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中的文化地理学与人本主义地理学

前面章节谈到，地理学界只有少数人参与了有关哲学和方法论的讨论， 在人们关注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研究时，多数学者却开展自己的对实际问题的研究，他们虽受到那些讨论的影响，但只处在它们的边缘。在很大程度上， 人本主义地理学的情况也是这样。只是少数人关心它的哲学基础，重视观念论、存在主义、现象学、实用主义等等。其他人一般承认讨论的要点，如博尔和利文斯顿（1989，pp.7—8）所述：

我们可以放弃去发现世界中名称和对象之间的直接的实际联系，我们可以不把知识看成是对世界的一种正确体现，而只是用它与世界相处，或改变它。同样，真理与准确地代表——或者如罗蒂所说反映——现实无关。根据罗斯的看法，真理只是“我们被给与的、在目前信仰前提下所坚持的东西”。那么，地理学的目的并不是告诉人们世界“真实的”样子，它没有告诉我们区域、景观、经济结构、人的能动性的事情，因为它们只不过是语言的虚构。地理学只是要寻求 正当的词汇、正当的术语、最好的话语，以此得出想法， 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帮助我们决定去做些什么”。

（以上转引自罗斯，1987。）皮克尔斯（1986，p.29）认为，进行人本主义研究需要“考古学”，发掘人类行为的地层，以确认那些行为背后的经历。这涉及对文本的解释——“文字记录、文化物品、城市景观或其他东西”

（博尔和利文斯顿，1989，p.15），这些文本是人类意义的贮藏所，而对它们的解释正是人本主义地理学的目标。

有些在人本主义框架中进行的没有明显哲学基础的研究属于文化地理学。如前所述，文化地理学有着悠久的突出的历史，现在依然如此，尤其是在美国，其奠基人是索尔。在《美国的地理学》一书中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否认存在“旧”文化地理学与“新”文化地理学的差别。朗特里、富特和德默什（1989，p.215）认为，“虽然传统文化地理学偏于研究具有历史深度的问题，但对日常生活和景观的兴趣与重视正在增长”。不过他们承认，在英国出现、由科斯格罗夫和杰克逊所推进的潮流确实与传统的研究（以同书中一篇关于文化生态学的文章为代表，巴策，1989；亦见特纳，1989）有深刻的差别，并指出“英国的发展是否会成为北美文化地理学的组成部分，还要拭目以待”。参考科夫曼（1988）的看法，他们认为，“‘新’文化地理学说的比做的多”（p.209）。

科斯格罗夫和杰克逊（1987）不仅指出了文化地理在解释过去的和现在的景观以及其他文本方面的的持续的生命力（他们欣赏肖像学这一术语，如科斯格罗夫和丹尼尔，1987，一样；亦见鲍威尔，1977，但他们未曾参考此文），也指出了它与当代社会地理学的日益增长的联系。（其后不久，IBG 的社会地理学研究会更名为社会和文化地理学研究会。）他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提供了“文化理论研究的不同的方式，而没有特意参考景观概念”

（p.98），注重的是当代亚文化及其政治方面的斗争，而不是“传统文化研究那种偏好杰出人物和文物”。对这个问题，《社会与空间》的特号（格雷戈里和莱，1988）与杰克逊（1989）的《含义的地图》做有说明。杰克逊在书的开头讨论了作为“新”文化地理学标志的文化概念（第 ix 页）。

本书采用的文化概念比文化地理一般所采用的要更为广阔。它既注意民

族主题精英文化，也注意社会边缘群体的文化。它感兴趣的既有流行文化， 也有乡土民间文化，既有当代景观，也有含有过去特色的遗物。

人们批评索尔以及伯克利学派（上文第 58 页）的研究有些狭窄。研究者将文化与相匹敌的思想概念联系起来，文化研究含盖了通俗文化、两性问题、种族问题、语言问题。在对未来的展望中，文化的范围更加广泛，涉及到体现在社会经济组织中的多方社会联系，并就此将文化地理学与激进地理学（见下文第 340 页）紧密结合。可以预料，这样的研究将会进一步向“天真的” 传统文化地理学提出挑战（朗特利等人，1989，p.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