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一个更积极、更行为化的空间科学发展

在实证主义派别内部出现觉醒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日益认识到所提出和所检验的模型并不是对事实的很正确的说明。因此，地理学理论发展的进程极为缓慢，结果，它的预测力也很微弱。举个例子，运用中心地理论的大部分工作是基于人类行为的某些公理法则，并考虑到不同的空间选择，根据这

些公理法则，推导聚落模式。然而，这些推导常常只是模糊地反映了聚落的现象，这说明，这些公理法则为理解社会的空间组织提供的是些不牢靠的基础。中心地理论说的是在特定的经济理性决策的环境条件下世界的样子，而在这一环境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则要求以另外的方式来观察世界，以便理解人类怎样行为、如何构建他们的空间组织。正如布鲁克菲尔德（1964）所说的，考虑到当时流行的全部模型，

我们或许感到，在回答问题方面，我们可能做得足够多了，我们检验了足够数量的事例，能够下诸如此类的断言：人口密度由城市中心向四周递减；农田在居住中心向外某一段步行距离以外减少；位于大中心覆盖范围内的航空中心不能指挥与它们的人口规模相符合的交通量⋯⋯这些答案代表着大量观察（或者用统计，或者用其他方法）的主要结果，其价值在于它们自身，可满足多方要求。但是，它们又都是一种类似需要自我证明的观察，或者事实上是不可捉摸的。进一步说，每一个概括都会有例外，另外，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保持正确。对这些例外与局限都要求做解释

（p.285）。

所以，问题不在于实证主义研究的基本目标——建立概括与理论——而在于达到这个目的的独特途径。批评集中于所用的模式，以及基于完备信息上的理性经济行为的公理。从这些模型所得出的假设，至多在经验研究中做些稍微的修正。需要的是更好的模型，而为寻找这些模型则采纳了比以前更加归纳性的途径。对行为应当做归纳式的考察，由此得出一系列最佳的模型，而不是将假设建立在对行为的假定上面（这包括发明一个新的“对真实世界结构的想象”。图 3.1）。

土地利用中的合理性

为了用归纳的方法去探索行为，以便对它们进行模型化处理，地理学家最初的尝试之一，是对人类面临环境灾害（首先是洪水）时的反应的一系列考察。这些考察是由芝加哥大学在 50 年代后期和 60 年代初期组织进行的，

主持人为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White），他本人曾于 1945 年发表过有关人类适应洪水的论文。怀特的助手们建立了一种研究灾害反应的行为方法，这一行为方法又是基于赫尔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决策理论。例如，罗德（1961）在研究托皮卡的居民们对未来的可能洪水的态度时，得出结论说：

洪水的危险性是影响在洪涝平原上的人们进行居住地选择的众多因素的一种，还有很多别的考虑使他们不会离开洪涝平原，甚至是在准确地意识到灾害的时候（p.83）。

看起来，这样的行为不那么容易符合最大利益决策原则，而时下地理学的理论却都是建立在这个原则之上的。

行为方法的一个主要倡导者是凯茨（1962），他最初研究的是洪涝平原的管理问题，认为“人们如何看待这个不稳定平原的危险和机会，在他们决定管理办法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p.1）。在研究这类决策问题时，凯茨设计了一个方案，他认为这个方案可以解决很广泛的行为问题。它基于四项假设：

人们在制定决策时是理性的。这样的假设可能是规定性的——人们应

该怎样行为，或者是描述性的——人们实际上是怎样行为。后者看起来最富有成果。为理解过去的决策和预测将来决策，两者都可以用。凯茨建议采用西蒙的有限理性概念来作研究的基础，根据这个概念，决策是基于理性的，但当与决策者的环境相关联时，他可能与“客观现实”或与研究人眼中的世界都大为不同。

在这种情形中，人们在固有的、由时空所决定的估算能力限制下，企图从环境中获取能为他们自己和同伴带来安稳生活的要素（p.16）。

所以，理性的决策是受到约束的，并不一定达到最大理性，如本书前面章节讨论过的新古典规范模型所假设的那样。人是在他们所察觉和认知的世界中进行决策，这与他们感知的可能不同（与做研究的地理学家们认识到的也不同）。

人们进行选择。许多决策或者是些细微琐事，或者是些日常惯例，所以在决定之前，不需做什么考虑。有些关于环境利用的较大的决策也可能是习惯性的，但这类行为常常是发生在一系列的自觉的选择之后。这一系列的自觉选择形成一种惯例，在以后遇到同样的情况时，做同样的反应。
在认识的基础上选择。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决策者才可能将所有有关的信息集中运用。而经常的情况是，他们不能吸收和运用他们得到的全部信息。

所以，关于选择的描述性理论必须区别处理信息充分的情况与不充分的情况，以及在有把握、无把握、冒险等不同情况下的选择⋯⋯这样的理论也必须考虑到知识条件的差别，以及对相同信息的不同的个人理解（p.19）。 4.对信息的评估取决于给定的标准。在习惯性选择时，标准是以前确定

的。但是在自觉性选择时，一定是按照特定的标准去衡量信息。某些规范性理论要求最高标准（例如，最大利润）。而描述性理论可以用西蒙的满意行为概念，即决策者只追求一个满意的结果（比如，一个既定的利润值）。

