国的主要中心。R.J.乔莱（一位地貌学家，在美国学习过一段时间）和哈格特（剑桥培养出的人文地理学家，但他早期出版的成果是生物地理学，也曾访问过美国，并在美国经历了大发展时期；哈格特，1965c，p.vi；亦见哈格特和乔莱，1989）为其领导人物。通过革新研究和教学（S.格雷戈里，1976），他们对英国地理学具有巨大影响。虽然他们致力改编某些统计技术，使之适用于解释地理学问题（包括自然的和人文的）（乔莱和哈格特，1965a；哈格特，1964；哈格特和乔莱， 1969），但是他们最持久的贡献可能是编辑了两本文集。这些论文来自他们指导的课题，意在向教师们介绍“新地理学”。

这些书中的第一本是《地理教学的前沿》（乔莱和哈格特，1965b）。它是以 1963 年教授的课程为基础完成的。这门课目的在于“把教师及其一类的人领进大学，在大学课堂上面对和探讨他们专业的最新进展”（p.xi）在这本书中，例如里格利（1965）讨论了地理学不断变化的哲学思想，把使用统计技术现象的增长看作是当代地理学“特别重要”的发展（p.15）。他指出，即使统计技术得到了传播，其自身的技巧并不构成方法论。同时，“地理学写作和研究工作近年来也缺少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对学科的总体观察”

（p.17）。他没有给出这样一个观点的轮廓，但认为分析方法中的折衷主义有可能最具生产性，另外，“最好的健全的标志是做出良好的研究成果，而不是制造一般的方法论”（p.17）。其它许多章节所阐述的地理学，仿佛美国没有发生过“计量革命”。然而史密斯（1965）关于历史地理学的论述是与早十年前出版的美国宣言（克拉克，1954）相随的极好的英国伙伴。

在本书的其它部分，帕尔（1965）介绍了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家的模型，提出了一种把距离作为首要因素的社会地理学。但是只有哈格特和蒂姆斯写的几章介绍了不少大西洋两岸的混乱。哈格特（1965a）就经济地理学中

模型的应用叙述了两种模型，都是建立在对世界简单观察基础上的模型。如对杜能模型的发展（奇泽姆，1962）和从对特定案例观察中得出的模型。（如塔弗、莫里尔和古尔德，1963）。他指出，

经济地理建模者在不远的将来将不得不面对的最大阻碍可能是感情障碍。不经过正当的怀疑，让人很难接受具有变化不定的景观系统特性的复杂事物，总会简化成最精致的模型；但更难接受的是，作为个人，我们为自己的行为遵循数学模式而感到耻辱的痛苦（p.109）。

作为结论，他提出了在个人层次上的不确定思想并表明必须在操作模型中引进随机变量。哈格特关于规格等级问题的那一章阐述了抽样的方法以及从样品中进行地图概括的方法。蒂姆斯（1965）说明了某些统计技术在城市社会结构分析中的使用情况（根据舍夫基和贝尔的社会区分析。并在贝里对这一题目的研究之外，独立发展了这一统计分析技术，见本书第 82 页），指出，

涉及到社会变动研究的科学至今只得出很少的可同观察到的结构相比较或能被用于预测这些结构的模型⋯⋯预测是得根据对现象之间相互关联的程度和方向的准确掌握来进行的，这只能通过运用容易进行统计、比较和操作的描述和分析技术来达到。如果把地理研究的目标当作是区域布局规律的系统表述及据此规律所作出的预测，那么地理研究的技术一定要比以前更具有客观性和计量特点（p.262）。

如果说《地理教学的前沿》一书的大部分作者不曾像蒂姆斯（后来像帕尔一样当了社会学教授）那样信奉“新地理学”，这本书的编者则不同，他们在后记中有力地展示了“理论革命”：

我们必须认识到建立理论模型的重要性。在模型中“地理实体”的各方面按照某种有机的结构联系排放在一起，这种并排放置，将引导人们去理解，至少，可以多于从一点一滴呈现的信息中出现的苗头；最多，可掌握比初始信息应用更为广泛的普遍原理。地理教学中惊人地缺少这样的模型。⋯⋯人们怀疑这种沉寂的局面主要是对模型思想特性的不理解造成的。⋯⋯模型只是主观的框架，⋯⋯像随手可丢的纸箱，也像很重要和有生产力的容器，可以很好地展现精心选择的现实世界的内容（pp.360—361）。

