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者和激进派的辩论

本章所述内容反映了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与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多数人文地理学家所持的观点很不一样。至少从发表的文章数量来看，由此产生的学术辩论比由“计量革命”引起的辩论，要激烈得多。而且通过如《地区》杂志（20 年前还没有这样的杂志，当时设有“意见和观点”专栏的出版物很少）那样的论坛，辩论进行得更加深入和细致。行为主义者在地理学内并没有引起真正的关注，他们的观点很快就被各种学派同化掉了，但 70 和

80 年代所谓的激进派却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他们不仅抨击大多数地理研究的基础，而且由于他们鲜明的跨学科特点，还抨击学科内的官僚主义结构和地理学本身存在的方式（约翰斯顿，1978c）；一些人如埃利奥特·赫斯特

（1980，1985）就明确提出，地理学作为一个单独的学科应予取消。（多数辩论一方面包括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内容，另一方面还涉及激进派的观点。人本主义的观点较少涉及——但比林格，1983，和弗劳尔迪，1989 有所涉及。）

自由主义者和激进派观点截然相反的典型例子是关于犯罪地理学的辩论。它最初由皮特（1975b）发起，他指出地理学家在努力使自己的研究联系实际的时候，但却没有问“与谁联系？”；他们研究的政治后果被忽视了。有关犯罪的研究（如哈里斯，1974）仅涉及到社会问题的表面现象，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因而只是改良的手段而已。“因此这种所谓‘有用的’ 地理学只不过用于保持现存秩序，把注意力从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转移到结果的琐碎细节上去”（p.277）。而且，地理学家研究的只不过是统计起来的犯罪事实，因而接受的是上流人物对犯罪的定义；他们得出的犯罪地图有助于警察的巡逻，因而可用于维护社会权力关系的现状。地理学家隐含的作用其实是保持“垄断资本主义”的状态。

哈里斯（1975）作出回应，抨击皮特观点的过分简单化，他认为地理学家如果仅仅提出犯罪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物，他们不会有任何用处。他争辩道，最佳的办法是在这一制度内进行工作，使司法当局更人道、更公正，以保护犯罪的可能受害者，另外，为地理系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关于控制犯罪的研究可能比争论它产生的原因是否与生产方式有关更有用处：如李

（1975）也曾指出，皮特“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线索关于他和其他激进派地理学家是如何研究犯罪的”（p.285）。

皮特（1976a）对李的观点作出了回应，提出了一个可“通过说服力为社会革命作出直接贡献”（p.97）的激进理论。这个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束缚人的竞争意识，并造成物质和权力的不平等分配。侵略性可认为是竞争意识的一方面，通常被灌输到下层阶级之中，他们被鼓励消费，却又购买力不足。随着自相矛盾的增长，就会促成犯罪。犯罪往往出现在贫民区以及贫民区和中产阶级居住区间的交界地带。哈里斯（1976）回答说，要成为一个激进派， 花费很大，几乎没有一个学术机构能够支付得起；在一个公立大学进行研究需要的是讲求实际而不是革命的主张。哈里斯认为，皮特的理论过于注重经济学并带有决定论的成份；它没有把文化因素考虑进去，例如黑人犯罪的比例失衡，美国南部及其它地区崇尚暴力的亚文化，它也没有考虑到任何经济体制都会造成少数人在满足他们的需要和依社会法定方式获取时的不利地位。但是他也无法提供另外一套可替代的理论：“我无法在头脑中形成有关

犯罪起因的理论，而且我根本无法用几页纸对现存的理论做出综合和价值判断”（p.102）。他鼓励皮特走出藩离，去参与当前制度下的变革。另一方面沃尔夫（1976）也指出，皮特关注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并不完全是一个激进派。

在 70 年代有两位地理学家卷入到大量的、常常是不友善的辩论中，他们是布赖恩·贝里和大卫·哈维。贝里（1972b）首先就哈维关于革命理论和少数民族居住区的文章发起了讨论。贝里怀疑哈维关于需要革命的推理是否会被接受：“由于‘许诺’，对手会悄悄地溜向角落，世界将会欢迎新的救世主，某种程度上社会变革会魔术般地发生”（p.32）。他强调在 20 世纪变革的力量不只需要逻辑的推理——“棍棒可能是最有效的”（p.32）—一哈维对逻辑推理的信奉是徒劳无益的。他还指出，无论怎样，哈维有关少数民族居住区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自由主义的政策是连续的，而且黑人与白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正在缩小（贝里，1974a）。哈维（1974a）回答道，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萧条必定是持续的，它将会使某一部分人——可能是内城的那些人——处于相对的贫困状态。