决策的结果虽然与空间科学家们的理论预测不符，但这并非意味着行为是非理性的。相反，大多数决策是理性的，是基于对信息的有意的选取，是要达到某种目标，而不是要求一个完美无缺的决策，另外，决策的标准也是因人而异的。当针对某些特定的问题而获得满意的结果以后，决策者再遇到类似的问题，仍会照此办理，除非情况发生变化，才需要做重新评价。

凯茨的研究是要弄懂人们为什么选择有洪水的地区居住。这些人的信息来自他们的知识与经验，他们属于一种对未来的洪水抱有把握的人。在权衡他们的选择时，大多数人都是有限制的理性的，而且都是自觉地选择，以求达到某种安全的目标。在怀特指导下的其他一些人也提出了类似的研究报告，而且，如怀特指出的，他们的发现对美国的公众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影响

（怀特，1973）。这样的工作被扩展到对更广泛的环境灾害的研究，它们为国家政策和国际合作项目提供了帮助（伯顿、凯茨和怀特，1978）。不过，在一开始，特别是早期，这些工作并没有对地理学产生更大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研究的问题是界乎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之间，在美国没有多少人研究这类问题。倒是后来由其他人将西蒙的思想更有效地引入了地理学界。

近些年，在这个研究领域中的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的合作，要比在其他领域的紧密得多。在库克（1985a）等人看来，这是可以预期的，这不仅是因为人类对灾害的反应、社会对环境的改造等类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如休伊特所说，1983），也是因为地理学家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扮演着一个综

合角色。但是，在这些重要问题的研究上，确实将两类科学综合在一起的还很少（约翰斯顿，1983a，1986a），库克说道（1985a）：

在撰写战后地理学史时⋯⋯一些极端的人⋯⋯试图略掉或淡化那些在研究社区、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做出卓越贡献的地理学家。在他们的评论文章中，卡尔·索尔、吉尔伯特·怀特以及他们的众多学生都不是显要人物

（p.146）。

而且在索尔和怀特的研究中找到属于自然地理的内容，并加以评论，是很困难的（例如，K.格雷戈里，1985）。

索尔、怀特（见凯茨和伯顿，1985）以及库克自己的研究（1985b）在揭示社会对自然环境的认知和利用方面，启发很大（布莱基，1985，他的讨论是在现实主义的框架中进行的，见 p.223）。另外，还有一些人的研究则揭示了社会对环境的影响（如，古迪，1986）。社会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对于地理学家来说，是长期以来的有兴趣的题目，有人做了很坚实的努力，使这个题目保持在地理学主要的教学内容里（佩珀，1987）。道格拉斯（1983）曾论证了这个问题在城市研究中的重要性。但是，有人认为，关于社会与环境相互关系的这些研究，没有将自然过程与人文过程结合起来（要理解这一论点的含义，可看约翰斯顿，1986b，与格雷厄姆，1986）。此外，塞耶（1983）认为，人文地理学不需要这种结合的研究，

我们可能对洪水的原因感兴趣，它们会包括“社会的”和“自然的”事件。但是，尽管洪水会对社会行为造成影响，可是这并没有使洪水成为社会性的⋯⋯了解了造成洪水的社会行为特点⋯⋯对了解洪水并没有实质的意义

（pp.55—56）。

怀特和他的学生们、库克、还有许多其他人的工作都说明，人的行动是按照他们对环境资源的“产业”眼光，其着眼点是争夺“在开发自然资源时谁能受益”（里斯，1985，p.xv）。佩珀（1987）认为，地理学家要寻求改变这些眼光。这可能最终产生一种有趣的具有未来行为意义的结果，但是眼下，还没有什么研究能说明需要理解自然过程以加深对人的行为的理解。（弗劳尔迪，1986，有这样一段话：“基本说来⋯⋯大部分人文地理实质上与自然地理没有关系，反过来也是同样”，p.263；约翰斯顿，1989b，介绍了在理解人类对环境的反应与利用这个问题时的必需的社会科学文献。）

沃尔珀特与空间场合下的决策过程

对许多人文地理学家来说，可能是朱利安·沃尔珀特 1964 年发表于《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刊》上的论文提出了与正在流行的规范式研究不同的行为式研究。（沃尔珀特的论文是以他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博士论文为基础，而进一步显示了那里地理学家的创新素质、以及他们与其他社会科学家（包括农业经济学家）的联系性。他的研究是在瑞典进行的。）当时许多地理学家所拥护的规范式理论假设了一个理性的经济决策者，据沃尔珀特（1964）的看法，这个理性的经济决策者

不受目标的多样化与知识的不完备性的影响，而这两者会导致我们决策行为的复杂性。经济人有个单一的利润目标，又有无所不及的感知能力、推理能力、计算能力，又被赋予了完美无缺预测能力⋯⋯他的行动的结果可以被确切无误地知晓（p.537）。

然而，在对空间模式的研究中，

应当容许人类获取与贮存信息的能力、对最佳方案的计算能力、对结果和未来事件的预测能力，都是有限的，即使他只有一个利润目标（p.537）。

这样，农民在进行土地利用的决策时（包括制定土地利用图），他们面对的是个不确定的环境——自然的和经济的。沃尔珀特认为，在农民的决策与“经济人”的决策之间的差异，正反映了农民的经济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特点。

