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学家和学科发展模式

人文地理学家与几乎其他每一个纯理论的学科成员一样，一直被库恩的范式概念和语言所吸引。正如哈维和霍利（1981，p.11）所说的：

在大西洋两岸，范式一词的使用业已成为地理学中的时髦，也成为地理学思想进程中的核心概念。托马斯·库恩已经成为和哈特向或洪堡一样为地理系学生所熟悉的人物。

一般说来，对库恩概念的使用是在对由这些概念引起的遍及英美学术界的重大辩论没有做多少考察的情况下进行的。大多数人文地理学家依据的是1962 年第一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他们或者没有注意到在库恩这本书中“‘范式’的随意使用已经使得它可以适于许许多多互相矛盾的解释”（萨普，1977a，p.647）。要么他们没有注意到“库恩的观点在当代科学哲学中的影响正在迅速减弱”（萨普，1977a，p.647）。库恩本人已经对他本人的思想做了重大修正（亦见 1982 年巴尔内斯对他的著作的评注），例如阿格纽和邓肯（1981，p.42）评论说：

有关英美人文地理学家趋势的最新评论和纲领性的论述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地理学家对借用概念的哲学相容性很少予以注意⋯⋯不同概念的政治内涵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而且关于学科起源和原始文献的争论并未激发多大的兴趣。

他们的例子中并未包括将库恩的思想引入地理学的情形，但他们的结论当然也适用于这种情况。（关于地理学家引进库恩思想的一个重要讨论，见迈尔，1986。）

库恩的概念是由哈格特和乔莱（1967）首先在地理学文献中使用的，在规范的意义上作为地理学方法革命的论证的一部分。他们确认，由他们所定义的一种在当时占支配地位的范式（本书第二章对此进行了讨论）在应付激增的与地理研究相关的资料和这一学科日益加强的分化方面都已无能为力。他们提出了一种“基于模型的”新范式可以超越这种信息的洪流，充满信心地和迅速地进入新的资料领域。它必须具有在信息中寻求相关模式和秩序的科学特性和迅速抛弃无关信息的相应能力（哈格特和乔莱，1967，p.38）。新范式的应用在 10 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见第三章），哈格特和乔莱的

目标是传播新思想，并争取在英国把地理学转到新的研究方向上来。（斯托达特——1967b——在同一本书中采纳了这种范式模型，并在倡导“有机范式”作为一种“普遍的概念模式”时使用了它——p.512。当这篇论文在 1986 年重印时，他加了一个脚注：“现在我不会对库恩的分析有太大热情了”—

— p.231。）

正是科学革命的概念吸引了哈格特和乔莱。伯顿（1963）也曾提出过一个十分类似的概念，他的论文和库恩的书差不多同时发表，而且没有参考库恩的著作。伯顿介绍了一个术语：“计量和理论革命”，认为：

当原有的观念被破除或者经修正后加入新的观念时，一场知识革命就开始了。当革命性的观念本身成为日常知识的一部分时，一场知识革命就结束了。当阿克曼、哈特向、斯佩特就某一件事情达成基本一致时，那么我们谈论的就是日常的知识了。因此，我相信计量革命结束了，而且已经结束了一段时间了。在下述情形中可以找到进一步的证据：在北美，作为对研究生的要求，地理系正在增设计量方面的课程（伯顿，1963，p.153）。

同样，戴维斯（1972b）在他的书《地理学中的概念革命》的标题中使用了库恩的术语。他认为的革命包括从对独特事物的观察到采取“更理性的科学方法论”的转变（p.9）。他的书中的作者没有人引证库恩，但全书完全框定在受库恩的思想强烈影响的范围内。稍后，哈维（1973）像哈格特和乔莱一样，在寻求一种新的世界观时，在标准的意义上使用了这个术语。

到目前为止所提到的作者都在世界观的宏观尺度上或在专业范围的中观尺度上使用范式的概念（参见本书第 20 页和迈尔，1986）。另一些人则将其作为一般的描述工具（例如布蒂默，1978b，1981；霍尔特—詹森，1981，1988