在评论《社会公正和城市》（哈维，1973）这本书时，贝里（1974b）批评哈维对经济的解释的依赖。贝里（1974b）以他评论丹尼尔·贝尔（1973） 关于后工业社会的主张为例，指出经济职能现在已从属于政治：“经济秩序

（和管理人员的权力）的自主性行将结束，而新的、不同的管理体制正在出现。总而言之，对社会的控制已经不是主要依赖经济，而是政治”（p.144）。

（他的观点先于 70 年代中后期的经济衰退及英、美两国“新右派”的政治反应，“新右派”主张大规模地减少政治控制，并使市场过程“自由化”）。哈维（1974b）回应道，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因为出卖劳动力以及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勾结还在持续，这种状况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考虑

（哈维，1976）。贝里（1974b）反驳道：

我相信在“体制”内可以产生变革。哈维认为这种变革将来自体制之外 的因素，只要哭墙边上的声音足够大⋯⋯总之，在追求可能的实利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之间、在现实主义和鲜花般芬芳的权力间，进行选择并不是那么困难（p.148）。

哈维（1975c）评论了贝里（1973a）的《城市化的人文后果》一书，该书研究了在不同时空下的城市化过程及相应的规划，哈维认为该书“满是浮夸、空洞无物”（p.99），显示出英美城市理论“实质上已经破产”，并且“正是典型的布劳恩·贝里制造了这些大杂烩”（p.99）。

认为城市化与资本形成、国内外贸易、国际资本流动等过程毫不相干， 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城市化实质上是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的过程——而后者在范围上是全球性的（p，102）。

哈维认为贝里没有讲出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但由于贝里是“有影响的和重要的⋯⋯他的影响具有潜在的破坏性”（p.103）。贝里的唯一答复是对社会主义地理学家联盟（哈尔沃森和斯特夫，1978）的总评价：

再没有比煽动一批不满者、狂人、秉性乖张者、玩世不恭者等等更可笑的事情了。总之，这个团体主要由这种人组成。在这个团体中几乎没有什么学者（p.233）。

除了这些非常极端的争论以外，另外一些讨论则表明，某些“自由主义者”其实一直准备认真地考虑激进派的主张；还有一些人则或多或少地回避

这些问题。例如奇泽姆（1975）宣称：

我完全同意“科学”范式并不适合我们的全部需要，并且必须补充其它方法和观点，同时我并不认为它应当被取代⋯⋯哈维希望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辨证”法。我已理解了这一“方法”，至今它仍然是有价值的。它似乎是一种抽象的信仰体系，并不是——像它的倡导者所认为的——一种理性思辨的模式（p.175）。

（参见奇泽姆，1976；塞耶，1981）。通常一些评论者认为激进派的观点是有价值的，但对他们而言，并不完全站得住脚。莫里尔（1974）在评论哈维的《社会公正和城市》一书中写到，“我被这种革命的分析方法深深地吸引，但我无法达到最后一步，即我们的任务不再需要寻求真理，而只需建立和接受一个特定的真理”（p.477）。金（1976）也寻求一条中间道路，

即一种经济和城市地理学，它必须直接参与社会变革和政策⋯⋯这样一种中间道路不会博得空想家的认同，他们视这种道路要么是赞同“现状”和“反革命”的又一种理论困惑，要么是急于建立精美计量理论结构的精神错乱，但它毕竟在地理学的核心地带，在各种认识论的丛莽中，在零乱的经验分析中，在应用研究的死节中，开出了道路（pp.294—295）。

他认为大多数的计量理论的地理学研究把寻求数学上的完美作为其最终目的，而不惜牺牲现实；他确信社会科学必然会为社会政策提供养料并产生社会变革；他同意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知识力量”，但是他又认为基于这种分析而开的药方要求其思想框架有操作上的实用性，而不是数学上的完美性。他的结论是要更多的计量研究（参见贝内特，1985a，1985b）。他后来指出：“空间⋯⋯应当看作是政治过程中的一种要素，是各种利益集团和不同阶级之间的竞争和冲突的对象”（金和克拉克，1978，p.12）。最后，史密斯（1977）得出结论：

马克思也许可以以他特别的明确性去解剖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并且洞察我们今天常常忽视的经济、政府和社会的根本一致性。但马克思并不掌握在当代复杂的多元社会中解决每一个问题的钥匙（p.368）。