将瑞典一个地区的农场的劳动生产率与最佳决策者所应有的成果相比较，沃尔珀特指出，农民可能是心满意足者。只是这一假设还难于被确证，因为尚缺乏足够详细的知识。农民行为的方式无疑是依据着他们现有的信息，另外，在不同的生产能力层面上的清楚的空间差异，形成相对应的知识的空间差异。只有明显的变化才被考虑，其结果是理性行为，是对不确定的环境的适应。

沃尔珀特（1965）在这个主题上，继续研究了移民问题，研究的目标是移民决策，这些决策影响着人口统计中反映出来的移民模式，对这些移民模式空间科学家曾着力分析。沃尔珀特认为，在说明这些流动模式时，重力模式并不恰当，事实上，“移民距离的点位使那些曲线勾划者无法再固执己见”

（p.159）。有限理性的个体都要做一系列的决策，首先，是否要移动，其次，向什么地方移动，这些都是基于地方的实际利益。他们要对每个地方（包括正在居留的地方）满足其特定需求的程度做出衡量。不仅反映地方实际利益的信息远不是完备的，而且对于很多地方人们的知识简直就是零。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行动的空间——“对地方实际利益的认识和反应”（p.163）

——其内容可能相当地偏离那部分本应反映的“真实的世界”。当第一个决定——移动——已经做了，那么空间可能会改变，这是在准备移动的人在寻求可能的稳当的目的地时而产生的，另外，如果必要的话，在得不到所寻求的适合的结果时，空间会被扩大（见布朗和穆尔，1970）。

沃尔珀特的论文——十分适时地，并有一定影响地——预示了所谓行为地理学的发展（考克斯和戈列奇，1969），这一发展将基于人的行为原理的地理学理论建设，与具有明显的空间关系和/或空间结构内容的社会和心理机制结合起来（pp.1—3）。这种行为研究的焦点是空间背景下的决策问题。例如戈列奇（1969；1970）考察了对空间认知和习惯性行为的模式。他与布朗一起（戈列奇和布朗，1967），还研究了空间探询的模式。另一些人研究了决策所依据的信息流问题，说明地点环境对行为的影响（考克斯，1969）。布朗和穆尔（1970）将沃尔珀特的地方实际利益与行动空间的概念引入城市内部居住迁移问题的研究。

根据戈列奇、布朗和威廉森（1972）的看法，行为地理学的目标是建立与基于“经济人”的理论不同的理论，它“更需要去理解空间里的行为何以发生，而不是行为将产生何种模式”（p.59），这需要“研究者去考察其决策影响着区位模式与布局模式的人们的真实世界⋯⋯并对个人、小团体、或群体行为做出具有经验性的和理论性的阐述”（p.59），个人是主动的决策者，而不是一个对某种惯常刺激的反应者（考克斯和戈列奇，1981；思里夫特，1981）。在评价为行为研究所做的努力时，戈列奇、布朗和威廉森指出了哈格斯特朗（1968）的具有开创意义的影响，他运用普通信息场的概念（类似某地居民的行动空间）去建立移民流动和采纳新事物时的模型。最初的对

资源管理决策问题的兴趣（如上文所述），又由环境感知和决策问题扩展到意向与动机问题。这些被运用到移民、政治行为（特别是选举）、感知、选择行为、和空间探询与认知等问题的研究中。研究这些方面的行为过程，可以促进地理学者对空间模式发展的理解，补充他们已有的描述空间的能力。形态学的规则和体系本身对于理解问题是不充分的，把从其他社会科学获得的关于决策的概念与地理学的可变空间概念相结合，将发展对形态做考察的过程理论。

进一步的发展包括沃尔珀特及与其相关的学者们的一系列论文，这时候是关于政治决策问题的研究。关于某些人为现象在景观中的分布，沃尔珀特

（1970）举例说明，一个公共设施在城区的位置，常常是政策妥协的产物：有的时候，为了一个新的发展而最终选定的位置，或对一个已有的设施

重新选定的位置，由于做了选择，都成为发生抗议最少的地方。决策可能只不过是一些强有力反对选择其他地点因素作用的表现，而不是经过左右判断去选定最佳、最合理、最满意的地方⋯⋯这些人为的东西很少有“最满意的结果”，而且常常是无论对负责开创的人还是对使用的人都不能满意（p.20）。

（这一论断回避了对最佳的界定，无论是经济方面的还是政治方面的。）这样的决策属于沃尔珀特所说的非适合性行为。凯茨以及其他人的研究认为，决策是由非确定性、实际利益、解决问题的能力所限制的适合性的理性活动。不同利益团体间的对威胁的相互交换的应对策略，不会形成周到而有条理地对可能性进行探索，直到发现满意的结果再做决策。决策是不同意向、不同动机的团体之间斗争的结果，既不是一起应用具有共识性的标准的结果。

这种观点为解释区位决策提供了框架，决策看起来更是压力下反应的结果，既不是一个毫无偏见、深思熟虑的对经典的规范研究的结果，也不是西蒙的有限性理性所提出的可能性选择的结果（p.224）。

