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行为地理学

到 60 年代中期，上一章所叙述的各种变化在人文地理学中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如比尔东，1963，关于“计量革命和理论地理学”的内容）。这一情况不仅出现在美国、加拿大、英国，也出现在那些在学术传统和生活方式与北大西洋国家密切相连的国家。正如前面所叙述的，这些变化也曾遭到了一些地理学家的抵制，这些地理学家为他们曾藉以从事研究的（常常是暗含的）哲学和方法论进行辩护。但是，如前所述，“新的”大大胜过了“旧的”。到 60 年代晚期，另有一些批评者加入了对“计量革命和理论地理学”的批评行列。这些新的批评者并不是基于“新”“旧”之别，而是由于察觉到“新” 派在提供可行的理解途径上的失败。相当多的批评建议采用了其它的哲学和方法论，其中有人（少数情况，影响不大）提及过去的人文地理方法，而更多的人则提倡较为激进的观点，这些观点将在第六、八章中讨论。不过，也有来自一般空间科学内部的尖锐批评，这些批评者过去曾试图采用“新的” 方法，也为其中许多法则所吸引，但对它们的“成就”感到失望。

对空间科学方法的修正，导致了一类学术活动的发展，这就是渐为人知的“行为地理学”。一部充满生气的论文集（考克斯和戈列奇，1969）宣布了行为地理学的诞生，而对成熟以后的行为地理学做出评论的，则是 12 年以后的一部姐妹篇（考克斯和戈列奇，1981）。它的基本内容，按照戈列齐和蒂默曼斯（1990）的说法：

  1. 探讨人类模型，此处人类的概念，与常规区位理论中的经济和空间理性人的概念有所不同；

  2. 探讨环境的概念，这个环境不是指客观的物体，而是人的决策与行动发生的场所；

  3. 侧重对人类行为与物质环境的过程性解释，而不是结构性解释；

  4. 旨趣在于展示心理、社会、以及其它方面的人类决策与行为理论的空间特征；

  5. 由侧重研究集聚人口，转变为侧重研究分散的个人与小团体；

  6. 需要发展新的资料来源，而不是概括起来的政府部门汇集的大量统计，这些统计混淆并过分概括了决策过程和行为结果；

  7. 探讨新的方法，而不是传统的、揭示资料内部结构的数学和推理统计方法，新的方法能够处理一系列不像传统表示区间性和比率性那样强有力的资料；

  8. 力求将地理学与跨学科的更广泛的探索的主流结合起来，去发展理论和解决问题。

本章将对他们界定的这个领域进行评述（关于与心理学相关的实践者所做的评论，见斯潘塞和布莱兹，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