这种观点在他们更有影响的下册中占了主导地位（乔莱和哈格特， 1967）。

《地理学模型》综合了大部分 60 年代中期之前“计量和理论革命”的追随者们完成的工作。每个作者被要求“讨论在他们各自专业研究领域内建模的作用”（哈格特和乔莱，1967，p.19），结果他们写出了一系列有实际内容的评论文章，一些是关于特定的专业（城市地理学、居住区位、工业区位、农业生产，还有类似的关于自然地理学的评论），另一些是探讨跨越好几个专业的特定主题（经济发展、区域、地图、有机体和生态系统、空间格局的演变）；还有一些是有关解决方法和途径的（人口学模型、社会学模型、网络模型）。人们可以有较大自由度地使用术语模式，并可把它当作理论、规律、假说或其它任何形式的系统思想的同义词（见莫斯，1970）。不过，方法是有很追求规律性的，正如哈维（1967a，p.551）所说的那样：

历史学和地理学专业的学生都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像鸵鸟一样埋头于独特的人类历史的沙粒中，带头走过独特的地理空间，对泛泛的概括不屑一顾，就事情发生的内容、时间、地点写一篇大气的叙事文章；要么就做一名

科学家，根据科学家研究的正常程序去验证、剔除或修正科学先辈给予我们的那些令人振奋的思想。

书中的所有撰稿人都毫不含糊地选择了后者的道路。他们把精力集中在模型上，即对现实世界的总结上，而方法是次要的。

这本书的主要意图已在编者的导言中说明。（其主要意义有两点：首先，作为综合和提要，本书被研究人员和教师当作指南而广泛阅读；第二，作为一系列主要评论。平装本再版时，本书被作为本科生教科书广泛使用。）哈格特和乔莱（1967，p.24）把模型看作：

观察层面和理论层面的一种桥梁，⋯⋯涉及到简化、缩减、集中、试验、作用、传播、全球化、理论形成和解释等过程（p.24）。

模型可以是描述性的，也可以是规范性的；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是经验的，也可以是理论的（亦见乔莱，1964），它构成了范式的基础。这一范式并不想“改变哈特向确定的地理学的主要任务”（p.38），但使之有很大的发展：

新范式⋯⋯是建立在对其新的能力而不是已有的能力的信任基础上，⋯⋯有充分理由相信，那些在数学和物理学基础上把形式模型化的学科⋯⋯比那些试图建立内在或独特结构的学科地位上升得更快（p.38）。

《地理学模型》就是表达这种信念，并说明科学方法在人文地理系统领域中的使用不断扩大的重要著作。

虽然《地理学模型》一书的编辑和作者们代表了早期推动英国地理学转向更为科学的轨道的大部分学者，但仍然有一部分学者的工作在书中未能直接反映。值得提出的是，他们中有一批（哈格特即在其中）50 年代毕业于剑桥大学，受过 A.A.L.西泽的指导（奇泽姆和曼纳斯，1973，p.xi，都把源源不断毕业于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的一大批具有创造性的科研人员归功于西泽的作用，这一作用一直持到 70 年代末期）。这批学者包括迈克尔·奇泽姆、彼得·霍尔、杰拉德·曼纳斯及哈格特。其中只有哈格特从事“计量革命”。奇泽姆从事系统领域的理论研究（奇泽姆，1962，1966，1971a），但相对来说不怎么关注细致的数量分析（即使见于奇泽姆和奥沙利文，1973）。霍尔和曼纳斯似乎同西泽一样，都较关注当代问题的地理分析，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分析也试图推导出理论（霍尔，1981a）。

乔莱和哈格特的编辑工作与在技术开发方面（如趋势面分析、网络分析）的合作和（乔莱和哈格特，1965a）代表了将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统一联合的信念。这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在方法和技术上的共同兴趣能够使二者（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联合起来。哈格特（1967，p.664）有一个基本立场，即可以根据它们共同的几何特征有效地分析广泛存在的不同地理网络。

像北美洲一样，只有地理分析的中心仍然是几何学时，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才能找到共同的目标（沃尔登伯格和贝里，1967）。不过，解释几何学要求研究不同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