沃尔珀特及其同伴运用这种观点研究了各类情况，诸如城市内高速道的路线，以及社区精神健康设施的位置等问题（沃尔珀特、迪尔和克劳福德， 1975）。

感知地图

行为分析中，一个为许多学者热衷采纳的概念是环境感知地图，它引导着决策者的思考。感知地图这个名称在地理学文献中并不新鲜，伍尔德里奇

（1956）在描述农民于其领悟的环境中做土地利用决策时曾用过这个词。古尔德在一篇 1966 年发表的创意性论文中又用了这个词，他的指导思想是：

如果我们同意空间行为是我们关注的事情，那么，人们所具有的关于周围空间的感知图像，可能反映了一个关于人在地球表面行动的结构、模式和过程的关键（p.182；参考 1973 年重印本）。

他认为，在区位决策时，人们日益注意领悟的环境的质量。所以，有必要去了解人们怎样评价他们的环境，以及他们的看法是否为同时的其他人所认可。考察这样的问题，古尔德要求不同国家的考察对象，按照适于居住的程度，排出不同地方的等级次序。对这些排列进行分析，古尔德确定出人们的共同之处——群体的感知地图（古尔德和怀特，1974，1986）。他认为，这种地图不仅能用于分析空间行为，也可用于社会投资计划，例如用薪金差

异吸引人们去不太满意的地区。

一些接受古尔德思想的人，对一系列识别和分析空间选取的方法进行了探索（波科克和赫德森，1978）。不过，所得的结果对理论的发展作用不大，唐斯（1970）写道：

甚至对流行观点（即人的空间行为模式可以部分地由研究感知来解释）最热衷的人也承认，探索的最终结果尚没有对理论发展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p.67）。

除了古尔德的等级次序的方法，唐斯建立了另外两个重要的方法，以研究环境意象：结构方法，研究人的意识中的以及日常所使用的空间信息的属性——林奇（1960）的著作是这类方法的一个典范。还有评价方法，在这类研究中，“问题在于，人们认为的环境中重要的因素有哪些，以及在评价出相对重要的因素后，人们在决策之中是如何利用这些因素的”（唐斯，1970）。由于使用了评价方法，地理学研究便进入了一个更为宽阔的地图认知的领域，地图认知是“由认知过程所构成，在这些过程中，人们能够认识、编码、贮存、提取和处理关于他们空间环境的属性的信息”（唐斯和斯蒂，1973， p.xiv）。在这些研究中，与地理学家并肩工作的既有心理学家，也有规划师。心理学家变得对个人与较大区域的关系，比个人与近身环境的关系，更感兴趣，他们对相关的非实验性研究手段的兴趣也越来越大。规划师则更关心建造“可居住”的环境。《环境与行为》杂志创办于 1969 年，以迎合这一跨学科的发展形势。不过，除了某些成果（如段义孚，1975a；唐斯和斯蒂，1977；波科克和赫德森，1978；波蒂厄斯，1977）以外，总的来说，这类研究在人文地理学中没有造成大的影响。（关于人文地理学与心理学的联系与差别，可参阅斯潘塞和布莱兹，1986。）

“感知地图”的概念以及与其相关的“地图认知”的过程——“似乎提出了视觉图像的问题，这些视觉图像具有我们所熟悉的在‘实际的’地图中的那种内容构成”（博伊尔和鲁滨逊，1979，p.60）——成为行为地理学家之间以及他们与外界批评者之间热烈争论的中心。古尔德的创始性工作，以及由此所发展积累的工作，被批评为只研究空间选取（戈列奇，1981a；还可看戈列奇，1980，1981b；格尔克，1981；鲁滨逊，1982）。但是，如唐斯和迈尔（1978）所明确指出的，“感知地理学”——“相信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感知世界的作用”（p.60）——大大超越了启发和绘制空间地图的范围。行为地理学的基本论点是：（1）存在着环境意象；（2）这些意象可以被准确地识别（如景观的评价，彭宁—罗塞尔，1981）；（3）“在环境意象与实际行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萨里南，1979，p.465）。这些意象的实质——无论是照字面上理解的地图，还是研究者的深刻洞察——依然是有问题的：“感知地图”可能是误导，但是，对于行为地理学家来说，“感知地图”的概念所基于的论点则不是误导（关于对地图认知的研究的评述，见戈列奇和拉什顿，1984）。

时间地理学

60 年代后期以来，哈格斯特朗发展了一类研究，它有时被看做是行为地理研究，但又吸收了人本主义与现实主义哲学（对这些哲学将在后几章讨论）理论，这类研究由于普雷德（1973）的介绍而广为人知。如卡尔斯泰因等人

（1978）所解释的，时间与空间被看做是限定人的活动的因素。在任何具有移动的行为中，个体要通过一个同时穿越空间与时间的路径。如图 5.1 所示，横轴表示沿空间运动，纵轴表示沿时间运动。任何行程，或是生活线，都含有两种运动，因此要由一条既不是垂直也不是水平的线来表示，因为垂直的线表示在某处原地不动，水平线对人来说不可能存在，尽管它们（实际上也是如此）是为传达信息而设的。