辩论在继续进行，主要原因似乎是许多地理学家不能或不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行动纲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知半解——尤其表现在集中于严格的结构解释上，这种解释显然不承认有见识的个体的活动，而且不接受结构性的概念（见本书第 325 页）。因此莱（1980，p.12）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中有“某种隐藏的先验现象⋯⋯指导人类社会进程的方向”。这犯下了一个认识论上的错误，它否认或至少压制了主观性；也犯了一个理论上的错误，它低估了人类的行动可以更改事件进程的力量；还犯了一个道义上错误，它把人类变成傀儡并且危及到言论、集会和信仰自由。缪尔（1978）抨击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并且同样暗示马克思主义危及了个人从⋯⋯各种文献中“采撷和选择材料”（p.325）的学术自由。回应者指出了这种“智识上的正统性”和“没有结果的地理学”的缺陷

（马尼恩和怀特莱格，1979；邓肯，1979）。但是缪尔（1979，p.127）仍然相信隐藏的危险，诸如在“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毛泽东之类的个人要求崇尚行动主义，党员义务，以及个人的判断从属于党的意志的必要性”等方面。他认为，激进派地理学有助于理解问题，但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就把它置于某种纲领性的基础上了。沃姆斯利和索伦森（1980）认为马克思主义离题甚远，而且把注意力从“改良主义和切题”中转移开去。

邓肯和莱（1982）发表了对地理学中结构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广泛批评。这篇论文包括 4 个主题。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一种整体论形式，在这个形式中，整体——各种定义的资本、经济结构和经济过程等等——被赋予它自身的生命力：假定存在一个抽象的东西。这种行为（抽象的具体化：参见古尔德，1988）冒犯了个人是自觉的、自由的能动者的信仰（见邓肯，1980， 有关文化地理学中的整体论，以及阿格纽和邓肯，1981）——不过他们并不宣称接受另一种唯心主义，并认为“只有考虑个人行动的背景，才能对个人行为作出充分解释”（p.32）。第二，个人是整体的代表——通过个人的行动去实现整体的目标——而没有个人自由决策的权利。第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具有经济主义的形式，它提出经济过程是所有行为的根本原因。邓肯和莱认为这排除了许多其它的影响，并导致了第四个主题：“在每个地方每个时间都试图按照经济规律进行解释，会导致⋯⋯经验研究的危机”（p.47）。这里，他们作出了一个本质上是实证主义的批评：

结构性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形式既是同义反复的，在经验上又是无法测试的。其结果是对真实运行过程解释的神秘化（p.55）。

他们得出结论，人文地理学中结构性的马克思主义表述了一个关于个人的被动的观点，同时从使人困惑和未经验证的抽象整体角度提出种种解释。邓肯（1985）后来的研究表明他被结构性的观点所吸引，这种观点考虑的是在结构性范围内人类的能动作用——确实如马克思主义的大多数解释一样。另一些人批判结构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们不同意其对个人的处理方式，

他们希望在社会变革进程中基础结构与上层建筑之间能建立起一种更为可信的相互关系的模式。格雷戈里（1981）提出了 4 种模式（见图 8.3）：

1. 抽象概念具体化，个人的行动完全由整体决定——就象结构马克思主义那样否定人类的能动作用。

2. 唯意志论，社会没有独立的主体，而是由自由个体的行为所构筑的。

3. 辩证的再生产，整体创造个体，而个体的行为影响整体——整体反过来又创造下一代的个体。

4. 结构性，以个体（而不是整体）开始，然后采用持续的辩证方法描述个体和社会。

格雷戈里比较认同 4 种模式中的最后一种，因为它把人本主义与唯物主义（或结构主义）完整地结合起来，而诸如邓肯和莱利之类的批评家却没有做到这点。（参见思里夫特，1983）他认为，这种结合将认可社会的唯物主义基础——基础结构——并且认同人的能动作用。人本主义地理学不应当与科学的方法对立，而应当承认：

个体和社会间持续的循环关系是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形成和再造的基本内涵（p.15）。

这些不同的观点都是基于对人的能动作用性质的概念的不同解释（或者如人们所称的“人的模式”）。对这些概念的评论，见贝纳斯（1988）、克拉瓦尔（1983）、哈里森和利文斯顿（1982）、范登拉恩和皮埃斯马（1982）。除了这些有关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应用性的争论以外，另外一些地理学家