——亦可见阿什海姆，1990；詹姆斯和马丁，1981——的索引中列出的条目最多）和概述分支学科变化的一种框架来使用（赫尔伯特和约翰斯顿，1978）。但也有另外一些作者采用了库恩的微观概念将范式作为一个范例。例如泰勒

（1976）在此处所述的时期内识别出了 7 种不同的革命，韦伯（1977）提出

了一个以熵为基础的范式（参见本书第 168 页）。哈维和霍利（1981）明确

使用了范例的概念，他们识别出在上一世纪内地理学有 5 种范式，每一种都与一位学者相联系：

我们可以尝试把范式确定为拉采尔的决定论范式，维达尔的或然论范式，索尔的景观范式，哈特向的年代范式和舍费尔的空间组织范式（哈维和霍利，1981，p.31）。

实际上，他们确定的是与特定学者有关的“思想学派”，其中某些学派是同时存在而不是先后出现的。他们认为，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一个单一范式占据着支配地位（不管邦奇——1979——和其他人的观点如何，这一范式的领袖人物是否为舍费尔尚有疑问）。但 70 年代以“观点的多样化”为特征

（p.73），其中空间组织仍然占有重要地位。泽林斯基（1978，p.8）把 70 年代称作

一个有着令人困惑的平静，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有着众多困境的 10 年， 因为地理学家在探索哲学途径和研究方法时呈现多重性⋯⋯没有过去那种指导我们大多数人目标的坚定信仰。

他宣称，地理学在技术上更为可行，本质上更具有普遍性，哲学上更为成熟，国际间合作更为密切，社会意义更为明显，学术上与别的学科的联系更为紧密。这种情况将导致一种持续的方法上的多元性：

与其它任何事情相比，我恰恰更相信这种哲学上的成熟，这种对本世纪早期大大损害地理工作的肤浅和日益狭窄的视野的摆脱，证明（p.10）

用《人文地理学：走向成熟》这一书名是正确的。

尽管某些人在与 20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的情况作了比较以后，不能肯

定库恩的概念对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意义，但另一些人对此很少怀疑。贝里

（1978a）在介绍《地理学思想变化的性质》一书中的系列时说：

我们所讨论的地理学思想的变化明显地是库恩所说的那种⋯⋯那么，什么是地理学的进步？此书中各篇论文所提供的观点明显地是库恩所说的那种

（p.vii 和 p.ix）。

然而，由另一些作者写的论文却很难证明这点，而贝里自己的论文则认为多元论及各种范式之间的冲突比之常规科学更为常见。在写到关于社会变化的地理学理论时，他指出（贝里，1978b，p.19，p.22）：

多样化起因于现代地理学的马赛克式特性⋯⋯它们⋯⋯从一个范式转为另一个，在最近 10 年中它们始终处在剧烈变动之中⋯⋯由于它的多种思想和多种起源，现代地理学可以被恰当地以“马赛克中的马赛克”来表述它的特征（米克塞尔，1969）。

人文地理学家和对库恩思想适用性的批评

库恩的概念和术语在最近的人文地理学文献中被广泛使用，不过应当指出，近年来对学科历史的某些研究完全忽略了这种文献（弗里曼，1980a， 1980b）。但是许多运用库恩思想的研究都是很肤浅的（见格拉韦斯，1981）， 而且在以库恩的基本原理作为他们叙述的基础时，既随便又不加批判。（迈尔，1986；亦见本书的前几版的相同部分。）

但是并不是所有地理学家都如此相信库恩的解释的价值，有二位作者甚至宣称这是“扭曲了地理学的发展，甚至使之反常”（海恩斯—扬和佩奇， 1978，p.1）。近 10 年来，人们批评说革命的概念和常规科学的概念都是对地理学的贫乏的描述（例如霍尔特—詹森，1988）。地理学家个人也许经历了自身的革命，并迅速地（如果不是在宏观尺度上，也在中观尺度上）从一个范式转向另一个范式（哈维，1973，自己表达了这一点：见比林格、格雷戈里和马丁等人书中的论文，1984；编者＜p.11＞引用了考克斯、古尔德、奥尔松、斯科特和 D.M.史密斯等人的著作作为附加例子）。但是若宣称这种经历能够并入已被确认的一系列学科革命之中，在一些观察者看来，这既是不恰当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么短的时间内有这么多的革命本身或许就表明了一种不断变动的过程，或者说在这个反来复去的过程中有一些很不对头的东西（伯德，1977， p.105）。