向一个更积极、更行为化的空间科学发展 - 图1

哈格斯特朗认为，在空间与时间中的运动由三个方面所制约。第一，能力限制：在时间方面，包括二十四小时中要有八小时睡眠的生物性需求；跨越空间的运动受到现有交通手段的制约。第二，组合限制，需要特定的个人或群体在规定的时间处于特定的地方（例如学校的教师与学生），因此，“自由”时间的移动范围是有限的。最后，权威限制，将个人排除在规定时间与特定地方之外。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时间—空间的棱柱形时空框

（图 5.1），这个时空框包含了所有从特定地点出发、又在特定时间内返回该处的个体的可能的生活线。

普雷德（1977）声称，时间地理学“对‘旧式’区域地理学者和历史地理学者、还有所谓‘现代’人文地理学者所习惯提出的一些极为不同的问题，具有潜在的说明力”（p.207），因为

这是⋯⋯一个巨大挑战⋯⋯它如此认真地停止谈论距离本身⋯⋯认为空间与时间普遍地、不可分隔地彼此结合。认为地球表面人类组织、人类生态、以及景观评价等有关问题，不能脱离空间与时间的限定。⋯⋯这一挑战转向描绘个人的与集体的存在的“舞谱”——拒绝对学科间和学科内的过分专门化，而要关注各种伴随过程（p.218）。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人文地理学中具有支配地位的空间分析研究的批判。但是对哈格斯特朗来说，还不止于此，他希望讨论的问题是将人们一起纳入空间与时间之中的生活质量的内涵。这在他晚些时候的著述中讲得更明白，例如（哈格斯特朗，1984），我们可以

观看到在其他情况下我们进行分别挑选观察的事物的共存状态。在某种联系中，邻居与邻居相遇。我现在所关心的问题是：他们的共同出现是怎样发生的，他们如何一同行事，后来将发生什么（p.375）。

为了揭示普雷德（1977，p.213）称之为“共同原则”的问题，哈格斯特朗使用了三个概念——路径、方案、情景。路径（早期术语称为生活线）的

意思很简单，是一个人经历的“一连串的状况”（哈格斯特朗，1982，p.323）。单纯研究路径，只需做一幅关于这些结果的地图（一如其他行为地理学家所做的移民图或购物图），但这样做却未能说明

活着的生命主体，他们具有记忆、情感、知识、想象、和目标——换句话说，他们的极为丰富多样的能力，除了决定为路径的方向以外，无法以其他想到的象征方式来表示（p.324）。

路径是为了实现目标而寻求方案的人所创造的——其可能只是幸存下来的。单纯研究路径很难揭露相关联的事情背后的“目的和意义”。所以，方案产生路径，相交的路径形成状况，即在特定的地方的历史过程中的某一瞬间。对地理学家来说，传统上对这些状况的研究常包括景观概念，藉以描述“一切连续体的瞬时部位和相对位置”（p.325）。不过，哈格斯特朗认为，这个概念不能充分地结合

人的主体，人具有记忆、感觉、思想和意向，另外他又是方案的建立者

（p.320）。

哈格斯特朗更喜欢用情景这个概念，它通常是指博物馆里展示的常态环境中的（静止的）人和动物。而对于哈格斯特朗来说，这个概念是指

历史中产生的混合体中各种实体的相互联系，不管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我们）要理解的是状况如何成为集合性结果。行为者们出于不同的立场，曾设想和提出各种方案，但结果状况与行为者们的特定希望可能很不一致（p.320）。

他论述这一观点时叙述了童年时代的家，以此说明日常生活流中的组合、权威、能力制约的重要性。他还对由此产生的结果，即情景（特定状况），做了说明。如果时间地理学要恰当地描述“真实的人的真实的生活”（p.338），单纯研究路径是不够的。学者们强调（如巴特默，1983；比林，格雷戈里和马丁，1984），自传材料对于研究方案和情景是重要的，因为

只有人的自身的经验才能提供切近的细节，以深化对方案和状况的研究。个人毕竟是他自己的意义世界的专家（p.338）。

哈格斯特朗的初期工作，以及其他人对其所进行的解说，均注重对路径的研究。所以许多人认为，它于其他行为地理学中，建立了实证主义的风格。确实，思里夫特（1977）在其总体评论中，仅仅介绍了时间地理学中的这个方面，他强调说“‘物理主义的’方法是研究的主干”（p.4）。运用这种方法，帕克斯和思里夫特（1980）探索“人文地理学家意识中固有的地方时间”

（p.xi），他们称自己的研究为年代学的研究，认为“地域、社会、时间一起，成为城市学与社会地理学的基本成分”（p.34）。

情景这个概念，以及它所表示的状况的“集合性”，在早期研究中是缺乏的。仅仅有一些思里夫特（1977，p.7）之类的人对哈格斯特朗（1975）的含糊引用，如“每一个状况都不可避免地植根于过去的状况”。方案这个概念曾被提到，如思里夫特（1977）说道：“所有的人都有目标。为达到目标，他们必定怀有方案，即一系列的任务，作为达到目标的工具。这些任务合起来便构成方案”（p.7）。但是，将这样的方案概念吸收进集合性资料分析和政策规定研究（这些是大多数行为地理学研究的特点）之中（参看帕姆和普雷德，1978），则是不明确的。范帕森（1981）认为，哈格斯特朗的研究实质上属于人本主义的，目的是“要深入探索人的属性中特别人性的东西⋯⋯ 以及阐述人类的特殊状况”（p.18）。哈格斯特朗（1982）在考虑人的意愿