一直反对诸如格雷戈里（1978，1980）对计量空间科学的批评。如贝内特

（1981d，p.24）认为：

许多指控计量地理学为实证主义的批判显然是搞错了对象，这是毫无批判地接受了由哈维 1969 年提出的将科学当成实证主义的观点。从而在三方面对计量地理学产生了有害和破坏的影响。第一，它认为科学的和经验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没有社会价值；第二，它常常否认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之间的联系；第三，它常常完全否认地理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

（在别的地方，他把这种批判描述为“这种观点往好了说是一种文不对题的错误陈述，往糟了说是荒唐的精神错乱”；贝内特和里格利，1981，p.10）。其论点是计量化并不需要归为实证主义。从哈维的《地理学中的解释》一书中，贝内特得出 3 个信息：地理学主要是一门归纳的科学，是一门客观的科学，并寻求普遍的规律。但“每一条信息都仅是该书试图描述的地理学文献和观念的一部分”（贝内特，1981d，p.13）。他主张激进派和计量方法必须：

在实际研究中结合起来，在对环境、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与空间、历史因素和特定的思维方式及其空间—政治表现的综合中结合起来⋯⋯在对地理学主题的重建中结合起来（p.24）。

他希望保留一门单独的地理学学科（人文和自然地理学），其中，计量地理学——“从来⋯⋯没有真正发挥积极作用”（贝内特和里格利，1981， p.10）——占据着中心地位，它回答的是“社会准则、社会分配、政策影响以及批评家强调的人文关怀等基本问题”（p.10）。对于许多“激进派”而言，这是一种维持现状的观点（p.196）。

1985 年，思罗尔（1985）在一次会议上作了“科学的地理学”的报告，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一致认为，“理论和模式相结合，数据测量和模拟相结合，估计和验证相结合的领域是地理学研究的中心”（p.254）；他强调， 这样一种观点应该用于改善地理学在科学中的形象并且“在地理学中应用科

学的方法”。他把科学与数学、统计学及计算机科学等同起来的观点受到了德赖弗和菲洛（1986）的挑战，他们认为“科学不只是技术”（p.161），他们还认为这种明显的技术专家论的观点“实际上排斥了所有其它的解释方式”（p.162）。思罗尔（1986）对此作了答复，并阐述了 3 个主要的地理学传统：人本主义的、科学的和纯理论的。他声称科学的地理学是一种“研究哲学⋯⋯明显不同于早期的计量地理学运动”（p.162）；他提倡进行这样一种研究，即遵循从假设—试验到理论—创造和验证这一过程，而不是区域地理学家的经验主义或者纯理论的乏味研究。

这种把地理学当作一门应用的、计量的学科，而不接受实证主义的观点， 一直受到批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 D.史密斯（1984），他在一篇自传论文里得出结论说：

坦率地说，我不想再过多地关心地理学，这是由于它的沾沾自喜的固步自封、令人作呕的思想狭窄的沙文主义。除了地理学家还有谁会幼稚地寻求统计方法、模型和范式，并把它们当成似乎是对任何人除了他们自己以外至关重要的一场“革命”？⋯⋯有谁想要看这些内容？它对人类状况的改善极少作出贡献，我们怎么能够认真严肃地看待它？地理学很多时候是毫无意义的、哗众取宠，这些在“计量革命”时期表现得尤其充分（p.132）。

默瑟（1984）也提出某种类似的评论，不过他注意到：

在最近几年看到一些小的——也许是暂时的——退离发疯的、过剩的、对平坦均匀的大地进行计量的地理学，而逐渐认识到现实并不是美妙有序， 而更多地是矛盾、紧张和不协调。对于地理评论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人本主义者——来说，令人生畏⋯⋯的任务（是）⋯⋯为反对幼稚的、盲目的和技木专家论的专断而战斗（p.194）。

他的目的是揭露“技术专家式地理学”的真相，并把注意力从诸如“如何根据就医方便划定保健区“之类的题目转移到“致病的原因”等更深刻的题目。他以及类似的评论家强调的基本的思想是：选择一种特定的研究形式， 使研究成果能得以利用，这涉及到（尽管可能没意识到）思想观念的选择， 不同的科学概念是基于对科学效用和科学效用在其中发生作用的社会秩序二者的不同理解。

另一些研究者曾经试图将实证主义、人本主义及结构主义的一些观点揉进人文地理学中（如克里斯滕森，1982；更为全面的评论，参见约翰斯顿， 1986f）。有些尝试仅是昙花一现，如一篇把灾变理论（p.127）和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不连续性联系起来的论文（戴和蒂凡斯，1979，pp.54—58；亚历山大，1979，pp.228—230）。海力主一种经验的、分析的地理学，它