伯德认为，其理由是单一范式占支配地位的学科与“社会本身是围绕一个以上的重要法则而组织起来的事实”不相容。

斯托达特的批评更加尖锐（他最初认为范式模型具有某些价值，见斯托达特，1977，p.1）：

概念没有将科学变化的过程阐述清楚，却很容易成为滑稽的漫画。依我看，对过去 100 多年中地理学变化的复杂性，特别是地理学家本身之间微妙的相互关系理解的越多，对范式的概念就越不喜欢。

他的观点是以一种分析为基础的，这种分析既表明了一致意见的缺乏（常规科学），又表明了变化步伐的缓慢（这在拉卡托斯的解说中表现得更加简易明了。他声称范式的概念已成为地理学家借以进行辩论的显赫形象的一部分。这样（斯托达特，1981a）

范式这一术语或者被用于解释一个评论者所赞同的观点成立，或者被用于否定他并不赞同的那些观点（p.72）

⋯⋯革命的概念支持了那些把自己视作革新者和以争论方式使用范式这一术语的人的英雄式的自我想象⋯⋯那些提倡库恩式解释的人的所为其实是要它自我实现（p.78）。

并且（斯托达特，1977，p.2）：

对近年来将这一概念作为一句口号用于不同年龄组，不同思想学派和不同学术中心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程度，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问题。

对库恩的术语的使用也受到比林格、格雷戈里和马丁的批评（1984）， 他们声称乔莱和哈格特最初的用法“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姿态”，因为虽然他们在常规科学与特殊研究之间作了明确区分，但

在库恩的论点中占中心地位的传统范式内的“反常”从来没有被详细地加以识别（p.6）。

他们认为在地理学的性质方面需要一场革命，但这场革命并不是由于先前范式的失败（库恩所称的失败）而引起的。比林格等人和斯托达特（1981）、迈尔（1986）及其他人一道，指出范式这一术语正被更多地用于宣传——通过宣传与库恩所描述的物理学中的革命类似的未来革命而赢得声誉（泰勒， 1976）——而不是撰史。关于后者，他们赞成不用库恩的模型（正如本书前几个版本所表述的），但认为由于库恩自己并不期望他的模型适合社会科学， 因此这样一种结论并不使人感到惊讶。迈尔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认为除比林格、格雷戈里和马丁外，其他

地理学家完全错误地理解了库恩的贡献。他们将简略的库恩模式当成是库恩的主要贡献，在这个简单的意义上说，他们对库恩的认识一直是错误的。然而更为根本的问题是，他们对于库恩的错误认识在于错误地理解了他的全部设想（p.359）。

在他看来，库恩的工作的主要价值是：作为一种类比，被用于创造性过程中的范例的概念；关于彼此竞争的范式之间的不可比的概念；对研究科学行为的社会学的明显需要。

尽管有如此多的批评，但在提出另外一种社会学方面并没有做什么工作，这种社会学或者以科学史的另一种模型为基础，或者是专门创立用以表达人文地理学的状况。惠勒（1982）发现拉卡托斯的著作是有吸引力的，他认为在当代人文地理学中能够识别出若干个独立的核心性问题（他举出了地区差异、空间科学、认识—行为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而每一个核心问题都具有积极的启发作用（见 p.17）。这些问题的研究在持续的互相竞争中，其性质将会随着时间而变化（惠勒，1982，p.4）：

考虑到库恩解释中的缺陷和地理学的很不明确的性质，这门学科的未来的特征，不大可能呈现伴随着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的革命性变革。此外，期望革命性的进步，看来是没有根据的。相反，时盛时衰的各种方法可能会持续得到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