问题的时候，接受了这一观点。后来，情景这个概念使人们把哈格斯特朗的工作更看作是现实主义（将在第八章中讨论）的研究，而不大是人本主义（本章所概述）的研究。例如，社会理论家吉登斯（1984）在论证结构方法（见下文，第 326 页）时，大量吸收了哈格斯特朗的观点。然而，他过分地强调了物理主义的和行为的因素，他说：

哈格斯特朗的方法主要立足于识别对人的行动的制约的来源，而人的行动是先决于他的身体属性和行动发生的物质环境的（p.111）。

（注：不过，格雷格森（1986）批评了吉登斯试图把时间地理学纳入结构理论的做法。）

毫不奇怪，对时间地理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对路径的物理主义描述上。巴克（1979）这样说：

当空间和时间被考虑为资源，其竞争性配置决定着使用的模式，对它们又可以做经验主义的观测以及做理论化的模型处理；那么，首要考虑的应该是人们为控制和组构时间与空间而进行的争夺——决定着形式的过程—的实质，而不是叙述时间的和空间的组织形式（p.563）。

至于空间科学的其他方面，对结果的无论多么精细的描述，都不能阐明它们产生的过程。（在这里，过程被界定为机制，是人的主动性的产物，而不仅仅是连续的阶段。参看布茨和盖蒂斯，1978；海宁，1981；海和约翰斯顿，1983。）在回应巴克观点时，思里夫特和普雷德（1981）反对他的物理主义的解释。他们认为：

时间地理学远远不止于此。它是一个学科的超越，一直在展现日常的社会运转和个人经历。它是一种高度灵活和成长着的语言，一种关于宏观世界的，也是关于个人生活的事件、经验、或者内容的，思想方法（p.277）。

他们认为，时间地理学必须考虑事情的决定过程；以时间和空间为思想概念，作为引导个人的路径的手段；还要考虑人的主动性在决定某一状况时的巨大作用。所以，他们将时间地理学纳入吉登斯的关于结构的思想，并联系到马克思主义的人文主义。他们总结说：

有些人以为时间地理学所使用的图线只是些简洁的艺术，但另一些人却能洞察图线所表达的见解，并以路径与方案的概念为思想方法，去思考世界和他们自身。我们相信，这将是时间地理学的可以传世的精华（p.284）。

巴克（1981）的反应相当积极，他承认时间地理学在重组地理学研究上是有价值的。他说：

我们应当考察空间与时间的社会组成，而不是社会的空间和时间组成，因为后者等于是把车摆在了马的前面（p.440）。

格雷戈里（1985a）则较为谨慎，他认为哈格斯特朗太乐于关注路径问题，而不去注意人。是人的计划方案造成了那些路径，因此，哈格斯特朗未能揭示隐藏在决定着人生的任务的背后的意义。

行为地理学的方法

人文地理学的空间科学一派的理论家与模型建立者们从新古典经济学中

（有的是通过区域科学）获取许多启示，但行为地理学却主要结盟于擅长经验研究的社会科学，尤其是心理学和社会学。行为主义的研究是归纳性研究，目的是从运行中的行为过程里提出一般性的阐述，其研究的领域则很大程度

上受空间科学学派的影响。如布鲁克菲尔德所说的（引文见下章开头），空间科学的理论与模型，例如中心地理论，引出的很多疑问都是行为研究者所要追究的问题。当行为研究者看到空间科学的理论不能适用于“现实世界” 时，则更刺激起他们的研究。所以，在可接受的科学解释的途径（图 3.1）方面，行为地理学是要跳出那个循环过程之外，而引入一系列新的可以建立高级理论的观察。在这样做的时候，行为学者并没有远离空间科学的风格。他们的不少方法的确都是前人所使用的，例如古尔德的感知地图研究，用的是与因子生态研究（factorial ecologies）同样的技术（p.82）。

与这种行为研究的通常趋向有所不同，普雷德（1967，1969）在其两卷本著作《行为与区位》中，提出了一种雄心勃勃的研究以替换基于“经济人” 的理论建造。在开头部分，他基于三类理由批评了现行的区位理论：逻辑矛盾——彼此竞争的决策者们一齐获得最佳区位决策是不可能的；动机问题—

—要最高还是要满意；人的收集、吸收、和利用所有可能信息的能力。所以

（普雷德，1967）：

邦奇的理论地理学与地理区位论有明显的差别，因为它的最优终极目标与现实世界的经济现象的解释相脱离⋯⋯还因为这些相似的目标只能产生一种理论，这个理论在所有意图和目的上，完全是非行为的和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p.17）。