同时又是法则地理学，即把诸如城市地租理论的运作进行实证主义的观 察和理解；也是解释地理学，即识别对于参与者（无论主动或被动）来说城 市地租体制的含义；也是批判地理学，指出当前城市地租体制是资本主义制 度某种程度的演变，但它承认它的某些特征是“恒定的规律性”。

利文斯顿和哈里森（1981，p.370）在某种程度上以同样的方式看待： 人本主义地理学，它同时是批判的，应该对我们的预想提出异议，而不

是支持；它也是解释的，解释行为后面的动机；同时它还是经验的，检验对客观世界进行的主观解释。

应当注意，他们不包括法则——或归纳概括——的成分在内。

某些人，尤其是对实证主义的评论家，认为不可能进行这样的综合尝试，

因为各种观点是不相容的：格雷戈里（1978a，p.169）将其称为“原始的折衷主义”（参见格雷戈里，1982b；艾尔斯和李，1982；哈德森，1983；莱因德和哈德森不适当地将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放在一起，1981）。问题在于实证主义，而不是计量化（沃克，1981b；但参见塞耶，1984，以及约翰斯顿的回应，1986a）——因为由于它的法则导向以及它深信人文地理学家能够发现“永恒的规律性”。目前，主要的联系存在于结构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研究之间（如艾尔斯 1981 年所指出的），它们都研究在结构范围内有见识的行为者的活动。大多数人本主义的研究，如人文地理学家所表现出的，完全把目光集中在作为一个自由的决策者的个人身上，而不管他是否受结构的约束或者个人的决策能力如何在社会条件中得以发展。但是，如几个作者所指出的（例如 S.邓肯，1981）那样，人文地理学作为一门经验学科必须将研究上层建筑内人类行为的方法，与发展基础结构中的现实主义理论的能力紧密结合（约翰斯顿，1983c）。这种紧密结合代表的是一种积极的批判态度，而不是如本章前面讨论的完全消极的争论。

地理哲学之间的直接争论越来越少，而对不同方法效用的争论却日益增多。70 和 80 年代在英国和北美发生重大经济衰退的时期，“新右派”政府要求加强教育和研究，因此在地理界受到相当大的压力去推进应用地理学的研究和实践（泰勒，1985c，介绍了压力的历史背景）。某些人，如贝内特

（1985b）、奥彭肖（1989）以及其他人认为这涉及把地理学家的技能置于实用的状况下而无须考虑哲学问题；应用地理学家就这样成为技术员（如加特雷尔所述，1985），他们无形之中接受了这一现实，即要利用他们的技能来工作。但是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哲学问题仍然十分重要。戈列奇等人（1982） 反对哈特（1982）在他论述区域地理学时的论点，即

我们不能允许那些挥舞着科学的大旗的人威逼我们做什么事（p.5）。戈列奇等人认为：

我们同样不允许那些挥舞着反科学的大旗、那些反对这个学科所有科学的东西和那些强迫我们返回到我们刚刚挣脱的描述泥潭的人来威逼我们做什么事（p.558）。

但是，对应用地理学来讲，大多数争论表明，应用地理学应建立在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哲学的基础上；而反方的论点，即人本主义科学可以用来提高自身及相互的了解，以及现实主义科学可以用来推进社会变化，却很少表述

（约翰斯顿，1986a）。

地理学在有关哲学问题上的争论有所减弱的进一步原因是由于本世纪70 年代以后所发生的一切使有些人相信可以采用折衷主义多元论的观点（见约翰斯顿的讨论，1986f），某些人进行了经验主义的工作（常常采用行为地理学的模式）而不关心那种实践的任何哲学流派（见弗劳尔迪，1986），而其他人也基本上接受了现实主义的观点，寻求在折衷主义多元论的框架内进行他们的研究活动。例如古尔德（1985a）写道：

马克思主义对地理学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利用它的观点来观察世界已经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研究方法。需要强调的是表面上的事物并非总是它的本来面目，并且深入表面的现象去挖掘获得“深层次结构”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这一点非常正确（p.296）。

但是他又接着批判马克思主义者宣称自己掌握了真理，批评他们对“非信仰者”的傲慢态度、他们对经济力量的过分关注、以及“救世主式主张，

即随意并常常牺牲人类今天的生活去换取某种明天许诺”（p.300）。