关于区位和土地利用的决策，都是由掌握着不完备知识并容易出错的个人所制定的。结果，在所得空间模式中必然存在混乱（另一批评见巴尔内斯， 1988）。

为了取代他所批评的理论建造式研究，普雷德提出了一个行为矩阵（图5.2），它的两轴一个表示可用信息的数量与质量，另一个表示利用信息的能力。信息最全、最理性的决策者位于右下角。由于信息流的性质和重要性，在前一轴上的位置部分地取决于决策者的空间地位，第二个轴上的位置则反映了愿望程度、经验、以及个人所归属的团体的准则。矩阵中处于不同位置的不同的人，决策的情况也因此不同。显然，处在同一位置的两个人，其行动的基础和方式也可能不一样。

在矩阵中，个人并非停在某个位置上不动，空间模式不是静态的。所以，在书的第二卷中，普雷德（1969）引入一个动态因素，即变动人在矩阵中的位置。当一个人的位置变动，并改变决策时，对于其他人来讲，环境也改变了。人会学习，他们要求更多更好的信息，从而变得更善于利用信息。他们朝向矩阵的右下角发展，一些人比另一些人前进得快，而后进者则从“决策领导者”那儿得到益处。不成功的人逐渐被淘汰，随着时间的推移，“优秀” 的决策者都趋于集中在最优的位置。但是，外部环境的变化会造成参数变动，它导致决策者的信息的减少和确切性的降低。结果，他们会退回矩阵的左上角，开始另一个学习周期。只要是参数变动发生的频繁程度高于学习的进度，那么，最优位置的状态将永不会出现，除非是一些偶然情况。

普雷德（1969）称这个行为矩阵是一个“总体第一近似值”（gross first approximation）（p.911），他认为，即使模型本身无法验证（p.141；亦见普雷德和基贝尔，1968），有个理论总比没有强（p.139）。然而哈维（1969b）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矩阵中两个轴向的意义含混不清、模棱两可、不可操作，它把性质复杂的行为过分简单化了。哈维（1969c）在总体上怀疑

行为区位理论的可行性，奥尔松（1969）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奥尔松认为，研究过程是困难的，并指出多数行为地理研究不过是从有关个人行为的汇集资料中来推论过程。不过，有人认为这种推论是很有力量的。例如拉什顿

（1969）承认，行为——他称之为空间中的行为——的任何一种模式，主要是其发生环境的空间结构的作用（例如人们对购物中心的选择）。但是，他主张，空间行为的一般规则，能够由某一特定模式所呈现的选取类型中推论出来：

如果说这些选取不能独立于进行决策的环境影响之外，那就是说存在着人们无法对之进行决策的环境（p.393）。

所以，距离衰减模式反映了其所处的环境的情况，但是这种模式的产生则是人们基于所遵循的一些特定法则进行决策的结果。拉什顿建立了一种方法以抽取这些法则。不过，它的有效性曾受到怀疑（皮里，1976），另外，像普雷德的行为矩阵，它并没有吸引很多的追随者。（拉什顿还指出了一种“习惯成自然”的世界的活动。见 p.179）

哈维（1969C）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行为区位理论——进一步发展规范理论和构建一个随机区位理论。他感到在理解空间模式上，这两者比行为区位理论提供更直接的成果，因为后者在概念上和度量上都存在问题。随机区位理论也得到柯里（1967b）的赞赏，他认为大型模式形成于小型模式的不确定性，个体选择在特定的限制之内可以有任意性，但当大量任意选择汇合起来时，将呈现出不可忽视的秩序（见上文，第 166 页）。同样，韦伯（1972）采用常规的方法，试图建立非确定情况下的区位决策过程的模式，他的结论是“非确定性引起经济的集聚性”（p.279），导致经济活动的更大的集中，而人口的向城市流动则可用根据“经济人”建立的模式进行预测。游戏理论是一种数学的方法，可以处理非确定情况下的决策问题，然而人文地理学家对它注意的并不多（古尔德，1963）。在依赖这类很少人注意的理论的研究中，雄心最大的要算艾萨德等人（1969）。在一些人看来，基于个体层次的微观分析是不可能的、不必要的，或者会产生误导，而宏观分析则可提供充分、深入的行为研究，这些行为能产生集聚性模式。但是沃森（1978）认为，两种分析都是需要的，宏观分析是第一步，提供总的看法，由这些总的看法中，提出必须通过行为研究才能回答的问题。

行为研究并没有带来一场变革，使人文地理研究脱开空间科学的焦点，而事实上，行为研究成了空间科学的附属品。当各种常规的研究对人的行为进行某种假设（一般是对问题进行简化），然后根据这些原理推演其空间模式时，行为地理研究者则寻求以归纳的方法修订这些假设，这种归纳方法是要找出行为的规律，以用来预测（也就是解释）空间模式（盖尔和戈列奇， 1982）。就整体来讲，行为研究涉及一连串的相互关联的考察。个人面临决策，要么是一个关于直接的空间投入的，要么是关于空间后果的。要进行决策，这个人要建立起标准，收集信息，然后对照标准来评价信息。作为评价处理的结果，得出行动的决策。结果也可能是改变原来的标准，或再收集更多的信息，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在这种情况，问题解决的办法很像图 3.1 所表示的科学的方法。）不过，很多考察并没有从头到尾完成全过程，而只是集中于它的某些方面，诸如信息流，由这些方面来推论过程中其他因素的特点。

空间科学学派（前几章所评述的）许许多多的研究用的是出版的资料（如

人口统计）或较小规模的调查资料，而行为研究则更需要人文地理学者们从个别的决策者那里收取资料。这种对各类问题进行社会调查的需要，加强了地理学家与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与政治学家的联系，它同时也扩展了地理学家们必备的掌握资料的能力。这种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是，人文地理中的许多题目，例如研究移民、上班、购物、投票等等，都要涉及数目极大的决策个人。对于这些行为，必须有大量的抽样调查才能得到可靠的概括结论，然而，调查的有限性意味着只能局限于整个行为过程的一小部分和某些环节。因此，布朗和穆尔（1970）的研究城市内部人口移动决策的框架模式，只能验证其中的一部分（例如，克拉克，1975，1981）。比较成功的对行为过程的研究也许是在人文地理学的这样一些分支，它们的问题所涉及的决策者的数目比较小。例如在传播研究中，布朗（1975）试图把注意力从空间传播的完整模式以及全部采纳（或不采纳）的理由，转移到能对当地产生更新的决策。这些更新大多涉及产品销售，他因此称之为“消费更新”（亦见布朗，1981）。同样，一批工业地理学家从研究聚合模式转到研究企业中的决策行为（如，汉密尔顿，1974；卡尔，1983；海特和沃茨， 1983）。聚合模式可以比于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所预测的那些东西（史密斯，1971）。

在行为地理学之内，80 年代的一个主要潮流是分析方法的日益精细。从结果来看，大多数工作是在空间科学所设定的框架中，并以它的实证主义风格进行行为模式分析。目标是，通过数学模型法和统计分析法，来解释行为的某一方面的多样性（如选择上班的交通方式），也就是一些单独的可变事项（诸如决策者以及其进行决策的环境特征）的多样性。这种研究的资料在形式上常常范畴明确，需要做的是分类（如交通方式选择与通勤者性别的关系），而不是依间断率或比率而度量出区别。行为地理学家为分析这些材料做了许多工作，进行了很多相关的统计方法的探索。里格利（1985）对众多方法进行了综述。戴维斯和皮克尔斯（1985）研究了运用横向资料进行长期趋势推论的重要问题。同样，有人还探索了关于数量研究的态度以及其它方面的人的特点和行为特点的研究方法，包括用日益精致的测量器具去调查人们如何认识和知晓他们的空间环境（戈列奇和蒂默曼斯，1990），和以技术方法用定量的方式表现人们的那些认识（见艾特肯等，1989）。

许多选择模型的建立都是基于最大功效理论，这些模型构成了行为地理研究的基础，它们在 80 年代的更加精深的研究中日趋明显。在卡德瓦拉德

（1975）等人的早期著作中，这类研究开始出现，而里格利和朗利（1984）的研究则是它更完整细致的范例，它逐渐成为一批新文献的基础内容（戈列奇和蒂默曼斯，1988 对此有详细介绍；蒂默曼斯和戈列奇，1990 中也有评述）。按照这些理论，决策者是在一批提供给他们（或他们所察觉到）的可能性中进行选择，根据的是对各个可能性的功效的评估。如蒂默曼斯和戈列奇（1990）所说的，它们“都是基于一种概念化模型（的各种变体），它明显地将选择行为与环境相联系，考虑到感知、优先方案和决策”（根据功效来衡量优先性）。所以，全面的分析分散选择（dis-crete choices），需要分别知道：选择的几种可能性、每个人考虑的选择的因素、每个决策者评估每一种选择的标准、以及他们赋予每个标准的相对的重要性。德巴拉特

（1983），接着是伯德（1989）对此做了图解（图 5.3）：其过程由所有的可能性开始，有一部分可能性被排除，形成“客观选择组”，这一组内的某

些内容经过鉴定，也被排除，于是产生了一个“有效选择组”，再经过进一步鉴定，精简为一个“目标选择组”，最终的选择就包含在这里面。举例说，某个城镇中的可能的房屋购买者，由于不可能掌握全部信息，会忽略许多可能性，再经过对已知的可能性的削减，剩下的是真正要购买的最后的清单，从清单中再进行选取。

在实证主义趋向的研究中，行为地理学被广泛接受。它对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进行提高概括，寻求环境中的空间模式，然后以它们为发展变化的基础，进行环境规划，“修正影响我们和他人的空间行为的环境”（波蒂厄斯， 1977，p.112）。古尔德（1980）在书中说，这种研究基于四大特征：

个体行动的环境是他所察觉到的环境，它“可能与真实世界的实际性质有显著的不同”（p.4）。
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反应于环境，也对环境进行再造。
研究的焦点是个体，而不是群体。
行为地理学的研究是多学科的。

在这个总的框架中，研究的方法具有相当大的差别，但总的趋向——归纳概括，以规划改造环境——则是不变的。人们最终希望的是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新理论”（考克斯和戈列奇，1969）。尽管这个新理论还没有出现（戈列奇，1981a，p.1338；还见 p.144），但是，戈列奇认为，由于对“个人的偏好、观点、态度、认知、认知地图、感知等等”（p.1339）——他称之为过程差异——的研究，在理解空间行为上已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